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务工：活着

一根稻草

通往幸福的道路上总是布满陷阱。  

十四年前，伊德里斯家的大姐利斯蒂看到了一则餐馆招工广告。家里急需钱，加上招聘人员信誓旦旦的各种承诺，利斯蒂就坐着长途巴士从爪哇中部的小村子来到了印尼的一个海滨城市。

但事情很快就向着不可预料的方向开始发展。到达目的地后，没有人给她安排工作，而是将她关到了一处布满围栏和监视器的院落里。招聘人员告诉她：必须学会说英语，做烹饪和收拾家务。她只能安慰自己也许这只是培训内容的一部分。

两个月后，招聘人员告诉她，要派她去新加坡当“女佣”。当时，岛屿城市国家新加坡的富裕程度大约是印尼的15倍。他们还告诉她，如果她拒绝的话，就要缴纳数额不菲的培训费和房租。利斯蒂没有选择，她只好只身前往新加坡。然后，这家招聘机构就拿走了她前九个月的工资，“偿还”她的债务。

后来，事情渐渐开始好转。她在新加坡的第一家雇主是由交通警察和电话公司员工组成的家庭，用她的话说，他们“非常，非常好”。到了第二份工作的时候，她摆脱了肆无忌惮的原来的中介人员，直接来到了新加坡的工作介绍中心，从这里开启了与一系列良心雇主的缘分之旅。

她现在为同为教师的两口子工作，洗刷、做饭，并照顾他们的孩子。薪水很不错，有500美元，可以住在他们舒适的公寓里，还能与主人家共用泳池。考虑到她没有太多的开销，几乎所有的工资都能省下来寄回印尼的家里。

流动的塔基

低技能劳工海外务工的付出和收益情况非常复杂。首先劳工自己能从中获得利益——否则他们也不会背井离乡，远赴千里之外。他们的雇主同样也获得了好处。但那些与他们直接构成竞争关系的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研究发现，异地就业的低技能劳工影响了当地同行的利益。但这种影响即使存在的话也并不大。哈佛大学的乔治·博哈斯教授，是移民问题专家。他发现海外移民的存在，使那些未完成高中教育的美国人的收入减少了1.7%。支持移民的经济学家乔瓦尼·佩里，却发现正是由于移民的存在，才使得这一群体的收入提高了0.6%。但两人都认为，对本地工人整体而言，移民的到来对工资的影响略为积极。

部分原因是由于当地工人可以做新移民无法做的事，像流利的使用本地语言和与当地机构沟通交流。当大量的海外低技能劳工涌进当地，开始从事烹饪、清洁和建筑等体力劳动时，当地人的工作机会往往开始向高级别跃迁，他们有了开始从事管理工作的机会，例如管理这些海外劳工。海外劳工的从事的工作经常是当地人不愿意做的，例如采摘水果，发放停车罚单或者照顾老人等。这也相应减少了当地人享用新鲜蓝莓，有序街道和疗养院时付出的费用。接受海外移民甚至还能有效增加专业技术人员的供给。充足的海外家政人员和清洁工使得受过高等教育的本地女性婚后仍可从事全职工作，就像利斯蒂的雇主那样。

经合组织研究员阿曼丁·奥布里联合其他研究人员一起，对劳工（不论是否有技术）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跨国务工情况进行了研究。他们估测有83%的本地工人从中得到了物质好处。作为顾客，他们享受着海外劳工提供的多种多样，高质量和便宜的商品及服务，从廉价的干洗到特色饮食等各种便利。

人生加减法

对这些海外劳工自己来说，这一过程中最大牺牲通常是情感的缺失。离开家意味着将家庭，朋友和文化抛在了身后。对于利斯蒂，这也是最大的一项牺牲。新加坡政府规定，月薪超过6000新币，外国人就可以带着家人一起来新加坡，但是对像利斯蒂这样的低收入者是不可能的。新加坡政府极力阻止女佣在当地扎根或是从事公共服务工作，因此定期的给她们进行健康检查，如果发现有怀孕的迹象，就会将她们送回母国生育。

还有更坏的情况。塔蒂，另一个印尼女佣，曾经在海湾地区工作，她的丈夫没有工作要靠她养活。当她回国探亲时发现，不仅丈夫跟另一个女人搞在了一起，还在未经她同意的情况下把他们的房子给卖了。“他说他把钱都花在了孩子身上，但是我一点儿也不信”，塔蒂非常生气。她最后离开了他。

