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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待中的心理操纵为何频频得手?来自社会学的思考 | 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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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纵横》2019年12月新刊上市

✪  Paige Sweet | 美国哈佛大学

《文化纵横》微信:whzh_21bcr

【导读】近日,一则名校男生疑似精神控制女友而致其自杀的新闻引发舆论震惊。事实上,“精神控制”泛滥已久,在近年披露的大量性侵事件和PUA“把妹教程”中,可以看到大量精神操纵的例子。局外人会感到诧异:受过良好教育、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女性为何会被男性的说辞牢牢套住,甚至遭受虐待也不愿或不敢将自己的经历公之于众?翻阅此前报道,并没有文章真正分析亲密关系中的精神控制是如何实现的,本文恰好填补了空白。文章认为,亲密关系这一私密情境,是个满载权力的场域,其中沉淀着种种结构性不平等。而心理操纵正是运用与女性有关的刻板印象和制度性脆弱,在受害者心里创造了一种“超现实感”,使其相信施虐方情有可原,甚至觉得自己才是错的那方、觉得自己精神出了问题、自己的记忆出了差错。这一分析有助于启发我们更好地理解今天广泛存在的亲密关系中的不平等。文章由“社會學會社”摘译自《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019年10月刊,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1944年的电影《煤气灯下》(Gaslighting)讲述了Paula的新婚丈夫Gregory是如何孤立她,并让她相信自己疯了的故事。Gregory采取的方法就是将煤气灯调得忽明忽暗,然后坚持告诉Paula那是她自己的幻觉,从而摧毁Paula对自我的认知、扭曲她对现实的认识,最终接受他强加给她的现实。此后,“煤气灯“(gaslighting)逐渐成为了一个常用的英文词汇,用来形容施虐者在政治或人际关系中所进行的心理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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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典中gaslight一词的动词含义)

社会学家一直忽视了这一现象,将其留给心理学家进行理论说明。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心理操纵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有别于心理学分析,社会学需要说明宏观的社会不平等是如何转化为微观的虐待的。多年来的研究揭示,任何虐待都源自不平等的社会环境。

 

“煤气灯”操纵法的社会学理论

 

本文将在以下两方面拓展有关“煤气灯”操纵法的理论:

 

1.“煤气灯”操纵法是在不平等的亲密关系中制造出“超现实”的环境的结果。

 

社会学理论必须说明“超现实”是如何在充满权力的亲密关系中被创造和维持的。通过说明“煤气灯”操纵法是如何系统性地将受害者建构为“不可理喻的”和非理性的人(尤其是依赖于有关女性气质的刻板印象进行建构),将“煤气灯”操纵法和其他心理虐待形式区别开来。

 

2.“煤气灯”操纵法是施虐者运用以性别为基础的刻板印象、交叉性不平等和受虐者所面临的制度脆弱性的结果。

 

“煤气灯”操纵法的存在必须依赖于社会、政治和经济权力分配的不平等。社会不平等问题和文化刻板印象为精神操纵策略提供了基础。更进一步来说,“煤气灯操纵法”是性别化的,因为它将“女性气质”和“非理性”联系起来,从而让女性在面对这种虐待时更为无力。本研究发现,“煤气灯”操纵法对边缘女性的影响更为显著。这些处于社会边缘的女性可能经历了更多的制度性监视,并且缺乏制度性信任。

 

“疯婊子”:性别和“煤气灯”操纵法

 

“煤气灯”操纵法将心理虐待和口头辱骂结合在一起,让受害者倍感混乱,形成一种丧失了现实感的整体感受。而当这种操纵策略发生在两性之间的权力和控制模式中时,会变得非常有效。受访者们谈及她们亲密关系中产生的凌驾于其上的超现实感时,都描述了施虐者是如何扭曲现实、颠倒黑白,从而在受害者的思维中制造出一块“模糊地带”,以操纵、搞混并控制受害者的心智,最终实现改变受害者对现实认知的目的。Adriana在接受访谈时,将她和施虐者的关系形容为一环紧扣着一环的模样,而她身处其中却并不知该如何进退。所有的女性,无论她是哪个种族、有着怎样的社会经济地位,都能识别出一种混乱且扭曲的敌对氛围。这种氛围是性别化的,因为“疯狂”、“不理智”(crazy)等形容词都是和“婊子”、“母亲”或者一些女性身体器官联系在一起。

