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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1920年代:“共产共妻”谣言在中国是如何生成的 (下)

革命者似乎总是无师自通地把身体作为革命的资源或革命的对象,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从五四青年到北伐青年,从清末男子剪辫到大革命时期女子剪短发,莫不如是。徐訏注意到:“在北伐的时代,革命的动乱,性观念又有很大的改变,苏联在革命时代所产生的‘一杯水主义’,也在那时传入了中国。”“中国在北伐时期,性的观念变化与性的行为演变也是很复杂很有趣的。它呈现出最放纵的‘一杯水主义’以及最落后的‘姨太太主义’的现象。北伐的武装同志在革命战争中,大家‘一杯水’,革命胜利,情有所钟,或若是珠胎暗结,乃谋久合,这是常事。有许多是从北方跑到南方去革命的与女同志恋爱难解难分,可是因为他们在北方家里已有个发妻,等到北伐完成,发妻重会,家有老父老母,岂容随便离婚,女同事也就屈居姨太太了。我们从这些千变万化的形态中,实在很不容易了解性观念在各种道德观点的激冲中,在个人心理上可以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与变化。但不管我们赞成或反对,那些不同的道德观念,往往会深入我们的下意识,它可以与我们的主张与思想不合,而我们的行为往往被它所控制。”

主张“性交自由”的安那其主义者谦弟曾为共产主义者“正名”:“近来有不少人总是说着共产便联想到公妻,好像‘共产’和‘公妻’是穿上了一条连裆裤不可分离,其实共产与公妻是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主张,任何一个共产主义者没有一个是主张共产必须公妻的,因为他们从根本上否定婚姻制度。”《大公报》社评也说:“共产党之称,出于日译,普通社会,初不知共产主义作何解,而就‘共产’二字以释其义,则有类夺人之产以为己有,故共产公妻,相提并论,常人闻之,如洪水猛兽。

正如徐訏所言,“那些不同的道德观念,往往会深入我们的下意识”。“下意识”若被焕发,往往有更强的“杀伤力”和“动员力”。在1920年代,“共产”与“公妻”成为军阀间互相攻击的武器。孙传芳指责张作霖“任令其子学良小胜而骄妄,以五官中郎将自命,与三五新进少年、绿林枭桀,广招最犷之匪卒,杂以异种之犬羊,蹂躏中原、被同征服、倚官为盗,实行绑票、共产公妻”。张学良的手下胡毓坤指责冯玉祥“丧心病狂宣传赤化、用夷变夏,所谓社会主义、所谓共产公妻,种种邪说倡言不讳”。

北伐既起,“共产公妻”成为“南方赤党”专属的罪名。吴佩孚对日本记者发表讲话,称他与张作霖的联合实为阻挡“赤祸”的蔓延:“彼辈口中之所谓共产,实一种赤色的帝国主义,专共人之产不能与人共产。更进一步倡为公妻邪说,破坏伦纪莫此为甚。此种赤祸若听其蔓延全国,则不特我国之自促灭亡,而各国亦将协以谋解决之法。”1926年9月,浙闽苏皖赣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发出布告:“南方赤党竟敢师出无名,共产公妻主义强迫湖南实行,强夺商民财产、利权划归党人。”面对士兵,“孙联帅”说得更加通俗:“我们为什么要打倒蒋中正,因为他赤化。打倒蒋中正,就是扑灭赤化。何以要扑灭赤化?因为……赤化讲公妻。何谓公妻?就是你的妻,便是我的妻,亦便是他的妻,亦便是天下人的妻……”同一时期,直鲁联军宣讲队张贴的标语这样写道:“你们第一要晓得蒋介石是害人贼;赤党要来抢你财产了,大家赶快起来挡着他;无父无兄与共产公妻,试想世界上行得通么;你的财产,你愿被共产贼党用强抢的手段共了去么?你的妻女,你愿被共产贼党掳掠了去,作他们的公妻么;讨赤即是救国,因为赤党是苏俄的走狗。”

