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及人类社会发展史都是“文化决定论”的历史

中国历史及人类社会发展史都是“文化决定论”的历史

——谈谈中国文化早熟的因果（19年11月11日修改）

习者宏仁

    本文原作初创于上世纪80年代末，最初题目《谈谈中国文化早熟论》，目前网上可寻最早记录在2003年，此前约2年发表过的网站，都已烟消云散。

本次修改，是受近年“西方伪史”研究兴起的启发做的自我纠正。

  最早提出“中国文化早熟”的，是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的梁漱溟先生。梁先生在他1921年完成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因将东、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得出了人类文化发展中的“三大路向”的理论。

    梁先生认为，人类最有代表性的文化有三种，即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

人类文化（社会）的发展（模式），也应按照这样的顺序走下去——西方→中国→印度。西方文化正是如此，中国和印度却没按这样的程序走下去，不待走完第一条或第二条路，“就中途拐了弯，到第二或第三条路上去了，成为人类文化的早熟”。

后来一些中国或国外学者提出的关于中国文化早熟的论点与此有些出入，多指中国文化的历史持久、实践经验丰富，并“早于”其他文化系统。

18世纪的伏尔泰说，500年前（约距今700年前），欧洲无人识字。“我们可以回忆一下，500年前，不管是在北欧，在德国，还是在俄罗斯，还几乎没有一个人会写字。今天我们的面包商还使用着的刻记赊售面包的木筹，就是我们过去的象形文字和账簿。”   如有人认为，中国文化在先秦（有文字记录和考古证实的文化源始期），即已通过一些艺术形式具有了对人生、世界的细腻全面的表达。

还有人认为，中国文化相对于其他文化系统在形式、结构、深度、宽度、辩证认识、伦理本位、生产目的上，较早就具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和具体的作为。西方的学者也有众多类似说法。

1.歌德说“在审美标准上，当欧洲人还在丛林中奔跑时，中国人已有优美的传奇故事了”；

2.爱因斯坦说“西方科学家做出的成绩，有不少被中国古代科学家早就做出来了。原因之一是古代科学家自幼学习《周易》，掌握了一套古代西方科学家们不曾掌握的一把打开宇宙迷宫之门的金钥匙。所以中国古代科学家能够更早更快地破译许多宇宙之谜。”

3.韦伯说，“儒家的精神取向是与世界的精神取向相应的”。

现代科学家由于《易经》启示而获得诺贝尔奖者的有——

1. 德国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其论文为《测不准原理》。

2. 量子学说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丹麦物理学家玻尔，论文为《相生相克原理》，其在庆祝酒会上以太级八卦纪念章赠人。他认为《周易》的太极反映了互补的思想，当他因科学成就而被封为爵士时，他选中了太极图作为他的盾形纹章的主要图案，以此象征中西文化的融合。

3、4. 杨振宁、李政道的不对等原理，其论文为《不对等定律》。杨振宁、李政道从《易经》的阴阳消长的原理中得到启发，提出了原子能态二组的奇偶性虽是不灭的，但不是不变的，而且存在着盛衰消长的变化，这一发现使他们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李政道曾说：“从哲学上讲，‘测不准定律’和‘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思想，颇有符合之处，所以近代物理学有关看法，和中国太极和阴阳二元的学说有相似的地方”。

5. 比利时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普里高津指出：现代科学的发展，近10年物理和数学的研究，如托姆的突变理论，重整化群，分支点理论，都更符合中国《易经》的哲学思想。可逆与不可逆、对称与非对称、确定与不确定论、简单与复杂、进化与退化、稳定与不稳定、有序与混沌等，都无法在西方自然观中容纳。然而，以《周易》的观点来看，都是很自然的。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世界上重大科研成果共有14项，其中12项源于《易经》原理，如耗散结构理论、混沌理论、分形几何理论、一元数学理论、物元分析理论、天地生偶次序、全球地质构造吕德斯线、地球经济穴位理论、地球自然节律、自然同期可公度理论、生物全息律，宇宙全息论等。

其他受《易经》启示的科学家、哲学家及学者“深有感触”并为现代科学做出过杰出贡献的有——

1.莱布尼兹在《皇家科学院纪录》上发表《二进制算术的解说》，副标题为“它只用0和1，并论述其用途以及伏羲氏所使用的古代中国数字的意义”。自此，二进制开始公之于众。1716年，他又发表了《论中国的哲学》一文，专门讨论八卦与二进制，指出二进制与八卦有共同之处。他在钦佩《易经》之余，写信给当时的康熙皇帝，要求加入中国籍。

2.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认为，易经的太极图显示了宇宙间力场的正极和负极的作用。他说：“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中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中国传统科学的成果已经注入到西方近代科学中，在现代科学中将发挥出更为杰出的作用。”