 

在“煤气灯”操纵法中,一种认为女性是情绪化的、无法理性思考的想法被发展为一套羞辱的言论,将女性建构为“疯女人”,从而逐步削弱女性对现实的看法。受访者常常描述施虐者是如何将她们的行为和“愚蠢的”、“粗心的”和情绪化的形象联系在一起。在所有案例中,男性都使用了“疯女人”或“疯婊子”的标签。运用男性气质所赋予他们的“理性”,施虐者将受虐者和缺乏理性的女性气质联系起来。一些受访者说,相比于心理虐待,她们宁愿遭受身体虐待,甚至有时用一些自残的方式来避免发疯。Maria S.就相信,身体暴力起码能证实虐待是真实发生了的。

 

许多案例说明,“煤气灯”操纵法和潜藏着的控制模式相关。在这种控制模式中,女性无法逃离,无法和自己的社会网络与其他的救援机构取得联系。比如,Susan讲述了她的前任运用颠倒黑白的方法,让她看起来才是所有事件的始作俑者。当和其他策略结合起来时,这种颠倒黑白的方法非常有效:Susan的前任告诉孩子们Susan疯了,还跟踪Susan,监控她的短信和电话,然后坚称Susan有妒忌之心。当前任切断她和亲近朋友的联系之时,Susan渐渐意识到他在操纵她的思维。Susan的前任甚至剪断电话线,让Susan无法报警。

 

通过建立并强化“女性气质”和“情绪化”、“非理性”之间的联系,施暴者让女性陷入失去现实感的混乱境地,该区域的形成依赖于不平等的亲密关系中对性别刻板印象的操纵。

性和“煤气灯”操纵法

进一步而言,“煤气灯”操纵法根植于性别化的有关性别的社会结构中。在我所访谈的女性中,施虐者对她们“性尊严”的攻击时常可见。这些攻击来自于一种认识:女性和“欺骗”、“危险”和“威胁”有关。对此的侮辱成为“煤气灯”操纵法的一部分,以建立起一个恶劣的超现实环境。有关女性在性方面是不安分的、容易不守规矩的潜在文化认识,尤其是那些有关非裔或拉丁裔女性是“坏女孩”的观点,为毁灭女性对现实的正确认知提供了基础。施虐者经常说女性在性方面是轻率的、不诚实的,并且需要男性的控制。比如,一位41岁的拉丁妇女Rosa讲述了她的前夫是如何编造出一段她出轨的故事,并说服她相信这是真的。他用这些故事合法化自己跟踪Rosa的行径,以及Rosa回家后殴打Rosa的行为。Rosa经常不得不为自己辩护,这也是在为她的“性尊严”辩护。Margaret的丈夫则迫使她认为,她的穿着、发型和妆容吸引了太多人的目光。她开始相信丈夫告诉她的说法:其他男人都在不怀好意地看着她。所以,Margaret开始穿运动衫,开始过度进食。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放弃打扮自己。Carla的丈夫也喜欢在下班回家时,看到Carla是一副凌乱的模样。否则,“他就开始不停告诉我……我肯定是卖淫了”。Carla的丈夫总是不断说服她,让她相信自己和邻居家的男人睡在一起了。他指指点点着路上往来的男人,让Carla来辨认哪个是等她的“情夫”。他因为Carla带着“子宫环”而叫她“卖淫的”,并且强迫她摘掉子宫环。

“煤气灯”操纵法强迫女性压抑自己的性表达,把自己藏在家中,不再表现出自己的女性气质。编造出轨故事的做法,通过对女性“性身份”的攻击,侵蚀着女性对现实的认识。这种做法是理解“与性别有关的一套属性”是如何成为“煤气灯”操纵法的基础,又如何成为其结果的关键:在有关性的刻板印象中,女性的“性”已经是一块极其脆弱的领地,极易成为“煤气灯”操纵法所利用的对象。“煤气灯”操纵法通过操纵有关女性“性”的刻板印象,对女性进行攻击,制造了一个限制女性自主性和行动力的超现实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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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性脆弱和“煤气灯”操纵法

 

施虐者常常利用女性在一些机构中缺乏可信度的现象,运用女性对此的恐惧,让女性看起来是愚蠢的、失去理智的样子,从而进一步控制受虐者。这种手段在孤立、隔离和诱骗女性方面非常有效。而那些通常被认为对受害者有帮助的制度,反倒成了“煤气灯”操纵法的帮凶。本文中,我关注移民制度、警察部门/法院和精神卫生系统。