对常见诸报端的“共产公妻”之说,时人常抱这样的态度:“什么‘煽惑’,‘共产’,‘公妻’,‘杀人放火’,‘洪水猛兽’……呵!呵!红帽子多得很,随便拣那一顶戴在他头上就得了!真的,这些都是自孙传芳时代以来的万应杀人良药,是百试不爽的。”“万应杀人良药”说的正是“共产公妻”这一污名的效力。王奇生就注意到:北伐时期,北方的讨赤宣传“用的多是一些大众化的白话,讲的是反对‘共产公妻’的简单‘道理’。这些‘共产公妻’的‘道理’尽管很荒谬,但在当时普通民众的头脑中,可能比南方的‘打到帝国主义’,‘打到军阀’之类的口号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也可能更深入人心”。

就连电影导演也要在“公妻主义”的时代话剧中插上一脚。1926年,东方第一影片公司推出由陆剑芬、任爱珠、周空空三大明星主演的电影《工人之妻》。该片大打“劳工与公妻二大主义之冲突”的卖点,实际讲的却是一个相当传统的故事:工人生活困苦辛劳,不足以满足其妻的虚荣心。其妻遂携子与恶徒私奔。恶徒因伪造钞票被捕,妻堕入贫民窟,贫病交加之时写信向夫求救。子被富翁收养,大学毕业后与父亲团聚。父子衣锦还乡时,妻已在贫民窟孑然病故。导演任彭年此前曾执导“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阎瑞生》,都市婚恋伦理剧当是其所长,“劳工”“公妻”云云,应是打热点议题的擦边球。有趣的是,《工人之妻》的编剧是上文提到的写《佛动心》的王钝根。在《佛动心》中,王钝根对“公妻主义”极尽揶揄,几年之后,他的电影剧本却以“公妻”为噱头。同一时期,《申报》广告版面上打“共产”“公妻”擦边球的书讯、戏剧广告时所有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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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瑞生》剧照

1920年代中期的大革命从南到北席卷中国大地:勇敢的军事行动、对于更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大胆想象、暴力和混乱、豪情和血污、冲决罗网的决心,以及随后的彷徨、幻灭,在短短几年间一一上演。期间,已在报刊上喧嚣的“共产”与“公妻”第一次有了小范围的实践机会。从1926年10月北伐军攻下武汉三镇到1927年7月武汉政府分共,武汉曾是革命的暴风眼。1927年4月,茅盾接任汉口《民国日报》总编辑时,武汉的局面相当混乱。大革命失败之后,茅盾作为蒋介石政府的通缉犯,从武汉逃到上海,在上海完成了《蚀》三部曲的写作。

“三部曲”中《动摇》的情节再次印证了前文引述的徐訏的判断:“那些不同的道德观念,往往会深入我们的下意识”“而我们的行为往往被它所控制”。

湖北某县的农民未必读过《新女性》和广州《民国日报》,对“非恋爱论”“非非恋爱论”等左翼青年的时髦论战谅必也不会感兴趣,但在大革命的风暴中,他们却无师自通地在“耕者有其田”之后加了一句“多者分其妻”,并在一个晴朗的下午,召开了一个抽签分妻大会:“去年腊尾,近郊南乡的农民已经有农民协会。农民果然组织起来了,而谣言也就随之发生。最初的谣言是要共产了,因为其时农协正在调查农民的土地。但这谣言随即变而为‘男的抽去当兵,女的拿出来公’……放谣言的是土豪劣绅,误会的是农民。但是你硬说不公妻,农民也不肯相信;明明有个共产党,则产之必共,当无疑义,妻也是产,则妻之竟不必公,在质朴的农民看来,就是不合理,就是骗人。”农民们盘算:在南乡,“多余”的或“空着”的女子不少:一人而有二妻,寡妇未再醮,尼姑没有丈夫…于是,在县农协特派员的坐镇下,南乡的农民在土地庙前开了个大会,抽签分配5个女人。第一个女人还没分完,夫权会冲来砸场。在当地,夫权会是农协最坚定的反对者。特派员见势不妙,迅速转移战场,带着抽签分妻的人打到夫权会。人们旋风一样跟着他,到了村前,把毫无防备的夫权会众全数抓住,给他们戴上高帽子游街。这场闹剧传到县城的时候,国民党县党部成员的反应形形色色。投资分子胡国光希望趁乱有所“作为”;商民部长方罗兰和妇女部长张小姐淡然地将其视为谈资;妇女协会的孙舞阳郑重地将其称之为“妇女觉醒的春雷”“婢女解放的先驱”,并疾呼“进步的乡村,落后的城市,这是我们的耻辱”。