3.美国高能物理学家F•卡普拉认为，太极图的运动变化原理与动力学的模型一致，而且八卦也同强子的八重态对应。

4.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哲学史演讲录》中指出：“《周易》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其在自传中说自己曾根据中国的《易经》阴阳消长的道理，阐明了正、反、合的辩证逻辑定理。

5.日本的汉学家本田成之称，《周易》“乃是中国人一切智慧的基础，是唯物主义及其规律的基础。”

6.德国汉学家马菲博士指出：“将《周易》解释为神秘的，或者是非科学的都不对。它在人类社会，以及遍布在当今世界的伟大宗教产生之前就存在了。我们可以说，它是宇宙的法则，真理。”

7.瑞士心理学家卡尔•古斯塔夫•琼认为《周易》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源泉。

8.芬兰国家科技院的一位学者说：“中国《易经》在未来预测学方面的成就将震惊西方。”

9.欧洲学者C.G捷恩说：“谈到世界人类唯一的智慧宝典，首推中国的《易经》。在科学方面我们所得出的定律，常常是短命的，或被后来的事实所推翻，吟诗唯独中国的《易经》，亘古常新，延续6000年之久，依然具有价值，而与最新的原子物理学颇多相同的地方”。

10.美国学者卡普拉把《周易》一些基本概念与现代物理学中基本概念进行比较后，认为： “《周易》是人类最古老的一本智慧的书”

11.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中，多处将“阴阳”概念作为一个具有普遍阐释作用的历史哲学观念加以应用，并认为他的基本宗旨之一，就是探索“六千年以来世界各地先后从‘阴’变到‘阳’、从‘静’变到‘动’的原因”，或者说探索人类文明“从阴到阳的巨大的宇宙性的后果。”在汤因比看来，“阴阳特别在作为阐释人类起源和演进的基本原则时是有意义的：文明演化具有阴阳两极的结构”；在“许多不同的时代里有许多观察家认为，一动一静的交替的节奏，前进、停止、又前进的交替的节奏，乃是宇宙本身的一种基本性质。汤因比还用“阴阳”概念阐释神话故事的结构及寓意，并进而具体解说某些历史民族的非“原生性”的“子体文明”起源的哲学性质。

由以上网络资料的复制粘贴，可以建立一个这样的认识——

目前，人类认识到的被称为科学或技术层面的事物的运动规律，均来源于现代人所说的非理论化、非逻辑化、非技术化——非现代意义的“科学化”的中国古人的朴素、直观天地自然的认识论和世界观——易有太极，道分合阴阳的认识论。

中国道哲学——中国逻辑通过阴阳关系认识万物的认识原理——

阴阳合道；阴阳互根；阴阳转换；阴阳交变；阴阳创生；阴阳平衡以至和谐；孤阴不生、独阳不长；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阳极生阴、阴极生阳。。。。。。“量子”之间有了互补、效应、纠缠。。。。。。关系，才具备存在与运用意义，其实就是物质的“阴阳分合”特性，物质的自有属性，就是运动性和关系性。

若以层次论，量子力学的理性认知、理论表述，是在哲学之子——科学的层面认识到并表述出来的。

量子力学的理论原理其实是中国道哲学——中国逻辑的阴阳关系原理。

。。。。。。

即使从今天认可人数较众的观点，“中国文化是艺术与道德合一的文化，西方文化是科学与法律合一的文化”中也可看出：中国文化是一种“未来型”的文化。

因为中国文化没有经过“以逻辑科学作基础、技术为应用、创新为先导、法律为保障的社会大生产的历史阶段”，而是直接进入了，以“天人合一”为前提，运用各种艺术形式、道德方式方法，在“安贫”中也能“乐道”，以求人间和乐的“共生主义”时代。

不过，早熟也意味着某种内在的压力。这在现代个体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人类文化学以及文化哲学中已被证实。

早熟是因为含有不成熟因素，但其表现及内涵都要比一般的成长要丰富。

早熟的人抑郁深沉的多，早熟的文化矛盾性内耗多，都是不成熟的内在特质造成的压力使然。

中国早熟的文化在理论上统一了“人——社会——宇宙”，在“重义轻利”的历史性的生产事实上，却造成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人类世界史再无二例的、在动荡中延续了五千年的文明史！

中国人的实践总是在理论前面，并屡为屡成，原因在思维方式中。

由宇宙统一观得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社会大一统”、“道德仁义礼智信”的结论，由此有“天下无弃物”、“万物可备于我”、“无用之用”、“格物致知”、“有教无类”、“归根知常”、“柔以胜刚”、“道法自然”、“道存万物”、“百虑一致殊途同归”等知行原则。

