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逐渐增长的教育优势会带来婚姻匹配模式的变革么？(下)

编者按

本期推送的是中国学者钱岳发表于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的文章Gender Asymmetry in Educational and Income Assortative Marriage。该研究获得了2019年度美国家庭协会(NCFR)颁发的的Alexis Walker奖。本文揭示了美国1980年代到2010年代间，女性与比自己收入更高的男性结婚的这一趋势鲜少发生改变，且这一趋势在妻子的学历与丈夫持平或比丈夫更高的夫妻中更普遍。本篇论文分两次推送，本篇推文包括文章的“现有研究与本研究”“研究方法”与“研究结果”三部分。编者对原文有删改。

这是社论前沿第S1486次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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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育领域的性别比例逆转已经重新塑造了美国的婚姻市场。利用1980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和2008-2012年美国社区调查数据，作者利用对数线性模型检验了新婚夫妇里教育与收入婚姻匹配中的性别不对称现象。从1980年到2008-2012年，教育婚姻匹配的趋势完成了从女性向上婚到男性向上婚的转变；然而，女性与比自己收入更高的男性结婚的趋势持续依旧。更重要的是，在本研究检验的两个时间段中，相比妻子的教育水平低于丈夫的夫妇，女性收入向上婚(女性与收入更高的人结婚)这一现象在妻子的教育水平与丈夫持平或更高的夫妇中更普遍。

现有研究与本研究

逐渐变化的婚配模式可能反应了丈夫与妻子个人特质的边际分布上的变化，除此之外，将边际分布纳入考量之后，婚配模式的变化还可能反应了伴侣之间个人特质的联系的变化。比如，1980年到2008-2012年间，妻子学历更高的婚姻的比例的逐渐升高主要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女性有更高的学历而不是因为伴侣之间的学历关系有什么变化。上文中提到的理论框架却表明了扣除边际分布的变化之后伴侣间个人特质的关系（比如学历或者收入）在1980年到2008-2012年间的变化与持续。除了理论相关性之外，伴侣间特质关系的变化也被认为体现了一些组间社会边界的变化以及一些择偶过程中的特定特点的功能的变化。考虑到理论与现实的重要意义，本研究跟随现有婚姻匹配文献中的经典研究，利用对数线性模型来测定独立于边际分布变化的伴侣间特质的关系（教育与收入）。

确实，在众多影响伴侣选择的特质中，社会学家们最常检验的便是教育。教育体现了人的价值、信仰、生活方式一类的文化资源以及薪资前景。除此之外，学校还给个体提供了与潜在伴侣互相接触并发展出浪漫关系的场合。之前的针对美国教育婚姻匹配的研究发现，从1960年到2000年间，在教育分布两端的男人和女人都变得更加倾向于与学历相同的人结婚。

相比教育婚姻匹配，收入婚姻匹配收到的关注就太少了。但是在最近几十年中，收入却可能是在择偶过程中变得越来越重要的一个因素。初婚年龄的中位数一直在急剧增长：在1980年到2011年间，男性的初婚年龄中位数从24.7增长到了28.7，而女性的也从22.0增长到了26.5。很多人选择在获得了稳定的工作机会与收入甚至财富（比如车子和房子）才会结婚。随着人们结婚的年龄越来越晚，通常也就是人们建立了自己的经济角色之后，他们会更可能根据潜在伴侣的当下收入而非根据由学历测算的未来收入前景来对他们进行评估。

之前的研究检验了在prevailing婚姻中伴侣间收入的关系，也就是，所有在执行调查的时候存在的婚姻，这些研究发现了夫妻间收入逐渐增长的相似性。然而，这些研究并没有准确地评测收入在结婚中的筛选作用。伴侣双方在婚后的收入都可能会有所变化，而在prevailing婚姻中伴侣间收入的联系是基于不同婚姻长度的夫妻的，因此这一联系体现的是夫妻在刚刚结婚时与婚后进行家务与市场劳动分工之后的两个状态的联合结果。除此之外，prevailing婚姻中的伴侣间的收入关系还有可能受到离婚案例的影响，因为伴侣间的相对收入有可能会影响离婚的几率。               

相反，通过检验两个时间段中新婚夫妇结婚时的教育与收入水平，本研究提供了一个对婚姻匹配的准确解释。对于研究婚姻匹配的趋势以及婚姻市场对婚姻选择的影响而言，新婚夫妇是最适合的研究对象。同时，分析新婚夫妇还能够避免由于离婚或者婚后个人特质改变（比如学历提升或者收入改变）而带来的偏差。