小说家言与事实相去多远?1957年,茅盾回忆流亡上海时写作《蚀》三部曲的经历:“一时无以为生,朋友劝我写稿出售,遂试为之,在四个星期中写成了《幻灭》。”“那时候,我妻子生病,我是在病榻旁边一张很小的桌子上断断续续写起来的。那时候,凝神片刻,便觉得自身已经不在这个斗室,便看见无数人物扑面而来。第一次写小说,没有经验,信笔所之,写完就算。那时正等着换钱来度日,连第二遍也没有看,就送出去了。”通过这段自述可以看出,《幻灭》的文体是小说,但作者虚构的成分并不多:一则写作是为了换钱度日,是短时间内的急就章,构思、修改之类都能省就省;二则作者提笔“便看见无数人物扑面而来”,所写是真实生活经历的复现。《幻灭》如此,《动摇》也如此。茅盾在《写在<蚀>的新版的后面》中交代:《动摇》的构思和写作大概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比《幻灭》长些,可是实在的写作时间,也不过二十多天。

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排“蚀”三部曲,茅盾有这样一段自述:“(出版社)曾建议我修改其中的某些部分;那时候,我觉得不改呢,读者将说我还在把‘谬种流传’,改呢,那就失去了本来的面目,那就不是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我的作品,而成为一九五四年我的‘新作’了。这‘矛盾’似乎颇不易解决。当时我主张干脆不再重印,但出版社又不以为然。结果我采取了执中方法,把这三本旧作,字句上作了或多或少的修改,而对于作品的思想内容,则根本不动。至于字句上的修改,《幻灭》和《动摇》改的少,仅当全书的百分之一或不及百分之一。”由此可见:时过境迁,《蚀》的一些内容已不合时宜,但茅盾只做了有限修改,我们今天读到的《动摇》接近1927年春夏之交茅盾在湖北的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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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

我们能否据此说,“共产公妻”的闹剧确曾在一些地方零星上演?1927年1月9日《申报》上的一则消息似可作为旁证:上海防守司令部公开发表《赤祸侵入湖北后之现象》,声称赤党进入湖北后,武昌县知事公署牌示田产实行三三一制;武昌法院发布公告,宣布废止民法,停止婚姻案受理。公告发布者在“实行三三一制”后打了一个括号,注明“共产”;在废止民法、停止婚姻案受理后注明“公妻”。

此公告由北伐军的敌方公布,其真实程度似大可怀疑,但此间有一背景值得注意:“北伐”的军事行动是与国民政府的“司法党化”同步进行的。1926年12月底,国民政府司法行政委员会主席徐谦在武昌召开司法工作会议,会议议决:司法改革的目的是在“现在社会制度及经济制度之下务使农工群众减少压迫”;现行民法以前清《民律草案》为蓝本,有与党纲向冲突者,应酌量变更;婚姻问题,根据婚姻自由原则,酌量情形办理;地主及佃户问题,以不违背现在经济社会利益为原则,对佃户采取保护态度。[19]鉴于此次武汉司法工作会议的精神,上述《申报》所谓赤党进入湖北之后的共产、公妻举措并不是空穴来风。同时,“酌量情形办理”的度极难把握,因此才会有小说《动摇》中湖北某县忽左忽右、如打摆子一样动荡不堪的局面。这种动荡或许就是小说中闹剧一般的“公妻大会”的背景。

大革命的潮汐退去之时,另一则关于“共产公妻”的谣言泛起。

1933年7月20日,《申报》上的一篇文章写道:两年前作者从武汉初到上海,许多人见面就问,武汉是否常常举行裸体游行。作者因此感叹:“从上海到武汉,只有两三天的路程,而且交通也还便利,然而当时一般人对于武汉的情形,隔阂得竟如不同星球,即是一个毫无使人置信的理由的谣言,也会使人深信而不疑,大家把武汉看作禽兽之邦,为之‘谈虎色变’。”人们之所以信谣传谣,实因“裸体游行”曾是大小报章上轰动一时的消息。1927年4月24日,中华妇女同志会“阅报载汉口妇女藉词打破羞耻,发起免耻裸体游行大会,以天时尚寒,改期端节举行”,在“殊深惊骇”之余,给蒋介石、唐生智发电,谴责发起者“形同狗彘”、赞成者“无异禽兽”。滔滔谴责声中,“裸体游行”是否在端午节举行,并没有见诸《申报》后续报告。