这些知行原则造就了中国人的伟大的早熟特征：直觉发达。   直觉是经验的产物，但不一定是逻辑的结果。

因为有“道可在万物中”的观念，所以有怀疑性联系万物的直觉判断。

这种以直觉认识宇宙的方式与思维特性，造就了囊天括地的中国文化中，那些令人叹为观止、技术成份发达、以社会人伦为目的的艺术品，以及内容丰富的文化遗产。且不说那些令世人公认并竞相追逐的精绝文物，即使那些因政治哲学或政治文化上的需要而创造的现代也难以再建的宏大工程，如秦始皇陵、阿房宫、汉上林苑、唐都长安、故宫、圆明园，其体现出的艺术上、技术上的价值，亦是亘古嗟叹的。   中国人的系统观在自然中，在以“人际——政治”稳定为目的的自然感应的宇宙统一中，是经验与直觉把握的产物，不是逻辑推断的结果。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天性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观乎天文，以察时变”。

古代张衡、葛洪、一行等科学家的终极研究目的，不在社会生产中，而在政治伦理和宇宙统一的社会理想中。从艺法则中的“迁想妙得”、“外师造化”、“胸有成竹”、“天籁之音”、“法于天地”、“功夫在身外”、“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等，都是出于自然联系的宇宙观，决不愿在按部就班的逻辑推证中构成系统和整体。   “大一统”的知与行，使中国社会历劫不散，在道德、仁义、大同、和谐、中庸观中产生的文化同化力，经数千年仍威力不减。

但儒家的“入世”不以社会生产为目的，不以征服自然为条件，使中国人在重义轻利的实践中工于创造却殆于运用，形成以潜意识中的经验主义为行为原则的经济文化观。如技艺传习中不成文却一直延行的“单传”、“密宣”原则，对商品的规模化生产的制约是很明显的。另外，古时候一些社会生产意义可能重于近日高科技的技术创造，因多用于“义”而少用于“利”，其成果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并不明显。

这种“重义轻利”或“义利并重”而以义为根本的思维原则，是与儒家未能实现的“大同”理想相适应的。而大同理想的内涵，又很类似于社会主义的理想——共产主义所要求的标准。

不像资本主义的经济决定历史(经济决定论的社会发展史)、资本是社会存在与发展的首要主要因素、资本——经济的结果即是社会进步的标志。。。。。。种种以偏概全却又头头是道的社会认识论与方法论体系在哲学上的迷失，导致的因国际利益集团间的利益争端形成的“国际战略”，是今日各种国家性、国际性甚至世界性社会恶性问题的总根源！由此导致世界范围的“发达的贫困”,割裂了“天”与“人”的和谐关系，人类的“理想的冲突”、“文（化）明的冲突”、“人类往何处去”、“增长的极限”、“发达的贫困”一类的困惑，由此在社会发展史的“商品——利益——经济——市场——战略”中，愈演愈烈！

为何中国古代科技发达，大规模杀人武器早就发明创造得可以改变任何人类历史格局，却一直以铸剑为犁的抑制性政策减少其人类伤害性？

为何即使到明朝郑和下西洋的时代，要想像西方那样侵略世界成为人类之王，也是轻而易举之事，但从无此妄举，反而加固其自保的长城？

这里的原因，就如现代一些中外学者所说，中国自古就是“文明型国家”，其成熟程度，是现代西方离道德一致的“文明型文化”天地之别的“最先进”之科学不能证明的。

若想证明，也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其所论述的社会总资本问题中，是否在哲学认识论上充当了社会总成本的角色？劳动价值论可以成为一种比较稳定的、以比较文化为现实社会决定因素的，以理想的社会未来为目标的，可用于社会分配形式的观念上与应用性的“价值尺度”吗？

如果将劳动的经济学含义当作观念使用，当然会有历史的局限性，比如国情的差别导致的“比较劳动”（比较利益、比较成本之类）的差别；但在世界观——哲学意义上探究劳动的历史价值，尤其是比较文化现实条件下的历史意义，那么劳动价值的历史意义将是永恒的。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本质上是一个为人类发展而设置的评价体系，它在评价个人对社会的作用上将劳动看作唯一的标准，认为个别生产者对社会的真正贡献只能是他所投入的劳动。在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中，关于劳动是人类及其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决定因素、非劳动者赖劳动者而生存的观点是最基本的思想，劳动价值论只是他的这一唯物主义历史观在经济理论上的具体体现。。。。。。劳动价值论的经济学体系衡量了人类为生产所付出的真正代价。”(左大培)   马克思主义重视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人际关系，目的在社会生活中，与中国文化中的千古准则“道洽大同”不谋而合。

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更在于重视儒家所忽视的社会大生产——再生产，证明了：人类历史在缺乏生产力的条件下的进步是不成熟的进步。

由此比较出，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社会的需要上，在“硬件”上的不合时宜、“软件”上的早熟。    中国的政治文化理想，也是出于伦理——社会秩序上的需求，目的是天下太平。

