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文一的雄文“国家为什么繁荣？——国民财富的起源与空想市场主义的终结”的体会

前日，观察者网发表了文一的雄文“国家为什么繁荣？——国民财富的起源与空想市场主义的终结”。读后获益匪浅；并发现有诸多网站转载。只是原文太长，有5万多字，不易普及。花了一天时间，根据我对文章的理解将原文缩减至不到四千字（这四千字基本是原文，只是在顺序上重新安排）。由衷感谢文一先生提供的难得一见的好文章——任泽钢

为什么有的国家贫穷，有的国家富裕？为什么“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流行的新自由主义和“西方中心论”的解释是：因为西方拥有古希腊民主自由的文化传统。

新自由主义认为，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把欧洲从“黑暗的中世纪”中唤醒，古希腊“民主自由思想”的重生催生了16—17世纪欧洲伟大的科学革命，欧洲人发现了天体运动规律，发现了微积分，发现了物质化学元素基础，发现了火药燃烧和爆炸的秘密。从此欧洲人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远远超越青铜和铁器文明的时代，即建立在蒸汽机工业革命和严格产权保护、遵守契约精神的“自由、民主、文明，法治”时代。

但文一先生认为以上的说法是一个被精心粉饰的极其偏颇的巨大神话。文一指出欧洲科学技术创新的最大动力不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开启的思想启蒙运动，而是国家主导的围绕民族，商业，政治利益展开的战争和军事技术竞赛。

14世纪欧洲发生过至少44场大规模战争，平均每两年发生一次战争，其中包括长达116年的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15世纪欧洲一共发生过60场战争，几乎每年都处于战争状态；16世纪欧洲发生过62场战争，平均每次战争的延续时间超过8年，平均每年都有超过两三场战争同时展开，延续时间超过8年的战争有15次之多。从1500年开启大航海到1700年工业革命前夜的整整200年期间，欧洲有95%的时间都处于战争状态。

14—16世纪欧洲的商业，生产，文化，军事中心在意大利半岛，这里孕育出高度组织起来的、具备有效行政结构和灵活战争能力的小型城邦国家。威尼斯就是其典型代表。威尼斯拥有当时欧洲最大的国营兵工厂，生产商船和战舰。强大的海军使得威尼斯几乎垄断了地中海海域的贸易。

那个时代制造火药和冶炼炮弹（铁球）的成本十分高昂。一磅火药在1375年的价格相当于4.938磅黄金，而1326—1700年一台重炮的价格可能相当于今天一枚导弹的价格。

在15世纪40年代，法国一个国家每年就需要消耗万磅火药，即相当于每年仅火药就得花费掉10万磅黄金。一个多世纪之后，这个数字翻了25倍，达到50万磅，按1375年的价格相当于250万磅黄金。

显然，唯有国家力量才能支撑对武器的研究创新，而教会支持武器研究则是为了赢得对异教徒穆斯林的频繁战争。。

在国家和教会力量的大力支持下，文艺复兴以后以达芬奇，伽利略等人为代表的科学研究，尤其是关于球体（炮弹）的动力学研究和机械装置（弓箭、枪炮、钟表）的动力传动机制以及火药的研究，最终导致17世纪的科学革命的爆发。

而这场科学革命与欧洲军事技术革命的爆发在时间上高度重叠，两者都受到先前的一系列战争、远洋探险、环球航行、奴隶贸易、全球殖民地开拓等等运动的刺激。

对炮弹发射和弹道轨迹的研究刺激了牛顿经典力学和现代数学（解析几何与微积分）的诞生，对火药燃烧和爆炸原理的研究刺激了现代化学（原子、分子理论）的诞生，对外殖民和大航海的需求刺激了大批量天文观察和现代天文学（日心说）的诞生与航海技术（指南针和远航帆船以及载炮军舰）的改进，对火药作用下空气热胀冷缩原理的研究刺激了温度计、气压计、蒸汽机等装置的发明和气体动力学的诞生，对枪炮制造工艺的研究开启了整个近代西方的冶金、炼铁、铸造、锻造等工程技术的不断创新与发明，刺激了后来以气缸及活塞运动为基础的蒸汽机和内燃机技术。

冶金、采矿、锻造等行业的发展以及劳动分工原理和零部件标准化生产体制的出现，加上为满足军事研发而设立的各种大学机构和科学与工程学院促进了“科学家”这个职业的涌现和国家对科技人才选拔制度的建立。

学者常征指出：“经典力学三巨头，伽利略地面力学，开普勒天空力学，牛顿万有引力，其实都是从炮弹力学开始，都受炮弹力学启发，因此经典力学就是炮弹力学。”