为了研究女性收入在婚姻匹配中的作用，Sweeney和Cancian(2004)采用了个人层面的方法来检验女性的婚前收入与她们的丈夫的经济地位的联系，并发现了在两代人之间女性的婚前收入与她们丈夫的经济地位的联系逐渐增强，由此认为女性的经济前景在决定她们的婚姻前景中起到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可惜的是，Sweeney和Cancian的研究以及其他早先的有关伴侣间收入关系越来越强的研究，都没有揭示伴侣内部的收入差距。伴侣间收入的正关系意味着高收入的人更可能与高收入而非低收入的人结婚。事实上，即使女性与比她们收入更高的人结婚，伴侣之间的收入也可以呈正关系。因此，择偶规范是否已经变化到了男性和女性都不再倾向于选择男性收入更高的婚姻，这一问题依旧不得而知。与以往研究相不同，本研究采用对数线性模型来研究除去性别差异与收入分布变化后的女性收入向上婚(丈夫收入更高的婚姻)的普遍程度与变化。

研究方法

数据与测量

本研究使用了1980年美国5%抽样人口普查数据以及2008-2012年美国社区调查研究的5年样本。这两个数据非常适合本研究，因为他们都收集了被访者的初婚年龄或者他们是否在过去12个月中刚刚结婚、结婚次数以及前一年的个人总收入。因此，这两个数据都能够帮助笔者获得新婚夫妇双方在刚刚结婚时的教育以及收入水平。

由于本文的关注点在于收入，笔者将样本范围缩小到工作年纪的成年人。除此之外，由于美国本土人与移民之间可能会有不同的婚姻匹配模式，笔者排除了样本中并非出生在美国的案例。因此，本研究最后的分析对象是美国出生的夫妻双方都在18-55岁之间并且双方都是在调查一年内完婚的初婚夫妇。最终，1980年样本的样本量为38016对夫妻，2008-2012年样本的样本量为37686对夫妻。

仿照Cancian和Reed(1999)的方式，本研究将个体的收入定义为前一年个人税前来自于所有source的总收入，而非年wage或者年salary，因为总收入能能好地反应个人的总体经济能力。平均来看，个体的收入与薪资都占到了个人收入的90%以上。2008-2012年间的收入都折算成了2012年的美元。为了实施对数线性模型，笔者将连续的收入变量转换成了分类变量。为了在减少空白表格项的同时保存适当的配偶收入信息，本研究将每个人的收入按照他/她所在的样本的收入分布的十分位数进行分类。换句话说，收入十分位数是通过将一个时期中的所有人的收入进行排序得到的。因此，配偶根据他们所在的时代以及他们在不论性别的整体收入分布中的位置被分类。

分析方法

本研究使用对数线性模型来检验教育与收入婚姻匹配。对数线性模型的主要优势是可以在控制夫妻在特征的边际分布以及这些边际分布的变化的情况下，检验伴侣间个人特质（比如学历和收入）的联系。第一组模型只包括了伴侣的教育配对模式。第二组模型添加了伴侣间的收入的联系。最后，在最后一组模型中，本研究检验了教育如何与收入一起共同影响婚姻匹配的模式。

研究结果

描述性统计

图1与图2中的描述性统计数据体现了新婚夫妇中教育与收入分布的变剧烈化。在图1中，1980年到2008-2012年间夫妻双方的整体学历水平都有所增长，但是妻子获得的增量更多。在1980年，20%的丈夫与17%的妻子具有大学学历，而在2008到2012年间，有42%的妻子具有本科学历，而只有34%的丈夫具有本科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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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显示，妻子收入的增速比丈夫的收入增速更快。在低收入区的妻子的百分比降低了，而在高收入区的妻子的百分比增加了。而丈夫的收入变化情况正相反。尽管在这几十年中女性的收入增量更高，在两个时段中，女性在高收入区中的比例依旧不高并且在低收入区占较大比重。