“修－齐－治－平”观使个人、伦理、政治密不可分，认为“关系”可以代替生产。   儒家伦理——在社会中，认为伦理关系可以决定生活质量，从而达至“天人合一”；

道家伦理——在自然中，认为无为不争可以决定社会和谐，代替社会生产，达至“天人合一”。   说中国文化早熟，还因中国文化中的“宇宙统一”、“伦理本位”与未来人类对自然的需求相同——共生、和谐、统一。不因求无限的功利，破坏自然。不像今日世界社会现状的决定成因，西方的工业文化并至今仍起决定作用的信息文化，因心存征服、甚至干掉自然的野心，造成今天的资源危机、土壤沙化、臭氧空洞、环境污染、怪病连生、水土流失、地力减退等等威胁人类自身生存的结果。

历史上，中国的土地历经数千年不减地力，原因是通过阴阳认识论，运用了自然界的“消长互生”的原理。

而现在中国一些地区与多数工业发达国家地力减退的原因，却是一味“催生”的结果。

现代资本主义由于妄想市场、资源、资本的无限性，发生的屠杀外侵—殖民—战争—大工业—环境污染—环境保护—绿色文化—回归自然是其历史路径。

近、现代以来，人类历史上至今被公认过的强国的由盛到衰“规律”，都是由此而来。

依“早熟”的中国人的理解，人类认识自然与创造新生事物的度量衡总则为——道法自然。

这是中国主流文化不走经济决定文化之路，而行文化经济之途的历史大智慧的原因。

西式市场经济行为中，出于资源无限、市场无限、资本无限“不碰南墙不回头”的愚蠢的妄念而导致的“天人相害”行为，从资本主义兴起就一直存在。

人类范围的环保、除霾、绿化、退耕还林、绿色食品都是出于此种“原始科学”思维方式，蠢碰南墙，头破血流后无奈回头的历史结果。

曾有人说，中国在明末时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此论可疑。

这是因为，被现代人看作是“生钱利器”的商业及金融业，中国古代早就非常发达，被称为现代性的标志的金融业及市场经济，先秦时就成熟到需要抑制。

管子说：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非君之所赖也，君之所与。故为人君而不审其号令，则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意思是说，君王不能依赖那些与君王争利的“万金之贾”，而要直接控制国家金融和财富，控制金融就要控制实体经济，没有实体经济的人，“不可以立为天下王”。为了消除这种“中一国而二君王”的政治困局，秦王嬴政向吕不韦痛下杀手，随后果断采取的国家统一货币并配之于“书同文、车同轨”和统一度量衡的政策的目的，就是将金融牢牢掌握在国家手里，由此彻底杜绝吕不韦金融势力复辟的任何可能。由于中国较早地经历了商业资本一家坐大造成的灾难，中国古代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节制商业资本的政策。“重农抑商”就是产生于这样的背景并贯彻于中国封建社会始终的重要措施，这些政策保证了秦以后的中国避免了欧洲式的破碎。（张文木：管子论经济过度金融化对国家安全的危害——读史札记）

中国人在3世纪到13世纪之间，即已有了西人望尘莫及的技术知识却未能产生现代（生产性）科学的原因有二：

1.由世界观决定的思维方式——这也是早已经通观了天地运行规律的“早熟的中国”，历史上秦朝时就有了现代意义的环保法——《田律》，以法律的形式确定，历代普遍实践过的“限伐”“轮作”“禁猎”的一个世界观上的原因，也是真实可信的人类社会发展史中，人类当时最发达最强大的“横扫天下六合”的秦朝不外侵，却修建长城“自保”的一个世界观上的原因。

2.政治文化——现代科学的目的是发展经济，有形或无形的历史观都是“经济决定论”，国家的目的是“国富”或“人富”，至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或共产经济（社会主义）都是此政治文化的历史工具。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目的只是其本身，即维护和谐天下的集权秩序和文化传习。

由此可知，中国人认识到的“哲学”，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人类秩序、人类命运世界观。

修齐治平、先天下之忧而忧、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理念均由此意。

人类所有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融人类共识，文化兼容、经济共产、政治协作、资源共享，力求人类和平的努力，都是出于人类秩序、人类未来——人类命运的目的。

这也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历史目的，而历史上资本主义世界观的结果，则都是以邻为壑、杀伐抢掠、人类喂奶、制造恐怖——渔人之利。

看中外历史，唯有“早熟的”中国，才能有此种天地通观、伦理有序——和谐天下的世界观。

人成熟的一元标准是伦理，要看其个性行为达成的伦理和谐的程度和对环境的进步作用；

人成熟的二元标准是生理和心理，要看个性行为达成的生理与心理行为的协调程度和对环境的进步作用。

此二标准的含义在古今中外的各种东、西方文化系统中，差异不大，如对“德性”或“个人修（教）养”的解释。   以此作比中国文化。

用一元标准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和谐是成立的，但对社会经济大生产、再生产意义上的作用并不大，其结果是使中国社会长期处于一种“皇朝轮转”中。