比《申报》上述消息更早,4月20日出版的《北洋画报》上刊出《打倒可耻的裸体游行》。作者“诛心”写道:“尝闻古有某吏,得淫妇,褫其裳,缚伏驴上,使游于市,更于鞍间置一突起之木杵……使妇人得尽情发展其性欲……此固裸体游行之先例矣。今日者,天翻地覆之时也,女子裸体游行,在党治之下,固为绝不可少之点缀,而被压迫者则以打倒羞耻心为口号。然武汉妇人,既裸体游行矣,何不干脆‘自动地’骑木驴以当众‘发展其性欲’,岂不更妙也耶?”在这段文字中,“裸体游行”是完成时态的,但在擅长图片报导的《北洋画报》上却并无照片。同一页,北京政府进苏联大使馆逮捕共产党人的消息附了三张图,配发的按语称北京政府的捕人行为“实辛丑以来,外交界空前之创举”。这则消息和“武汉裸体游行”共处一版,无意中呈现了某种历史逻辑。

1927年5月,《新女性》的主编章锡琛在《社会主义与两性问题》一文中写道:

自从国民党发动清党运动把共产党完全驱除之后,恢复礼教的呼声忽然又发动起来。某会首领发布反共者通电,说GC党破坏礼教提倡公妻以至女不安室。不久前又看到某女子团体通电反对汉口女子的裸体游行……共产党在国民党的领导下究竟有没有做过破坏礼教的工作?我不是国民党员也不是共产党员,所以无从而知……至于说共产主义主张公妻,那不但维持礼教的人应该反对,便是排斥礼教的我们也绝不敢赞成,虽然我看过直鲁军宣传队所贴的标语,和新近反共产者的通电宣言,说共产党提倡公妻,却至今不知道怎样公法。如果拿女子当公有物,而现在公然通行的娼妓制度却不见礼教维持者怎样洪水猛兽地看待。

章氏将 “裸体游行”之说与“清党”挂钩,虽未给出直接证据,但两事在时间上的接近确实值得注意。周军比对上海、武汉、京津等地报纸,发现“裸体游行”之说最早于3月间出现在上海报刊上,口吻为将来时态:“汉口一班女子将于五月中举行一裸体大游街。”《汉口民国日报》上最早出现相关内容是在1927年4月4日,内容是否定另外一份报纸上刊登的“裸体游行”将于5月1日举行的消息。然而4月中下旬,京津地区报纸对于“裸体游行”的“报导”已经是完成时态的,且各报所载细节多有出入。《汉口民国日报》对“裸体游行”的正式辟谣出现在5月7日和12日,辟谣文章交代了造谣者的名字、动机(破坏妇运)。但谣言并没有止息。1932年,鲁迅在为林克多著《苏联闻见录》所作序言中写道:“工农都像了人样,于资本家和地主是极不利的……苏联越平常,他们就愈害怕。前五六年,北京盛传广东的裸体游行,后来南京、上海又盛传汉口的裸体游行,就是但愿敌方的不平常的证据。”比照鲁迅写作此文的时间,裸体游行谣言的散布时间恰与北伐的兵锋所及同步。

周军注意到,“裸体游行”之说蜂起之时,武汉政府正面临的巨大压力。鲍罗庭曾在报告中写道:“武汉的小资产阶级把国民政府同蒋介石的斗争理解为国民政府试图引进共产主义……小资产阶级根据帝国主义报刊和反动报刊的描绘来想象共产主义,说什么‘将拉着裸体女人满街跑(妇女社会化)’,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消灭私有制等等。鲍罗庭的报告与章锡琛对“裸体游行”的看法可以互证,与《北洋画报》上的诛心之论中“天翻地覆”“党治之下之点缀”亦可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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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罗庭

这些时论呈现的是武汉“分共”前夕,社会的动荡与不安。清洗将至,小说《动摇》中的一个测字先生说:“该杀的人多着呢!剪发女子是要杀的!穿过蓝衣服黄衣服的人也要杀,拿过梭标的更其要杀!名字登过工会农会的册子的,自然也要杀!杀,杀!江水要变成血!这就叫做青天白日满地红!”这样看来,“裸体游行”大概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世界中一个黄色的花边。

