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管理】大陆的学术管理问题来自基本的逻辑谬误

最近一连串金融开放和改革措施,只有两个可能的用意和后续:1)因爲外加因素而稍作尝试,随时准备收紧;2)全心推进,以做爲美国崩溃/衰退后直接接手部分金融霸权的准备。我的猜测是第二项;虽然这不是我个人的头号选择,但那是因爲我是外人,只能用公开历史来做分析,没有足够的内部资讯来信任金融管理单位在能力、品德和智慧等方面的改进;如果高层把这件事当成重点政策来做,赋予头等的关注、资源、人才、权限和监督,那么其实是一个Reasonable理性的决定。

中共是全世界执行力远远最高的政府,在这届10年整顿之后,更加是纪律严明,中央决定的重点政策似乎没有失败的道理,但也有一个致命的软肋,才让我建议不要冒进;这个软肋并不是什么秘密,我的嘴皮都已经快说烂了,亦即学术管理。

我一直是努力从浅显、直接的角度出发,来讨论中共学术管理上的困难,不过我必须提醒大家,这个问题极深、极广,并不只是假、大充斥的逆淘汰,或几个利益山头诈骗公款、虚耗国力而已。这些现象固然限制了自主研发的效率,大幅增加了产业升级、超越先进国家的难度,从而压低了无数从业人员的生活水准,但它们在逻辑上其实是另一个更基本的矛盾的体现,亦即当前中共学术管理哲学与理性治国理念之间的绝对抵触。

大陆自邓小平开始的理性治国方案,最根本的原则之一是权力必须尊重科学和理性,而后者在实践上往往来自专业意见。这个原则本身并没有错,但也同样起自邓小平,它被逐步误解扭曲成爲权力必须尊重专业大佬,然后进一步演化成爲权力必须被赋予学阀。这样的结论当然只有先假设科学成就等同人格智慧才能成立,但事实往往是彻底违反那个假设的:例如20世纪心理语言学Psycholinguistics的创始人之一Lila Gleitman的丈夫也曾有感而发:“Great scientists are often not great men.”(Lila的回答是:“Yes,for example, I’m not a great man.“ Henry Gleitman和老婆一样,同是U Penn心理系的教授,虽然在学术成就上比不过Lila,幽默的程度却差不多,例如他曾説过”God must have loved the C students, because he made so many of them.“)这还没有考虑到中国的所谓一流科学家(”院士“),在国际上可能二流都算不上。

这些大佬原本就霸占了专业议题上的发言权,大陆又多给了官员的地位和管理职能,原本中国式庞大而强力官僚体系的良性制衡就只能来自科学和理性(包括反腐,这是爲什么这届的纪委对于采证的要求极爲严格),但这些学阀却兼有官员的权力和专业权威,不但在相关政策上拥有绝对、完全不受节制的决策权,而且可以利用政治能量来进一步提升专业声望(例如通过宣传渠道来压制批评论点和吹嘘自己的成就,以及垄断科研预算来做外国团队负担不起、却无啥重要科学意义的实验),再反过来用专业声望来骗取更多的行政上的能量,如此无限循环;过程中还可以顺便开些公司,藉著官媒的吹嘘在股市收割韭菜,这是政治官僚想都不敢想的大笔外快来源。

我一再地说,政治的目标是公益的最大化,而其实践的基础则是理性和专业的态度。中共虽然是当前人类社会理性程度最高的政府,但这个把科学事实和专业权威混爲一谈的逻辑谬误,却是一个极大的隐忧;如果不儘快修正,将政治上和科学上的话语权分开,那么自私自利、窃国自肥的学阀必然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离谱。我长期批评的几个假未来科技,都已经成爲十四五的重点投资对象,但这其实只是上述谬误的必然结果,如果不从根治起,只会随著中国科研层次的推进,而对国家人民造成越来越大的失血。正本清源,刻不容缓。

【后注】这篇正文的内容,其实已经在我脑海中醖酿五六年了,但是因爲我在中美贸易战、中欧宣传战、以及其他国内国外政策上,还有重要的意见必须表达,不能冒著被封杀的危险直指大陆学术界腐败的核心,就一直压著不谈。而这届最近的一波改革,才让我放心:除了学术管理之外,中共的行政都已经步上正轨,那么我终于有了模仿“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的底气。原本想要上史东的节目来广爲传播,后来觉得他经营收费管道,不像我这样爲了有博浪一击的自由而始终不追求流量,所以决定不要连累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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