据笔者的“文化经济的社会历史结构论”的研究，这种“皇朝轮转”,在没有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外来文化的影响下，是不可逆转的。

曾有学者指出，中国历史在明朝时已有“资本主义”的萌芽，而其实是，中国先秦时就有了成熟的关于商业流通、货币管理、税收政策、财税收入及市场物价的关系的社会大资本运用的理论与实践。比如墨子的“刀即货币轻重”的“价值规律即交换规律”及管子的“以轻重御天下之道”的“国家财政之术”的“轻重理论”。（何新语）

（重复引用）管子说：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非君之所赖也，君之所与。故为人君而不审其号令，则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意思是说，君王不能依赖那些与君王争利的“万金之贾”，而要直接控制国家金融和财富，控制金融就要控制实体经济，没有实体经济的人，“不可以立为天下王”。为了消除这种“中一国而二君王”的政治困局，秦王赢政向吕不韦痛下杀手，随后果断采取的国家统一货币并配之于“书同文、车同轨”和统一度量衡的政策的目的，就是将金融牢牢掌握在国家手里，由此彻底杜绝吕不韦金融势力复辟的任何可能。由于中国较早地经历了商业资本一家坐大造成的灾难，中国古代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节制商业资本的政策。“重农抑商”就是产生于这样的背景并贯彻于中国封建社会始终的重要措施，这些政策保证了秦以后的中国避免了欧洲式的破碎。（张文木：管子论经济过度金融化对国家安全的危害——读史札记）

用以上观点看待中国及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不是有些恍惚穿越时代的感觉？

以此观点看，何为人类社会的成熟？

用二元的标准看，中国文化中的“心理”活动是丰富的（如改变今日世界的“四大发明”及汗牛充栋绝对数量天下第一的诗文），但生理上的自我困扰太甚——社会动荡频繁，频繁得令读史的人疲于叹息！   社会成熟的一元标准是政治，要看政治行为对社会的两种基本构成因素——文化与经济——的协调进步的程度；

社会成熟的二元标准是文化与经济，要看文化与经济行为的协调程度和对社会环境进步的促进作用。

其中文化与经济行为的协调程度，是古今中外评价、衡量社会成熟程度的唯一标准。   以此作比中国社会的历史。

用一元的标准看,中国历史中的政治对文化和经济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并形成了能对社会秩序进行强有力改变的“政治文化”与“政治经济”。

政治本身的问题不大。

若考证政治对文化的作用，还会使世人皆惊叹于中国政治的伟大，因为改变欧洲及至世界近、现代史的“四大发明”等等技术性发明，都是历史上中国政治推动或抑制的产物，是一种纯粹的“政治文化”。

用二元的标准看，中国文化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有兼容并蓄的特点，如对基督、祆、景、伊斯兰、西域等各种外来文化的广纳博收；有“早熟”的特点，其以伦理为本位的特征，是一种“未来型的生活方式”，并维系了几千年不崩的中华连续史。文学、文物上，亦有浩若烟海的精彩绝伦之作。先秦即有的“庖丁解牛”、“无射之射”、“列子御风”一类“道”功，更是人类至今未泯的恒久愿望。

但提到中国历史上的经济行为，却是遗憾多于创造。

几千年中皇朝反复更迭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政治上的家族制与文化中的“重义轻利”观的结合，对社会生产产生了巨大的制约作用。

“升平盛世”的建设与动荡年代造成的破坏相比，真似半斤八两。

“安贫乐道”、“穷而后工”、“轻言利”、“小富即安”等观念根深蒂固，形成了一种恒久不散的风俗式氛围，掩盖了个体的渴望富裕的念头，同时也遏制了社会生产力。

但从安贫乐道——财大气粗；见利思义——钱能通神；轻言利——君子爱财；君子淡泊名利——书中自有黄金屋；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笑贫不笑娼等等矛盾的念头中，也可看出些许中国文化中的经济潜力。

这算是解释以往给世人以“保守”、“封闭”印象的中国人，何以在今日世界范围内，被称为最能赚钱、最可能改变人类命运的民族的一种方式。   文化的核心是生活，生活的核心是伦理。而且伦理本位似已被世人方法性地公认为是中国文化的全部。

中国人日常生活丰富多彩，也是其历史性的伦理本位稳固的重要因素。

民以食为天，中国人是“一菜百艺”，乡愁常常就是妈妈做的饭，天地间四腿不吃桌子，两腿不吃人，余皆以多得难以计数的方法哙啖之。只包子就有千种做法与吃法，面条也有千种做法与吃法。其余的酒令、食歌、谜语、对联、气功、养生、杂技、曲艺、音律、武术、生肖、茶道、旅行、戏法、风水、符咒、歌舞鉴赏（风花雪月）、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三教合一。。。。。。千变万化，广博无端。   文化及至世界的未来，在于人类伦理上的作为。

