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为什么中国需要国家治理现代化 ——从国情视角分析｜研讨会实录

​

【编者按】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2019年11月22日，由中共央宣传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指导，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共同主办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研讨会”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举行。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作了题为“为什么中国需要国家治理现代化——从国情视角分析”的发言。以下根据胡鞍钢教授现场发言整理。

为什么党中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如何从国情视角来认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在世界上190多个主权国家中，中国具有极其特殊的基本国情，所遇到的国家治理难度之大前所未有、世所罕见。正因为此，中国不仅需要加速“五位一体”的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还需要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国家治理的实践中不断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不断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一是从中国人口国情看，1949年中国就迈上了人口倍增台阶，21世纪进入三大人口高峰期：

一是总人口高峰，2019年达到14.0亿人口，比36个OECD国家13.0亿人口多出1亿人，预计2027年达到最高峰，被印度所超过；

二是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达到最高峰，2018年全国劳动力人口为7.86亿人，比OECD的6.41亿人多出1.45亿人；

三是老年人口（65岁以上年龄人口）为1.67亿人，未来还将持续上升，到2040年达到最高峰，一直是居世界首位。

无论是吃饭问题还是就业问题，解决难度世所罕见。相反的例子，按“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这一监测指标，至今全球共有超过20亿人处于这种状态，约有8.216亿人面临粮食不充足的困境[①]。如此巨大的人口规模，还面临着大量突出的民生问题，如何实现七个“有所”目标，即“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每一项民生问题的解决都是世界性的治理难题，人口基数大，人群差异性大。

二是从中国城乡国情看，“一个中国、两种社会”，从城镇与农村人口比例看，从建国初期的“一九开”到改革初期的“二八开”，1995年农村人口达到最高峰，而后下降，2003年印度农村人口超过中国，2010年为“五五开”，再到2018年的“六四开”，农村人口5.64亿人，比欧盟总人口还要多。城乡收入、消费、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距仍然很大。即使未来时期农村人口比例将下降至30%，也仍有4亿人以上。这始终是中国治理难题，也是世界性的治理难题。这就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城乡协调发展理念和乡村振兴战略，持续缩小城乡差距，不断走向共同富裕。

三是从中国地区国情看，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区差异性、发展不平衡性以及协调难度之大世所罕见。2002年作者曾形象地讲“一个中国、四个世界（低收入、下中等收入、上中等收入、高收入地区）”，[②]现在仍是“一个中国、四个世界（下中等收入、上中等收入、高收入、发达地区）”。如何实行区域协调发展，在共同发展过程中使各个地区不断上台阶，同时不断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是世界大国遇到的共同的治理难题。这就形成了一系列中国特色的区域治理方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粤港澳大湾区战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战略等。

四是从中国民族角度看，中国是多民族国家，由56个民族组成，有八个少数民族省份、30个自治州、117个自治县，1.3亿少数民族人口，如何在“一体（单一制）多元（民族区域自治）”体制下，确保各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民族地区发展任务世所罕见。从国际背景看，世界上有2000多个民族，其中亚洲就有1000多个，当今世界民族矛盾、宗教冲突、种族差别成为突出的问题，一直是世界难题。其中前苏联“一分为十五”、前南斯拉夫“一分为七”、前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等，世界从二次大战后50多个主权国家，到目前已分化出190多个主权国家。中国始终保持了国家统一、各民族大团结，创造了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也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西藏自治区，用40年的时间实现人类发展指数（HDI）跨越式发展。

1980年，西藏HDI低于所有周边国家；

1990年，西藏HDI仅高于阿富汗；

2000年，西藏HDI高于阿富汗、缅甸、巴基斯坦、尼泊尔，低于印度、孟加拉国，处于低人类发展水平（0.55以下）；

到2015年，西藏HDI达到0.638（相当于世界排位127），明显高于印度（0.624，世界排位131位）、不丹0.607（132）、孟加拉国0.579（139）。

在1980-2015年期间，世界平均HDI增加了0.158，中国HDI增加了0.315，西藏HDI增加了0.432，远高于全国以及周边国家HDI同期增加幅度。其中，西藏自治区率先在全国实现了从学前到高中阶段15年的免费教育，提高了人均受教育年限，人均预期寿命大幅度增加。西藏自治区充分利用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五是从中国自然国情看，中国人均资源量远远低于世界人均水平。我国水资源占世界总量比重的6.5%，耕地资源占世界总量比重的9%，但却成功解决了14亿人口的吃饭问题，用极其有限的资源支撑了中国70年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农业现代化。同时也应当看到，我国生态环境基础脆弱，环境污染严重，煤炭消耗、碳排放量居世界首位，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大挑战，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为此，中国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实施绿色发展战略，建设主体功能区，着力解决突出的重大环境问题，打赢蓝天保卫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等，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六是从中国政治国情看，中国政府结构是世界上唯一的五级政府国家，从中央—省级（31个省市区、2个特别行政区）—地级（334个）—县级（2851个）—乡镇级（39890个），其国家治理的差异性、复杂性、难度之大世所罕见，“一个中国、五级政府”是最重要的中国政治国情特征之一。无论是国家治理还是地方治理始终都面临极大的、复杂的、多元的信息不对称性。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关系、政府与人民、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都是世界性难题，也会作出世界性的治理贡献。为此，强调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实现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坚持全国一盘棋。要深化国家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赋予省级及以下政府更多的自主权，支持地方创造性治理，规范垂直管理体制和地方分级管理体制，使条块形成整体合力，建立新型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七是从中国经济社会多重转型看，这包括从极低收入向上中等收入进而向高收入跨越，从初步工业化向工业化、服务业化、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同步发展转型，从以农村人口为主向以城市人口为主的现代社会转型，从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从世界最大的贫困社会到世界最大的上中等收入社会（全面小康社会），从欠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不断走向中等发达国家。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属于压缩式、集中式、多重转型，始终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转型治理挑战。为此就需要“十三个坚持和完善”，特别是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

八是从中国与世界关系看，从封闭、半封闭经济向开放、全面开放经济转型，从世界大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始终面临世界大国博弈，特别是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外部挑战，也面临来自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部竞争压力，为此要坚持和完善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全面参与地区治理、多边治理、全球治理，为中国和平发展与现代化创造“天时地利”。

因此，作为一个世界上极其特殊国情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既不可能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制度体系，也不能照抄照搬其他国家的治理模式，只能也必须创新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中国也正是在破解世界性难题的挑战中，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不断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不断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根本改变了中国经济的历史轨迹。

例如，1820年—1950年期间，中国GDP年均增速仅为0.04%，而1952年—2018年期间，GDP年均增速高达8.1%，也高于同期美国GDP年均增速3.0%，实现了对美国的迅速追赶和超越。

总之，70年的新中国历史表明，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巨大的优越性、显著的制度优势、特有的治理优势，确保了国家长治久安，少数民族地区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走在富民强国的人间正道，不断创造人间奇迹。 

[①]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2019年7月）。

[②]胡鞍钢主编：《中国战略构想》，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

Editor's Note: In the "Symposium on Studying the Spirit of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held in November 22, 2019, Hu Angang remarked that, 70 years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how strong vitality and unique advantages of China’s 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governance system. It ensures long-term peace, stability and national unity. Meanwhile, the ethnic minority areas have achieved leapfrog development. Under tough and complicated national conditions, China’s state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 has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during which process th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have been transformed into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hence achieving tremendou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

英文编辑｜王其珍 王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