向忠发真的是被捕后第二天就被仓促处决了吗?

文:陈益南  

  向忠发被捕后,仅仅一天的时间就遇害了,他的死,究竟是国民党特务机关酷刑逼供下的意外,还是正常处决?

  中共第六届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抓捕后,竟然只经过不到两天的时间,就被国民党方面予以处决。此事,多年来一直令人很难理解:国民党当局为何不像以前与以后的那样,充分利用被捕中共领导人物自身的潜在价值,扩大抓捕战果,从而达到最大限度地摧垮共产党组织的企图,却居然如此匆匆忙忙就将向忠发枪决了呢?

  近日读《熊式辉回忆录》,从中发现了若干历史细节,对解开这个疑团,似乎有些帮助。

  熊式辉是原国民党陆军上将,1974年在台湾去世。2010年出版的《熊式辉回忆录》,是以他于1907年至1949年所写的日记为基础,编纂而成,不是通常那种纯凭记忆而撰写的回忆录,因此,其史料价值颇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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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忠发被捕  

  先简要回顾一下向忠发被捕的历史画面:

  1931年6月22日上午9点多,从事地下工作的向忠发,离开陈琮英与杨秀贞所住的“德华”旅馆,到上海市法租界内善钟路的“泰勒”租车行(英国商人开办的),准备租汽车返回其在小沙渡路的住所时,被国民党特务和租界巡捕抓捕,即被押往嵩山路巡捕房,随后又解往卢家湾巡捕房政治部(卢家湾是法租界七个巡捕房之一,也称中央捕房,法租界警务处就设在这里)。

  第二天,即6月23日,媒体发布了向忠发被捕的消息。上海《申报》刊登了一则由远东社发出的消息:“向忠发共党首领,于昨日(二十二日)上午九时三刻,在法租界善钟路被捕,当送嵩山路巡捕房,旋解卢家湾政治部。闻警备司令部以该犯为共党首领,刻已派员引提。”

  天津《大公报》的一则消息,也大同小异:“传共党首领向忠发,晨在法租界善钟路被捕,押法捕房,警备部已派员引提。”

  媒体所称的“警备部”,即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是国民党政府在上海的最高军事机关,也是负责镇压任何反对国民党政府之政治活动的机构,地处上海市徐汇地区的龙华镇。淞沪警备司令部设有一座监狱,龙华看守所,专门关押被其抓捕的“犯人”。看守所后面的一大片空地,即是处决“犯人”的刑场。穆欣在《关向应传略》一书中说:“1927年至1937年间,这里被囚禁过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达9000人,惨遭杀害者800多人。”

  1931年6月在任的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是时为国民党陆军中将的熊式辉。熊是1928年9月以国民革命军第五师师长身份担任这个职务的,1930年12月9日,蒋介石命令熊式辉兼任在江西的国民党军“剿共”总司令部的参谋长,但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司令一职,仍由他担任。

  向忠发于22日上午9点多在法租界被捕后,然后又被国民党方面引渡,解押到了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

  向忠发是何时被转押到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呢?

  是他被捕的翌日,即23日。  

  张纪恩的回忆  

  原煤炭科学研究总院上海分院顾问、革命老人张纪恩,是因向忠发案而牵连被捕的四个人之一。1931年时,张纪恩是上海中共中央机要一处的负责人,他的住所楼上,就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常来阅读文件与开会的地方,向忠发也经常来此。

  叶永烈在《出没风波里》一书中,写到了张纪恩当时被捕的情况:“1931年6月23日凌晨一时,恒吉里那幢石库门房子突然响起急骤的敲门声。显然,来者不善。张纪恩知道事情不妙,但在砰砰的敲门声之中,不得不去开门,在开门之前,他把灶间窗台上的淘米箩取下——那是警号,取下后表示发生了‘情况’。开门之后,大批穿藏青色制服的中西巡警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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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纪恩回忆说:“来的是公共租界戈登路捕房中西巡捕,即碧眼黄发的外国巡捕带领中国巡捕(三道头)。此外,还有两三个中国的侦缉员。”

  张纪恩夫妇的住所,即中央机要一处,原保管有两大箱中共中央文件。但在向忠发被捕的前一天,即6月21日,中共中央派徐冰和浦化人,将那两大木箱文件运走了!

  显然,因顾顺章叛变,中共中央可能认为恒吉里的机关有些不安全,所以采取预防措施,运走了文件。不过,谁都没有料到事情如此急转直下——在文件运走的翌日,向忠发就被捕。不过,到张纪恩夫妇被捕时,这里已没有什么对国民党有利的东西了。

  叶永烈在书中还说:“向忠发在被捕的翌日——6月23日,被引渡到上海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

  这个历史细节,是叶永烈采访张纪恩所得,应当是可靠的。

  因向忠发案而受牵连被捕的陈琮英,在她于1988年写的《关于向忠发叛变的事实情况》一文中,也说了住在“德华”旅馆的她和杨秀贞(与向忠发同居的女人),在22日上午向忠发离开“德华”旅馆并被捕后,她们也被抓到巡捕房的事。陈琮英说:“向忠发被捕当天下午,我和向的小老婆也同时被捕,被押到巡捕房。随后,张月霞与她当时的丈夫张纪恩也被押到。”