这包括个人伦理——性格、人格、教养、家庭、人际、人生观等 ；社会伦理——风气、义利观、价值观、群体倾向、人文关怀等；人类伦理——组织形式、国际关系、民族互助、文化兼容、国际标准、人类秩序、人类命运、国际化生产、世界观等。   从“比较文化”的角度看，人类历史中，唯有中国文化在伦理实践上最持久、最彻底。但在与外系统文化的比较中，就会发现，在广义文化（包括经济、政治、哲学）视角下，中国传统文化在经济生产上的作用不大，并由此使伦理实践中的内耗行为增多。

如古人论，“繁文缛节，余心茫然”，今人论“单人是龙，多人是虫”。

其实中国人“个人是龙”的原因，正在于这使中国人难以真正逃逸的丰富的伦理实践与个人经验之中。

因为人与社会的生存智慧均是人与人之间伦理实践的产物。

这种伦理实践的最大弊端是使个体模糊，人群相处时如一锅粥，日长月久，使个体感到身心乏累。为了在群体中探出头来透一口气，就难免做一些不得罪人，但可能影响别人透气的事，于是就常有了人际间因倾轧或出于自保的心机而出现的内耗现象。

人们间的关系因“面子”维持，因“里子”而变化，而面子会因“里子”的波动有许多内讧性诡诈。这是不分表面上彼此的关系，时间累积造成的，就像清水的沤积——本来清楚、简单的感情表现在越处越厚的“感情”的静态堆积下，变质了。

同盘操箸的吃俗；闲极无聊中的捏造；“烟酒不分家的客套”；违背社会原则的讲情；缺乏竞争的一团和气；听到直言后的“腹诽”；看到他人兴旺后的妒忌。。。。。。

这与发达的文化中闲逸的生活方式有关，是社会生活中缺乏经济活动的结果。

中庸的处事原则和方式使知识分子们在清高自负中对社会物质生产的作用甚微，甚至造就了一些“君子固穷”，不吃“嗟来之食”，饿死了却与己于社会均无所补益的超然之士。

  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学品头论足，甚至为此在争强好胜、尖酸刻薄中相互攻讦，对外来文化中不合习惯的东西却容让开脱。即使对外来的艰涩、曲晦的东西也表现出一种“与己无关，于社会可能有益”的态度，在笑谈中借用，却不在批判中改造。不去看此种东西的原则有无问题，只看它的表现是不是比较有趣，有趣的收容利用，有过敏反应的充当笑资。

这完全是“社会性中庸意志”的结果，是以经验代替理性、以伦理替代科学的具体表现。

由此导致的“善良”结果，就像边芹在《被劫走的历史解释权》

https://www.ict88.com/page/view-post?id=73中所说的，“一个流氓看中书生的家产，找茬儿一拳把他打翻在地，打家劫舍后还丢下话谁叫你不爱搭理我。于是我们就接过流氓打人的理由开始逆向推理：书生被打翻在地怨不得流氓，人家流氓练得一手好拳有什么错，错在书生关门在家又不会打架。那么书生为什么不如流氓会打架？劣根性就出自他的文化，是他的文化不如流氓的文化，那为什么文化不如人家？因为产生文化的文明(黄色文明)远不如流氓的文明(蓝色文明)，黄色文明就会在家种地(封闭落后)，蓝色文明专事航海发现”。

  若以人类文化学的观点，作横向比较，现代西方“造反文化”、反现代化，及至延续至今尚热火朝天的浮躁中带着深沉的文化——摇滚文化——产生的原因，不是社会经济不发达，而是社会性的精神家园的丢失和伦理本位的无根化！这在任何现代的本土文化——外来文化或比较文化中，均有生无定始、存无定向的倾向。

这在发达文化（其实是发达经济）中或在落后文化（其实是落后经济）中，均有历史事例或事件可以证明。

米德和本尼迪克特到原始部落中研究出了解释现代社会特性的“前喻文化”、“代沟”和“文化模式”，而梁漱溟在20世纪20与40年代的中国，提出了意味极其深长的“文化早熟”和“伦理本位”。这些都是伟大的企业家、经济学家与政治家认识不到，但在无形中一直包容其具体行为甚至在冥冥中引领其行为方向的思想。

                                            摇滚文化的生成土壤是20世纪50年代的美、英。

此时的美、英正是一个生活与生产物质大充裕、大泛滥的时代。当时美国有一半以上的家庭自报工资收入属中产阶级，而英国的产品当时占世界出品产品的22％。

摇滚文化与“朋克”文化异曲同工的主题，从“性”、“迷惘”到“爱（情）”到“人类命运”，一步一步走来的路上所声嘶力竭呼号着的，无一不是对人类精神家园失落的哀叹和对社会伦理现状的抗议。

资本主义文化与体制中极端功利化的个人生活方式与经济理想，引致激烈的竞争性人伦斗争。“人是机器”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伦理事实，造成了人们心理上的失衡。此种失衡延续至今，因为社会现实一直历历在目——