不出意料的是，对这些低技能务工人员来说，出国打工最明显的好处就是能够改善经济状况。当他们从一个贫穷的国家来到一个富裕的经济体时，他们的报酬很快就变得跟本地同样熟练程度工人的一个样，比在母国有了质的飞跃。自然实验显示，这并不只是因为这些人更有上进心，针对汤加海外务工的随机调查显示，那些获得签证，并移居到新西兰的劳工第一年的收入就是待在国内的同等人员收入的三倍。

在利斯蒂到新加坡工作之前，伊德里斯家有时还会吃不上饭。如今，赖于她寄回家的钱，老家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他们在Bumiayu修建了干净的新家，还在路边开了一家小店，出售面条、调料、香烟、热汤以及其他的一些生活用品等。他们还用自制的糕点来招待游客，这是一种用稻米，椰糖和椰子片做成的点心。就在记者采访她的家人时，利斯蒂从远在1100公里外的新加坡给她的儿子打来了电话，叮嘱他要按时完成家庭作业。

多年来，利斯蒂一直在为她的妹妹瓦纳齐亚缴纳着学费，和帮助其他亲人。妹妹就要18岁了，也正在计划着出国工作。她想去日本的一个电子厂工作，听说那是一个繁华、守时、纪律严明的地方。听到这些时她非常开心，但是，她也从其他穆斯林口中听说日本人对于性似乎有着令人恐惧的放荡。她害怕孤独，好在她的几个同学也在计划着去日本。她想着有一天在国外赚够了钱可以回来买块儿地，到时候她就可以留在国内结婚了。

国民英雄

这些劳工的工资通常用于支撑其背后的整个家庭的开支。2018年，中低收入国家收到的海外汇款高达529万亿美元，比之前一年增长了10%。据世界银行预测，2019年，海外汇款将成为这些国家最主要的外部资金来源。如今汇款规模已经是国际援助的三倍，而它却与援助资金有着明显不同。海外汇款通常直接到达接收人手中，而不是像援金那样要经过官僚体系的层层盘剥，挥霍和挪用。

这些汇款甚至是许多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海外汇款在28个国家的GDP中占比超过了10%，在以下国家中的占比更是高的惊人：汤加（39%），海地（34%）和塔吉克斯坦（30%）。海外汇款带来的资金要比外国投资可靠的多。实际上，这些钱对稳定经济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经济危机来临时，外国投资者会携款而去，但是这些身在海外的劳工却会与身在母国的亲人一起对抗危机。

无法忽视的安全问题

并不是每个人的跨国之路都顺利，有些人就沦为了新世纪的奴隶。大量的人选择以非法的方式前往别的国家，他们的抗风险能力异常脆弱，肯帮助他们穿越边境的往往也是一些犯罪团伙。还有许多非洲人试图通过利比亚进入欧洲，因为这样没有太多的法律障碍。但不幸的是，选择了这条路，就意味着同样也没有太多的法律来保护他们。来自加蓬的阿里现在生活在意大利，他说：“我在利比亚被无缘无故的关押了六个月，监狱的看管直接用钢管打我。”其他在利比亚被逮捕的非法移民则被判处到农场劳作，就像奴隶一样。

世界各地的家政服务人员无一不是弱势群体，因为私人住宅往往是劳动调查员最难渗透进去取证的地方，他们的权益很难保证。许多雇主拿走雇员的护照，拒绝给付双方之前谈妥的工资，有些甚至殴打和强暴她们。但是这样的事情也同样在他们的母国上演着。事实上，那些对压榨劳工习以为常的国家也正是移民最难离开的国家。

跨国人员探索了许多避免被伤害的方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使用手机，手机的普及使他们能够与已经有过海外经历的前辈或同行进行交流并得到有用的信息。例如，在Bumiayu，每个人都知道利斯蒂第一次出国是因为受骗。但是，这种情况现在很少发生了，监管良好的当地机构为人们提供合法的国外工作机会，并帮助他们完成书面工作。印度尼西亚驻新加坡大使馆会公布电话号码，让他们身处危险时及时打电话。人们从利斯蒂的例子中学到了很多，也对她交口称赞，称赞她为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