然而，在自由主义的叙事下，产生经典物理学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条件被统统抽掉了，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被描绘为被一颗硕大的象征基督教智慧之树上的苹果砸在头顶上的灵机一动。

其实牛顿是在欧洲大地隆隆炮声中诞生，并在隆隆炮声中去世的。牛顿出生于1642年，卒于1727年，享年85岁。这期间欧洲爆发过至少44场战争，其中与英国直接有关的至少有10场。

有限的国内人口和无节制的战争升级，无限制的殖民扩张和海外掠夺，迫使欧洲国家采取“全民皆兵”的国家组织动员模式和“全民皆商”的资本主义竞争方式，参与国与国之间“你死我活”的竞争。“祖国、民族，荣誉、忠诚、纪律、创业，责任”这样的理念，被提升成为近代欧洲国家普遍的国民意识，由此推动了欧洲各国内部公民意识和社会参与意识的形成和发展。

然而在这民族国家“公民社会”意识的背后，也背负着大规模对外战争、种族屠杀、外族奴役和全球殖民。这是一个是人类历史上最野蛮，最血腥，最无耻的过程。

16世纪至19世纪时期欧洲和美国白人主持的大西洋奴隶贸易，从非洲西部和中部掳掠了近三千万黑人奴隶。其中，一千万人死于航运。在哥伦布未到美洲大陆之前，印第安原住民有5000万左右。在四百多年后的1900年，存活的美国印第安人已经不足25万。

1864年11月29日约翰•奇文顿上校，带领全副武装并备有骑兵和迫击炮的700名北方民兵，突袭了在沙溪游牧定居地安营扎寨的一个印第安人营地。这个营地有好几百名印第安人，三分之二是妇女和小孩。一个叫约翰•史密斯的士兵1865年作为目击者之一在美国国会的证词中说：“我看到那些躺在地上的无数印第安人的尸体被切成碎片，其肢解的残忍程度我从未见过。他们把所有印第安女人的身体部位切成碎片，用刀子进行剥皮，她们头盖骨被敲碎，脑浆洒满一地，受害者包括两三个月大的孩子们。所有年龄的人都没有幸免，从还在吸奶的婴儿到成人......

以上只是令人发指的诸多事件中的一件。事实上纳粹希特勒专门研究过美国针对印第安人实施的许多种族灭绝政策，以作为他对付犹太人的参考模式。比如他亲自研究了1863年至1868年美国军方迫害1万名新墨西哥州印第安人的一项名为博斯克•雷东多（Bosque Redondo）计划。

文艺复兴以来的全部西方文明史，是一部以高度组织起来的民族国家为单位而展开的血腥的“丛林竞争”历史。这段历史，以国家为主导，以商业利润和对外资源掠夺为目的，以服从国家法律规则为手段，以国家财政和军事投入为工具，以“战争—贸易”循环加速器为动力。这场延续400多年的工商业竞争史，一直是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科学研发和使用为背景，推动了西方科学技术的连环爆发式突破，并将欧洲原来的400多个城邦国家和封建王朝荡涤成二三十个国家。

西方现代社会中的“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观，西方的科学革命、工业革命、现代福利社会不过是欧洲1500—1800三百年血腥的原始工业化积累过程完成以后，又经过1800—1900一百年殖民掠夺下的工业革命洗礼，尤其是经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后的产物，是国家力量主导下的军事化商业扩张和以垄断全球市场为目的的规模化大生产的结果。

许多 “民主、自由、人权”，的概念的提出和发展是为了调和西方国家自身内部尖锐的阶级和社会矛盾，是被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倒逼的结果，而绝不是西方固有的，更不是西方崛起的原因和前提。

贫穷、落后、工业化失败，始终是社会协作失灵和国家能力缺位的结果。问题的根源在于规模化大生产需要规模化大市场才能盈利，而规模化大市场本身是一个公共品──需要巨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成本的支出。而这个成本只有高度组织起来的国家才有可能承担。

这一关键政治经济学原理却被自亚当•斯密以来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实，今天所有发达工业化国家的超一流军事力量、情报信息收集能力、警察防暴体制、精准的产业政策和对高精尖产品和技术的垄断、强大的财政和金融调控能力、通过法律法规对国际贸易的管控，都对市场运作发生重大影响。

由于对这些国家能力的巨大忽视，才有新自由主义和空想市场主义在非洲，拉丁美洲，东欧的失败。这也解释了中国为何在违背几乎所有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条下异军突起的秘密。

仅靠放任自流的市场，撑不起工业化的天空。没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和正确的产业政策，就不可能有安全、规范、统一的大市场和自我输血的产业升级能力，从而也就不可能有基于后发优势的爆发式经济增长和富有自己文化特色的工业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