号称最发达的美国在2017年有约4200万贫困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3.4%，超过500万全年从事全职工作的美国人年收入低于贫困线，近半美国家庭生活拮据，1850万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

全球最贫困劳动者人数增至5.5亿；20年前的250万难民已涨至今天的4 400多万；全球的文盲由1970年的8.9亿增涨到21世纪的9.48亿人；“二战”后世界范围内已发生了150场以上的大小战争，造成230多万人死亡。。。。。。

其他因全球变暖、环境恶化、恐怖活动、宗教冲突、种族摩擦、军事威胁。。。。。。种种影响现代人生存心理的“文明行为”，只能用不忍了解、触目惊心来形容！似乎是因为没甚么好事，才令我们总是怀有着莫名的天下之忧。

这可能是文明社会进步中，因信息的发达给现代人的必然感受吧。

这种人类性的普遍感受造成的心理失衡，首先在天性敏锐、富同情心与朝气的青年人身上反映出来。青年人在无力改变现状的情况下玩世不恭、“反归自然”，直至发展成为足以撼动整个资本主义根基的风潮及革命。黄马甲运动、占领华尔街都是具体表现。

作为现代人思想倾向具有代表性的显示方式之一的，是源与美国、风行于英伦三岛及至世界的摇滚乐。但在其创始初期，却有这样一段真实的“笑话”——“共产党已经设计出了一种复杂而狡猾的技术，能通过神经干扰、脑力衰竭和迟钝，使美国青年变成废物——‘披头士’乐队（即指‘甲壳虫’乐队）的破坏性音乐，加速着人们的精神崩溃！”这是美国著名记者威廉·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实录》中说的话。

这确实是人类现代文明史中的“五彩幽默”，也是今天在世界文化的横向比较中，发现的历史性警告！   考察西方历史可知，“资本主义”是一个在不断衍化着内涵的概念。虽然有研究说，“美国经济在‘9.11事件’后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自由市场经济，而向苏联模式靠近”（参《参考消息》2003  .08.28 ），北欧的福利国家实践是受社会主义理念的影响，但其“资本主义”的核心至今一致。

受地域因素决定的“文化惯性”的影响，西方的政治文化，从社会理想（哲学）的角度看，其至今不变的是——

1. 经济决定历史(经济决定论的社会发展史)；

2. 资本是社会存在与发展的首要因素；

3. 资本—经济的结果即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这是今日发达国家陷入种种社会问题困境（如工业化引至的种种问题）的深层原因。

因为人类社会发展史是文化与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而不是由单一的某种社会形态所决定的。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根据我们的历史观，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力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

这应该是对上述看法的最好诠释。

现代世界的“经济化”表象是历史的“制度的选择”的结果，其中以“生产方式”的选择为代表，即以组织或国家的名义根据“国情”进行“制度的(生产方式与分配方式的)选择”,而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种“国情”,都首先是地域、民族——文化性质的。   应该说，资本主义出现前的西方文化，对其社会经济的作用也不大，历史中贫困或动乱时代的窘况，与中国历史中王朝间的过渡时期差不多。

如18世纪的伏尔泰说，500年前，大约距今700年前，欧洲无人识字。“我们可以回忆一下，500年前，不管是在北欧，在德国，还是在俄罗斯，还几乎没有一个人会写字。今天我们的面包商还使用着的刻记赊售面包的木筹，就是我们过去的象形文字和账簿。”

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进步的作用，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相制约的经济结构中，而西方在产业革命以前的这种社会结构性互相制约，对西方社会进步的作用也不小。

如“重农抑商”曾是世界历史中的普遍现象，只是不如中国社会因历史关系那样长久、那样严重。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特产”——以义取利，对人要中庸，对天要“合一”的大一统哲学中。因为天下一家、小农经济、皇权至上等社会特征，在西方历史中也普遍存在过，历史结果却与中国不同。而西方独缺的，正是这种四海趋同、人心所向、天下一家，以生活、伦理为目的的宇宙大一统哲学。此种哲学的实现，仗倚的是 “道”、“儒”两种文化的历史性交变后对外来文化的兼容、共享与吸纳。

因此，老子与孔子是中国文化的连续性与继承性的价值与意义上的两个重要衡量尺度，遗此则妄谈中国的过去、现在与将来！   早熟是一种不成熟。但无论人或社会，从早熟到成熟，如果有必要的条件做媒介，却会产生发展上的飞跃。

从19世纪中叶出现的“文化学”到后来的文化人类学、文化哲学研究中所能知道的研究结果来看，此种媒介是文化或文化中的某种因素。其中“地域性”与“民族性”是重要的两种属性，众多历史现象都可从此两种“文化基因”中寻绎因果线索。       从社会结构来看，历史中中国的文化是早熟的，经济活动是缺乏社会大生产——再生产的，而政治中的“家天下”不受伤损地延续了两千多年，这是在世界所有民族与国家的历史上都是再无二例的。