表格1中的描述性结果表现，女性教育向上婚（男方学历更高）的比例从1980年的24%降低到了2008-2012年的15%，而女性教育向下婚的比例则从22%增长到了29%。在夫妻双方学历不同的配对中，在1980年丈夫的学历可能更高，而在2008-2012年妻子则更可能是学历更高的那个人。在1980年到2008-2012年间，女性收入向上婚的比例降低了，而女性的收入与男性相比持平或更高的比例增加了。值得注意的是，在两个时段中，不管夫妻间的相对学历水平怎样，对于大多数夫妻来说都是丈夫的收入相对妻子更高。总体来说，描述性统计揭露了婚姻配对模式趋势在向女性教育向下婚发展的同时，也保存着女性收入向上婚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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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线性模型结果

表格2提供了模型设置以及拟合优度的统计结果。在表格2中的模型1到模型9中，BIC的数值越低表明模型拟合度越高，而当两个模型间BIC的差值大于10并且BIC自身为负值则能表明BIC数值更低且为负的这个模型更适合。模型2-4检验了教育婚姻匹配的模式，结果表明：(1)个体都有与学历相类似的人结婚的趋势，(2)教育婚姻匹配的模式本质上是性别不对称的，(3)在1980到2008-2012年间，除去夫妻间教育的边际分布的变化，教育婚姻匹配的个体教育同质婚以及女性教育向下婚的趋势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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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模型5-7检验了收入婚姻匹配的模式。结果表明：(1)个体有与收入类似的人结婚的趋势；(2)在控制性别的收入边际分布之后，伴侣间收入的联系依旧是性别不对称的；(3)在1980到2008-2012年间，收入同质婚与女性收入向上婚的趋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模型8探究了收入与学历是如何交互影响婚姻匹配模式的，结果表明：收入匹配与教育匹配的模式不同。模型9进一步检验了收入与学历对婚配模式的交互作用的变化，结果表明：教育匹配与收入匹配的关系在1980年到2008-2012年间的变化不大。

表格3呈现了模型7与模型8中的关键变量的估计。模型7显示：(1)在1980到2008-2012年间，控制配偶间的边际学历分布之后，教育同质婚除了专科学历的配对之外的所有学历（高中以下、高中、本科及以上）的配对中比例都有明显的增长。同时，模型7还揭示了教育婚姻匹配中性别不对称（即伴侣双方学历不对等）的情况。除去教育边际分布的变化，女性教育向下婚依旧变得更加普遍。在1980年，女性教育向下婚的比率比教育向上婚的比率低13%，而在2008-2012年间，女性教育向下婚比教育向上婚的比率高82%。这些结果支持了假设1：在1980年到2008-2012年间，女性与教育水平更低的男性结婚的趋势逐渐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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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9也揭露了收入婚姻匹配的模式。结果显示：在1980年，收入同质婚比女性收入向下婚更加普遍。除此之外，在高收入人群中，个体更倾向于与相似收入水平的人结婚。与假设2（在1980年到2008-2012年间，女性与收入水平更高的男性结婚的趋势逐渐减弱）相一致的是，在1980到2008-2012年间，除去收入边际分布的变化后，女性与收入更高的男性结婚的趋势逐渐减弱。然而，即使女性收入向上婚的趋势在减弱，在控制两性收入差的边际分布之后，当女性在于自己收入水平不同的人结婚的时候，女性依旧更倾向于选择比自己收入更高的人。

模型8中，女性收入向上婚与教育婚姻匹配的交互项揭示了女性通过教育配对实现收入向上婚的增长趋势。当女性进行教育向下婚的时候，她们更可能选择收入比自己更高的伴侣。整体来看，女性进行收入向上婚的趋势在学历相同的配对中最普遍。而夫妻双方学历都相对较低的配对却与这一趋势相背离：女性收入向上婚的趋势在教育同质婚与异质婚两种配对中并无显著差别。总体来看，结果显示：在学历相同的配对中，女性收入向上婚的趋势在教育分布的两端相对更不明显。

整体来看，模型8的结果大体上都支持了假设3a与假设4a，即女性收入向上婚的趋势在女性的学历与男性相比持平或更高的配对中更普遍。这一趋势在女性学历更高的配对中是最常见的。除此之外，对于有相同学历水平的夫妻来说，女性进行收入向上婚的趋势在教育分布的两端都不那么明显。与假设3b与4b相同的是，在不同的教育配对下收入婚姻匹配中性别不对称程度的变化在1980年到2008-2012年间的变化非常小。由此可见，模型8的结果显示：女性与不比自己的学历高的男性结婚并不会挑战男性在婚姻中相对更高的地位，因为在这些婚配中，男性的收入通常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