“分共”之后,“共产公妻”成为中共的专有罪名。从1927年到1936年,《申报》上《共党蹂躏琼崖之惨状》《江西贵溪县被匪扰害记》《赣省永丰兴国之共祸》一类的报导中,“共产”“公妻”是高频关键词:“全琼……建立苏维埃政府,实行共产公妻主义,且更大张告示:男子旅外限期六个月回家,否则焚毁家屋。迫乡民针刺‘赤军’二字于臂上,不从者杀。胁小童老妇驱之放哨、打仗,青年妇女轮流奸淫”“稍有财产者逃命港澳南洋,贫穷者匿避山林,无家可归流离失所”。1934年6月,蒋介石以“匪区法制礼俗、摧毁殆尽、男女间尤紊乱、倡公妻邪说、相率营兽性生活”为由制定“收复区婚姻办法”。

也是在1934年,红军政治部翻印的《俘虏工作须知》专门指导战士如何斥责“共产公妻”传闻“国民党反动派说:‘共产公妻’,这我们可换过来说:只有国民党才实行公妻。苏区里面,婚姻是自由的。在国民党军阀们,每个人霸占几个穷人的女子,强奸、卖淫都是国民党造成的。”

到1936年,《申报》上关于“共产公妻”的消息戛然而止。

从1946年到1949年,随着国共内战越演越烈,“共产公妻”的消息渐次回归《申报》。

清末民初,无政府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在婚姻及两性关系方面提出一系列激进主张。这些主张刺激了公众对“共产公妻”的想象。在时代议题从无政府主义转移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共产公妻”的帽子先后被戴在维新派、改良派、共和派、无政府主义者和“南方赤党”头上。在这击鼓传花一般的过程中,中共是最后一个与“共产公妻”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势力。

身体政治和普遍意义上的政治勾连在一起,通常都是时代发生狂波巨澜式变动的时候,“共产公妻”话语的流布便是左证。从1910年代到1940年代,此说从海外奇谈演变成伤风败俗的祸水进而成为各派政治势力污名化对手的利器,这一过程参与者众:既有军政要人、或新锐或激进的知识分子、报刊文人、电影导演,也有普通民众。因为参与者众,所以“共产公妻”之说经久不息。

“共产”和“公妻”本来是两件事,流言的制造者却无师自通地把它们联系在一起,而这种联系也并不是纯粹的“发明创造”,共产主义在中文世界最初的传播,便与“女界解放”勾连在一起。

和许多时代热词一样,“共产公妻”也有很多“舶来”成份。这一荒诞不经的说法背后有一系列的观念生成,而这些观念的问题意识/论点/论据大都是外来的。伴随革命之路越走越激进,观念的更迭也是你追我赶,从“自由底恋爱”到“恋爱自由”再到“性交自由”即是一例。这些日趋激进的观念被日趋激进的言辞表述出来,确让社会公众有礼崩乐坏之感。况且,在大革命时期,“公妻分产大会”和激进的性行为确曾发生。此种观念及行为是刺激公众制造、相信、传播“共产公妻”之说的土壤。如果说在1910年代,“共产公妻”还是戏说、笑料,到了大刀会众赤膊阻拦新四军的时候,“共产公妻”已被人们看作实实在在的威胁。

革命固然不是请客吃饭,革命也绝不仅仅是打土豪分田地和军事上的攻城略地。观念的变化、世道人心的变化与革命的种种动作一起发生,而流言是管窥世道人心的一扇小窗。在《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中,柯文引述了拉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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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诺对谣言的研究:“谣言是‘夹杂了个人对世界的主观臆测的公众信息’”“谣言一般包含着带有传谣者强烈感情色彩”。透过对义和团的研究,柯文对谣言的本质有颇深的体认,他说:一类谣言往往能表露人们原有的信仰和偏见;另一类则深藏着阴谋。这些看法,颇能印证“共产公妻”一说的流布:其久经辟谣而经久不息正是传谣者强烈感情的外露;政敌之间以“共产公妻”互相攻击则为民国时代的政争、党争增加了一道花边。花边远不是根本性变化。根本性的变化是湖北某县农民无师自通地在“耕者有其田”之后加上“多者分其妻”。

长期以来,学界共识之一是:打宣传仗,国民党不是中共的对手。“共产公妻”之说却在国共冲突的各个时期腾播诸人之口,这实在证明了谣言在历史巨变之中不容小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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