  这些情况说明了两点:

  第一,23日凌晨一时之前,向忠发还被拘押在法租界巡捕房。

  第二,向忠发被捕后唯一供出的四个人,都是租界巡捕为主去抓的,开始都关押在巡捕房。

  张纪恩及其爱人张月霞都是共产党员,但向忠发当时没有供出这一点,甚至连二张的真实姓名都没有说,致使他们能一直以假名字应对巡捕房与国民党。确切地说,向忠发供出的只是已空无机密的恒吉里中央机关的地址。而陈琮英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杨秀贞就更不是了。

  因此,向忠发被引渡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后,就只有23日一个白天,加一个夜晚了。到第二天,即24日凌晨3点,向忠发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就被处死了。

  好不容易才抓到手,却仅仅只经过一天时间,就将中共中央的头号人物给枪决了!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人难道是疯了,或是弱智到家了?  

  权威的解释  

  对此,连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于几十年后,在他的回忆录中,还很惋惜地说:“这样的处置,对我的工作的开展上,实在是种损失。”

  对于国民党方面为何会迅速处决向忠发的原因,比较权威的解说,资料有二件。

  其一,是原中共特科工作人员陈养山所述《关于向忠发的被捕与叛变》一文(刊《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二辑),陈养山在文中回忆说:

  向忠发之所以很快被枪决,是由于电报转发中误了时间造成的。向忠发被捕后先关在法捕房,后解到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部立即电告蒋介石,说抓到了共产党的总书记。当时蒋介石在庐山,接到电报后立即批了“就地枪决”几个字,后又接到第二封电报,说向忠发投降、叛变,蒋介石又批了“暂缓处决”几个字。但等第二份批文发到上海时,向忠发已被枪毙了。

  其二,是研究中共秘密战线历史的专家尹骐先生所著的《潘汉年传》(1991年9月出版)及《潘汉年的情报生涯》(2011年11月出版),在这两本著作中,是这样披露的:

  警备司令部熊式辉在向忠发被引渡过去之后,曾密电正在江西前线的蒋介石,请示如何处理,蒋的复电是“就地秘密枪决”。……

  据警备司令部总务处处长说:当熊式辉密电蒋介石请示如何处置向忠发时,还不知道向已决心自首叛变。蒋接电后立即复电就地秘密枪决。军法处审问时,向忠发虽然作了自首叛变的供词,熊式辉却没有再呈报,即按蒋的复电执行了。

  因而,向忠发之死,都是与熊式辉与蒋介石往复的这几封电报密切相关。

  但是,这个解说,现在看来,似乎并不可靠。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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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式辉当时并不在上海  

  因为,现在我们已知道,作为电报的事主,即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当时他并不在上海!

  据《熊式辉回忆录》载,在向忠发被捕前后之际,熊式辉所记录他本人的活动行踪是:

  (1931年6月)18日,余骨创甫痊,挟杖赴赣就兼任总司令部参谋长;19日,抵南昌部署粗定;20日,默察内外情势;22日,(蒋)总司令抵南昌,召集将领会议;25日,总部令何应钦为剿匪前敌总司令。

  其中,“余骨创甫痊,挟杖赴赣”,是因半年前,熊式辉乘飞机从上海到南昌参加一个会议时,飞机失事,熊被摔伤腿骨。故这次赴江西,需要挟拐杖。

  这就是说,在向忠发被捕前后,熊式辉已到江西南昌,就任所兼的“剿共”总司令部参谋长之职,而根本不在上海。并且,是同蒋介石一起,在江西南昌国民党军的“剿共”总司令部,共谋第三次对江西苏区的围剿战事。

  既然熊式辉连人都不在上海,他怎么会就向忠发被捕一事向蒋介石发密电呢?何况,当时,他天天就与蒋介石在一起,真有什么事,他还用得着给蒋介石发电报吗?

  因此,上述几封所谓熊、蒋的示复密电,应根本就不存在。

  会不会是上海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其他人,给熊式辉发了请示电报,而熊就近请示了蒋介石,又再转发给上海方面了呢?

  《熊式辉回忆录》中,没有这样的记载。不仅没有说这样的示复电报之事,甚至连向忠发被他治下的淞沪警备司令部捕获的大事,在洋洋近四十万言的日记型回忆录中,熊式辉都没有半个字的说法。

  这有点奇怪。

  因为,对于凡抓捕到中共高层人物之事,国民党方面的当事人,无不以此为功,必会大肆渲染。例如,指挥抓捕了顾顺章的国民党武汉市警察局局长、中统头目蔡孟坚,在其晚年出版的回忆录《蔡孟坚传真集》中,就洋洋自得地详细披露了他如何利用中共叛徒去抓顾顺章的经过,并自吹“差点改变了历史”。而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在其回忆录中,也不讳避包括先是抓捕、后又如何处死顾顺章的事情。  

  熊式辉的难言之隐  

  对向忠发的被捕与处决,熊式辉为何却无任何说辞呢?