 

1.移民制度

施虐者对移民制度的运用和性别息息相关,因为那些未登记的非法移民妇女经常需要依靠性关系来维护自己的法律地位。这种会被替代的感觉以及无助的感受,增强了施虐者营造的超现实感。Fabiola的前任告诉她,没有其他人会要她,因为她“只是一个墨西哥人”,而他有权如此虐待Fabiola,因为他是美国公民。Liz的丈夫则坚称没有人会要她,因为她是一个非法移民。并且,为了让Liz相信自己患了癌症,Liz的丈夫虚构了医生会诊和化疗,从而让Liz不得不和他在一起。因为Liz害怕通过医疗系统的记录被追踪,所以无法识破丈夫的谎言。对于Fabiola和Fiz来说,施虐者不仅是在侮辱她们,更是让她们感到自己处于流离失所的境地。

  

2.警察部门和法庭

Susan在男友殴打她后报了警。当Susan努力告诉警察发生了什么时,她的男友却周旋在警察与她之间,让一切看起来就像是Susan编造的故事,就像是Susan产生的幻觉。Susan在警察面前的可信度已岌岌可危,因为她给警察打过太多次电话。Susan的男友正利用这一点。他指责Susan是一个“疯婊子”,让警察不再相信她。这种对女性不能提供可信证词的强调,也是“煤气灯”操纵法的性别内核的一部分。受访者们常感觉,法院官员和警察更可能相信男性的话,因为他们更擅长讲故事。Susan的男友正是运用体制对Susan的不信任,剥夺了她诉说自己遭受暴力的权利。

 

Susan等人的经历说明,警察和法院等制度对“煤气灯”操纵法的实施而言十分关键,尤其当操纵对象是黑人女性时。当施虐者获得对叙述的垄断,开始颠倒黑白,将女性塑造为非理智的形象时,法律系统成为“煤气灯”操纵法的关键部分。因此,制度权威经常成为“煤气灯”操纵法不知情的合谋者,将女性置于遭受暴力和失去可信度的境地中。

 

3.精神卫生系统

女性在精神卫生系统中也很容易受到伤害。我所采访的女性经常谈及精神卫生系统在“煤气灯”操纵法中扮演的角色。一些女性被隔离于精神卫生系统之外,一些人则被迫接受精神卫生系统的服务。这两者都运用了女性有关精神卫生的污名,将她们塑造为“疯子”的形象。

 

女性十分害怕施虐者将她们建构为“疯女人”,尤其是可能因此丧失对孩子的抚养权,或者失去在社会网络中的可信性。Margaret的第一任丈夫就曾威胁,在她看精神医生后会带走他们的孩子。他通过对精神健康治疗的污名化,阻碍Margret在产后抑郁时寻求帮助。Lusia则经历了另一种“煤气灯”操纵。她的前任强迫她去看心理医生。他十分容易就实现了对Lusia的操纵。因为,作为新移民,Lusia被精神卫生系统吓坏了,并且相信男友有能力把她送进精神病院。她的男友甚至让她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强迫她进行有害的性行为。当Lusia想分手时,他又威胁会将Lusia的内裤带给Lusia的老板,揭露她有多淫荡。Lusia觉得自己就是问题所在,因为作为移民,她不知道美国的恋爱关系是什么样。

 

当施虐者运用女性对一些制度的畏惧,或者在一些制度中不具可信性的现实之时,这些制度都被转化成了对女性的伤害。借由此,制度成为“煤气灯”操纵法的常规部分,让受害者孤立无援,加剧了她们对现实认知的失真感。

 

案例拓展

本文认为,“煤气灯”操纵法根植于满载权力的亲密关系中,创造了一种超现实感,并运用了与受害者有关的性别刻板印象、交叉性不平等和制度脆弱性。这一理论详细说明了抽象的社会不平等是如何被转化为人际关系的武器。