但从比较文化角度下的历史意义上来说，中国社会的发展潜力，却正蕴藏在这早熟的传统文化中。思维方式中贯通宇宙的“直觉”；文化现象中使社会出现“超稳定”连续、长期性史实的伦理本位；政治实践中强有力的“仁治”——大一统观。

要知道，人的智慧和社会进步的动力，是人与人之间伦理实践及人与自然间生产利用的产物，更是人类历史进步的前提及潜力所在。其中连续的社会史的长短在此方面经验累积对此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的历史，可以用一部战争史较详实地记述下来，原因也在这种文化发达、经济“羞利”、政治集权，不合理的社会结构中。

由经济上的“羞利”观念产生的行为结果，必然会因社会生产面狭窄、产量有限导致社会关系不协调。遇到人祸天灾时，多数人的吃饭问题解决不了，就会有因饥饿引发的生存之争，生存之争的群体状态，既是社会战争的成因。

每次战争经年之后，多有一次因休养生息出现的社会生产上的“小阳春”，随之“开明盛世”。“开明盛世”多重视生产，重视生产的结果是使集权分化。这是社会动乱后，社会价值观必然转换的结果。

但“大一统”的文化传习，又会使这开明盛世因分割了的权力，引发政治上的腐败，影响社会生产。在生产范围狭窄——重农抑商且无工业、扩大再生产的可能很小的事实中，因大多数人的生活必需品及财物，越来越多地流向贪婪的“官本位”者们，引至民怨四起。“泰去否来”，经年之后，新的一场农民战争在某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爆发，新的皇朝建立。

中国历代是“文化经济”（以伦理——社会秩序为目的的生产）发达，“经济文化”（以生产——社会财富增长为目的的伦理）却太萎弱。

西人将火药用于攻击性枪炮，并形成带动国民经济的军火资本，中国人将火药用于娱乐以维护“亲亲”之仁；

西人利用指南针向远处走以寻找并抢掠财富，中国人用指南针定风水方位，“堪舆”天地。   世界各地的人类文化的发展，“早熟说”、“成熟说”、“夭折说”、“失踪说”等都只是说明，因文化中的地域性与民族性在不同文化系统的演进中的决定性，其发展上的主导力量也不同。只因地域造成的生活习俗不同 ，使得民族性在各文化系统与外界沟通上的方式及程度不同，生产方式或分配方式不同，造成了后来的“间断的文化”与“连续的文化”。

  连续的中国文化，历数千年不灭！其中最令人惊讶的是，虽一直经受着内忧外患，经济上未能完成不变和可变资本的原始积累的前提下“亲亲”、“复礼”、“大一统”，由此引出许多“内耗”性人格痼疾和生产目的上的简单自足行为，却在为近代科学提供了必要的技术经验的同时，常有几百年一周期的“升平盛世”！原因何在？这是那些珍惜人类生存，为现时代的“文明病”——道德病、信仰病、精神病、心理病、富贵病、生态病、人设病而忧思的人们的疑问。

  本文所谈的“伦理本位”，首先强调了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为伦理本位，次指中国文化中的伦理实践有可取可行之处。

历史是一个以现实社会需求为准则的量变过程。独立系统文化的纵向比较与不同系统文化之间的横向比较的意义在于借鉴。

中国的孔子循“周礼”也不照搬。

殷商的“礼”是一种祭祀，要杀奴隶和牲畜，而孔子认为，连用人的形象为俑作陪葬都是极不道德的，曾破例为殉葬现象失“礼”骂大街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以俑作陪葬的人，断子绝孙了！）曾言“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

孔子懂得时代不同，“礼”的内容及形式要有所“损益”的道理。但孔子的伟大更在于他看到了礼的局限性，“循礼”、“复礼” 而超之，不以礼为人伦核心，而以“仁”为人伦核心，“人而不仁，如何礼？”“仁”是进一步强调人伦关系在社会进步中的重要性的概念。套用今人公认的表示人间关系的“伦理”一词可知，仁即伦理，“仁学”即“伦理学”。

仁的实践要从个人做起，所以又强调德、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个人修养，以备人际相处时应用，以求“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大同理想。   本文所谈的是“中国文化早熟”，虽是兴之所至、走马谈来，却也有借题发挥之嫌，那就不妨亮亮。

“外题”是——世界文化及至人类哲学，若不从伦理角度考虑沟通、利用、兼容、融合的可能性，那末世界的未来，就难免越富裕却越混乱、越浮躁的局面。

伦理文化的弘兴怎样提倡、走什么道路呢？这又回到“人脱野蛮，崇仰贤德，仗倚教化”的老嗑上去了，此题下回再谈。     此文的深入讨论请参《“文化经济”与“经济文化”关系的社会发展史寻绎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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