  熊式辉在他的回忆录中,充满了对共产党的抨击之语,开口“共匪”,闭口“朱毛匪军”,因此,对中共首脑人物的被捕,他不会有任何同情。但,对抓捕向忠发一事,他却居然只字不提,岂不反常?

  是不是无关军事的事情,熊式辉便不记录?

  也不是。

  对于1929年12月21日他派人在上海租界内侦察、并于22日逮捕国民党“西山会议”派首领居正等人,及1931年8月30日在上海,国民党当局抓捕共产国际远东部工作人员牛兰、缴获若干共产国际文件的事,熊式辉在回忆录中,都记得清清楚楚。然而,独独对离牛兰事件仅仅两个多月的向忠发被捕一事,熊却未置一字。

  这一切表明:熊式辉对于向忠发被捕与随后处决一事,可能有着难言之隐,不能说,不愿说。就是事情过去了几十年,也铁心让其尘封于历史。当时他人虽在江西,但淞沪警备司令部,毕竟仍是以他为首,因而,为“淞沪警”隐,也就是为他熊某人隐。

  在向忠发的问题上,熊式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难言之隐呢?

  现在尚没有任何证据,能回答这个问题。  

  解开历史谜团的密钥  

  但我们可以从两个事实中,试作一个推测。

  这两个事实就是:

  一、向忠发被捕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后,只经过了一天时间,竟就被处死了,这明显不符国民党当局应对被捕共产党员之办案成规。二、作为重要事主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其司令熊式辉对此事,即便在几十年后,也仍然不作任何解说。

  因而,比较符合逻辑的结论就是:向忠发的死,是一个意外,是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一个作业差错,而所谓“处决”云云,纯为虚构宣传。

  并且,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这个作业差错,错的程度很大,大到熊式辉几十年后还不愿面对。

  是什么作业差错呢?

  据张纪恩说,当时国民党军法处的审问者,给他看了一张向忠发坐电椅受刑的照片,意思是警告张不要步向忠发后尘。

  这张照片,就是解开历史谜团的密钥。

  再让我们整理一下向忠发被捕事件的时间表:

  6月22日上午9点多,向忠发在法租界内被捕,拘押到巡捕房。

  随后,陈琮英与杨秀贞也被抓捕,并关押到巡捕房。

  23日凌晨,向忠发供出了中共中央机要一处地址,致使张纪恩夫妇也被捕,并拘押到巡捕房。

  23日凌晨之后,向忠发被引渡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

  24日凌晨3时,向忠发就被处决。

  因此,向忠发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最多只活了26个小时。

  现在我们已知道,在这26个小时期间,第一,中共再没有人因向忠发的被捕,而发生有党员遭到国民党方面逮捕之事。

  第二,显然,向忠发并未作出国民党方面最想要的招供。

  的确,向忠发被捕后,曾作有一份供词。据张纪恩回忆,他在被转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受审时,审问者给他出示过向忠发的供词,张纪恩说:“向忠发的供词,那是用毛笔写在十行毛边纸上的,约两三页。”

  仅仅二三页的十行毛边纸,还是用毛笔写,那能写几个字?

  1933年10月,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出版的《转变》一书,刊登了一篇有数千字的《前共党中委兼总书记向忠发的自供》,详细有序地叙说了中共很多重要的组织及重要人员的情况,声称是向忠发被捕后的供词。

  然而,在这篇供词,有很多疑点。

  例如,“供词”中涉及的关向应、余昌生等几名中共活动家,向忠发被捕前,均已化名被关押在国民党龙华监狱内了,而向忠发也都知道。但向忠发的被捕,却并没有暴露这些人,没有影响他们处境的恶化,而且他们不久后均被保释,安全出狱了。张纪恩、张月霞的情况也是这样,他俩不仅始终未暴露真实姓名及共产党员身份,而且,很快张月霞就获释,而张纪恩也只是以“窝藏赤匪,隐而不报”的罪名,被判处五年徒刑。

  再则,张纪恩亲眼看到向忠发的那份供词,即那仅仅两三页的十行毛边纸内,显然,是不可能有数千字内容的。

  实际上,《转变》中那些真真假假的内容,若由当时叛变不久的前中共特科头头顾顺章捉刀来炮制,那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而国民党特务机关搞造假把戏,来对共产党人进行心理战,在当时是常有的事,如国民党特务机关1932年2月在上海几大报上刊登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欲离间中共人员、诬害周恩来的事件,就是显著一例。

  因此,所谓《前共党中委兼总书记向忠发的自供》,伪作的可能性很大。

  而如果所谓向忠发的自供是伪作,如果向忠发在这26个小时内,是拒不供出国民党很需要的东西,那么,国民党特务机关对付向忠发的,就必然是刑讯室“待遇”:施以严厉酷刑,拷打逼供。

  对此,前述那张向忠发受电刑的照片情况,就是铁证。

  由此,当时年已52岁的向忠发,会不会暴毙于国民党特务机关逼供的惨烈酷刑之下?

  如果真如此,在向忠发问题上,对熊式辉为何始终处以缄默,就不难解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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