该理论还可以被运用到家庭暴力意外的情境中。我们可以设想以下两者间的关系——一个50多岁的白人学术导师,和一个20多岁的非白人工薪阶层研究生。导师没有使用身体暴力或性暴力,但经常让学生当“学术劳工”,却不在公开发表时承认学生的贡献。他经常叫学生分享自己的学术观点,然后说服学生相信这是他自己的观点。坚称如果没有他的帮助,学生肯定想不出来。当学生抱怨的时候,导师就说他是过分敏感的千禧一代,并不了解学术。导师还告诉同事,这个学生因为精神健康问题需要请假一段时间。学生对自己的观点和知识分享的边界感到困惑。但他又害怕自己精神健康的谣言传播开来可能危害自己的学术生涯,所以不敢寻求帮助。似乎并没有什么发生,但这位学生却感到孤立无援、困惑和消沉——在和导师的关系中,他是无权且受控制的一方。在这个满载权力的亲密关系中,他已处于一个运用他的制度脆弱性所构筑的非现实环境里。和本研究中的许多施虐者一样,这位导师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用“煤气灯”操纵法控制着学生。

 

(2018年武汉某理工类高校一名研究生因不堪导师压迫而自杀,引发高校师生关系问题讨论)

(图源:“每日人物”)

运用本文所勾画的理论框架,我们可以更好理解上述情境。导师和学生间的关系是权力不平等的,而且发生在高度科层化的背景中。学生的职业地位脆弱不堪,被导师用来建立权威,驳回学生的抱怨。和家庭暴力案例不同的地方在于,导师-学生关系中的科层性可能更为显著。导师将自己赋予男性气质带来的权威感,并将学生和女性气质的非理智性联系在一起:导师是理性(男性气质)的持有者,学生则被建构成不可理喻的、无知的模样。导师指责学生缺乏理性和技巧,将他女性化,败坏他的名声。学生因为自己的年龄和对学术的无知,以及潜在的种族和阶级身份,而被贴上“过度敏感”的标签。当导师开始在同事面前宣传学生精神不健康时,这一“煤气灯”操纵法已变得公开化。

 

通过运用本文提供的理论框架,我们可以避免将许多关系仅仅称作“糟糕的”人际关系,而分析其中有没有精神控制的成分。它不仅适用于家庭暴力的情境中,也适用于科层制度这一权力不平等关系的背景中。总而言之,“煤气灯”操纵法并不仅仅是个体层面的技巧,它运用并加剧了已经存在于社会关系中和制度背景里的权力不平等。

 

结论

 

有关心理操纵的分析显示,微观层次的施虐行为根植于宏观的结构不平等。本文的主要结论是,施虐者通过对不平等的亲密关系中社会脆弱性的利用,实施心理操纵。文章识别出了心理操纵制造“超现实”感的方法,包括将受害者的思想、话语和行动和女性化的非理性建立联系,利用和种族、民族相关的交叉性不平等,以及利用受害者缺乏制度可信度的处境。

 

心理操纵是性别化的,但仍可通过对受害者的女性化塑造,被运用到其他案例中。这在“导师-研究生”的案例中得到了证明。在权力关系中系统化地将对方和“非理性”形象联系起来,是一种“以性别为基础”的策略,强化了权力机制。本文说明了与男性相关的文化和经济资本,是如何让他们和“理性”与“制度可信度”建立联系,从而为“煤气灯”操纵法的实施创建了条件。

 

心理操纵的案例揭露了“女性”和“不理智”的文化联系,它是许多性别不平等问题长期难以解决的内在原因。性别研究者应该思考,这一长期存在的刻板印象是如何在以性别为基础的社会过程中变得更为普遍,乃至塑造了女性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影响了她们的社会交往过程。“种族”和“性”问题也十分重要,它们之间的联系是交叉性的。否认女性的现实,剥夺女性的信誉,是性别系统长期存在的特征。这一特征又在亲密关系中被强化了。

 

最后,本文还对有关家庭暴力的政策制定有所贡献。当前常用的“亲密关系虐待”的定义,应当拓展到身体、口头和精神虐待。女性有关心理操纵的故事说明,这种虐待的不可见性让其具有极强的危害性,可能阻碍受害者获得制度性保护。更进一步来说,解决心理虐待问题需要确保精神卫生和法律系统对于受害者而言是安全的。而本研究恰好说明,这些机构在一些时候也成为了施虐者的帮凶。最后,保护受害者免受“煤气灯操纵法”虐待的政策,需要增加女性在机构和制度中的可信度,增强她们的文化与经济资本。


本文由“社會學會社”摘译自2019年发表于《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019年第5期的《The Sociology of Gaslighting》一文,感谢摘译者授权。篇幅所限,内容有所编删。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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