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才是历史前进的第一动力

首先要说的是，第一动力，就是第一个动起来的力，既不是指主要动力更不是指根本动力。

其次要说的是，啥是流氓？我以为没有理想信念没有原则底线的家伙都可以叫流氓，利益就是他们行事的唯一动力。除此之外，可能也附带些比如好吃懒做，贪财好色，胆大包天之类的个人特色。

接着要说的是，流氓为啥是历史前进的第一动力。

不管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不论在什么地方，也不管在什么制度什么文化之下，流氓们试图干的事都是一样——笨点的老想着打砸抢烧，聪明些的总琢磨着坑蒙拐骗。

流氓的角色就如同病菌，无时无刻不在试图侵蚀社会的肌体，当社会环境稳定，制度运行顺畅的时候，免疫这些小感染十分容易。可如果社会出了问题，无论是制度上的文化上的还是环境上的，流氓们就能趁虚而入。一个小小的疮口就能让体质虚弱的人倒下，只要变革的内因存在了，流氓就会把隐忧放大为问题，把问题升级成危机，再把危机引爆成灾难。灾难一起，任何人都不能独善其身，安分守己的老百姓和遵法守德的正人君子也不得不在决堤的历史大潮中一起扑腾。

各时代各地的流氓们虽然都干着同样的事情，但却有完全不同的结局。

2200多年前，沛县无业游民扛把子刘邦到处骗吃骗喝，连他爹都不给他好脸色，因为无赖的出名，官府搞了个以流氓制流氓的套路，吸收他为亭长参与地区治安。一次，刘亭长押送役夫时候因为喝高了导致役夫逃跑，这下子功劳没了还要受罚。刘亭长流氓脾气上来了，干脆把剩下的人都放了，带着十几个愿意追随他的汉子讨生活。嗯，讨生活，在古代可没那么多机会当包工头，所以刘亭长八成是干起了没本的生意。等到了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刘亭长手下已经有了几百个弟兄，就是不知道亭长有没有去挂个替天行道的旗子。此时关东已是暗流涌动，沛县公务员萧何、曹参向沛县县长（八成是个秦人）建议招安刘邦来作为人民武装团体巩固沛县城防。县长一开始是答应的，但后来反悔了，还想抓萧何和曹参。这二人跑出城外找刘邦，于是众人一起煽动沛县老百姓，群众早就对县长这个外地佬很有意见，于是里应外合把他给干掉了。干掉后咋办呢？公然带头造反可是要诛九族的，萧何曹参这些有点文化和地位的人可不敢扛这大旗，于是乎早就罪多不压身的刘邦就被推举为沛公带大家造反。之后的事情就不用讲了，经过了种种诸如分我一杯羹，以及被追杀的时候把亲生儿女扔下车之类的事情，刘邦成功上位为皇帝了。

去年，昆山无业游民扛把子龙哥在马路上被人反杀了，并且在全国人民的指证之下被判定为正当因正当防卫而死，也就是白送一条命。巧的是，龙哥也姓刘。试想如果刘邦活在今天，那肯定是没有什么亭长让他去做，十有八九得像龙哥一样靠给人看看场子，催催高利贷来过日子。要赶上扫黑除恶或者像龙哥一样喝大了闹事，那结局不是进局子就是被打死打伤，哪还能有机会唱啥《大风歌》。

有一位长者曾经说过：“人的命运固然要靠自我奋斗，但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此言诚不欺我。

我敢说，在历史大变革中第一个举起火把的一定是流氓，比如五四运动里放第一把火的梅思平抗战时候就成了汉奸。但凡有原则有底线的人，都会带着时代的烙印，在情况没有彻底崩坏之前，受到自身原则底线的约束，这些人很难去做一个旧秩序的破坏者。但是，流氓凭借着自己破坏和掠夺的本能总能出现在任何一个历史变革的疑似最前沿。

如果命不好，生在个假前沿，那就成了犯罪份子，就比如苏联解体前两年从北京逃出去的各位；要是撞大运生在历史变革处，那就能混进革命先烈的队伍了。

1947年2月28日，几个台湾地痞流氓在台北街头挑衅围攻稽查私烟的警察，结果有一人被警察打死。此事成为早就对国民党倒施逆行深恶痛绝的台湾人民愤怒的出口，大家纷纷起来抗争，一部分曾担任日伪军的无业游民趁机打杀抢劫外省人，并挑唆起省籍冲突。于是乎，台独份子70年的神主牌228事件就爆发了。毫无意外的，那几个地痞混混成了台独分子敬仰的革命前辈。好消息是，这帮人的革命前辈路已经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了。

流氓都是破坏的好手，因此在需要打破旧秩序的时候，冲在最前面的就是他们。但历史变革不仅仅是破坏，更重要的是建设新秩序，这就不是流氓所能做的了。

如果一直抱着流氓模式不放，那就是一大黑帮，早晚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比如蒋光头的国民党，内讧械斗，暗杀监听，还搞出2号人物出走投敌的丑剧。只知争权夺利的上层，目不识丁的下层，再加上装点门面的所谓大师，这样的组织早完蛋早好。相对的，我党在人民军队中不断开展文化和政治教育，不仅扫除了文盲，也扫除了心里迷茫，理想和信念从上到下渗透到了整个组织中。如果有人硬要说这是洗脑那随你便，但事实是这就是再造中华，带领人民重新站起来的力量。

还是开篇的那句话，流氓是历史前进的第一动力，但也就只是第一个动起来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