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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的地理结构,以及秦晋应对边缘民族的不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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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之国的形成<先秦篇> [第79节]

 作者:温骏轩

长篇连载,每周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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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们谈到,在秦穆、晋文双公之后,秦晋两国不能说相安无事,但也算基本确立了自己的发展方向。秦国暂时安心向西发展,将重点放在渭河平原以用西、北高地的整合之上;而晋国则将更多的精力投向华北平原了。不过虽然有王室的授权,让晋国去收复河北平原的卫国旧地,但晋人要想达到这个目标,还需要先将山西高原上的那些戎狄先搞定才行。

应该说,即使晋人不想向华北平原渗透,那些环绕于临汾——运城盆地四周的戎狄也是必须面对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晋人所遇到的问题一点也不比秦人少。对付这些边缘民族,古今中外,无外乎两种方案。按照西方人的说法就是“胡萝卜加大棒”;而按照中国的说法就是“羁縻”政策。所谓的“羁”,就是用军事政治手段强硬施压;所谓“縻”,则是用经济和物质的利益加以笼络。

纵观历史,无论是施之以武,还是诱之以利,都是应对边缘民族所必不可少的手段,只不过是更侧重于哪一方面而已。对于秦国来说,军事手段是他们称霸西戎的主要保障;而对于实力更强的晋国来说,似乎也可以通过战争,整合好山西高原上的那些戎狄。只是秦晋两国地缘结构的差别,决定了晋国如果依靠军事手段,并没有那么容易让他们达到目的。

晋人之所以会遇到比秦人更多的麻烦,在于山西高原的地理结构。我们在“曲沃代翼”一节已经对山西高原的基本地理结构做了一个大致分析。通过那一节,我们应该清楚,整个山西高原大致是由太行、吕梁两大山脉,以及由两山包夹而成的一系列盆地所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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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晋国所占据的临汾——运城两盆地以外,向东还有“长治盆地”(上党盆地);向北还有太原、忻定、大同盆地。这些盆地从体量上来看,与临汾或运城盆地是处在同一级别之上的。也就是说,即使晋人通过整合好临汾——运城两大盆地,以及河西、河南(崤函通道一线),甚至在河内(河北平原)取得突破,成为了山西高原乃至整个中央之国首屈一指的诸侯。但要想通过军事手段,彻底征服盘据在另外四个盆地之中的戎狄,仍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与之相比,渭河平原的体量,以及周边高地中并无能与之匹敌的大型盆地,让秦人在称霸西方时所要面临的地缘形势,要更为简单。

最终晋人还是想到了合适的方法来整合山西高原。而产生效果的时间也并不比秦霸西戎的时间要晚太多。开启整合之路的晋国君主是“晋悼公”,在他继位之时,距他的先祖晋文公称霸之时已经过去了50多年。而晋人在东进过程中,与周边戎狄之间所发生的地缘冲突,也愈发激烈了。

为晋悼公找到正确方法的人叫作“魏绛”,而他所建议并被采用的方法,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和”(感觉上和现在的提法有些类似)。而这段历史或者说战略手段,也被史家称之为“魏绛和戎”

关于“魏绛”这个人,大家可以通过网络去查找他的资料。不过仅从这个“魏”字,大家也应该能够猜到,他是属于三家分晋之中的魏国的先祖。事实上晋国公室的权力,自他们向周边地区强力渗透之后,就已经开始向那些世家大夫手中转移了。这种情况在春秋之时是非常常见的。

正所谓诸侯分了周王室的权力及土地,而大夫在诸侯身上做了同样的事情。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层层分封的“封建”制度。 不过周人所创立的“封建”制度,在执行一段时间后,固然让中央之国陷入了分裂的局面。但也激发了各诸侯国的主动性,使他们能够多点向边缘地区扩张,最终将中央之国的核心区连成一片。

从这个角度看,秦人只是在政治上,将诸侯们地缘扩张的成果组织在一起。不过伟大的始皇帝更多的是担了一个统一之名,以用这诸侯们数百年所积累的财富,建造了几个宏伟的工程。真正开始享受这一切的,是刘氏子孙。

虽然说封建制度,让春秋之时的很多诸侯国,都存在内部分裂的情况。但晋国却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因为他最终正式分裂出了三个政治体,并且都成为了战国地缘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并不能简单归结于晋国的“大”。因为在东方的齐国,后来也发生过重大的政治更迭。不过那时候是“田氏之齐”从整体上继承了姜太公所创立的“姜氏之齐”,齐国在地缘上并没有陷入彻底分裂的局面。

从地缘的角度看,晋国在春秋战国之交分裂为“三晋”(赵、魏、韩),正是因为他那相对独立的,珍珠琏般的盆地结构所造成的。这些相互之间即有联系,又具有很强的独立性的盆地,本身就具备了滋生独立政治体的地理基础。再加上倾整个山西高原之力,在华北平原所扩张的地理单元。晋国比其他大国更具有分裂的潜质。

不过在绝大部分春秋之时,晋国还是以一个整体的形象,出现在中央之国的政治舞台上的。所谓的“晋国六卿”之间的博弈,更多的体现在争夺整个晋国的控制权之上。换句话说,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晋国六卿”指的是控制晋国的六大世家,经过长时间的博弈,最后剩下了赵、魏、韩三家)。因此魏绛提出“和戎”之策时,还是为晋国的整体扩张作考虑的。当然,这些具体的事情,还是由这些士大夫在做的。当他们各自为晋国打出一片天地之后,也为晋国埋下了分裂的种子。

我们具体来说说“魏绛和戎”之策。其实所谓“和戎”的方法,后来历朝历代都在用。无非是借助农耕民族强大的经济实力,来与边缘民族实现和解。简而言之就是给之与利,然后让对方承认自己宗主的地位(反正你打进来,也无非是为了财物)。

不过这个“利”怎么给也是有讲究的,象后世的“北宋”那样直接给钱的方法是最不可取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农耕民族只需开放“互市”,允许双方互通有无,让边缘民族能够通过贸易手段得到他们所需的物资(如盐、铁、茶叶等)就能够达到和平的目的了。

当然,许可双方通商,并非一劳永逸的办法,那些马上民族,在得到必要的物资补充后,往往还是会骚扰农耕民族的边境,毕竟“打草谷”获得的利益更直接。这也是历代皇朝,对于在是否与边缘民族“互市”的问题上,往往犹豫不决的原因。

要想通过互市来降低边缘民族的压力,首先必须得有足够的实力,以让这种互市不至于更多的成为一种资敌行为。显然,已经统一了临汾——运城两大盆地的晋国有这个实力。之所以选择和解,只是希望寻找一种低成本的渗透方法罢了,并非是不得以而为之。

正如我们刚才所分析的那样,能够与晋国在贸易中获得利益,正是那些边缘民族所求之不得的事。实际上,在与晋国的对抗当中,那些戎狄所承受的压力要远大于晋国。这就好象上个世纪的国内战争那样,你可以无限的放大游击战的成果,但实际上,战略的优势却始终要看整体实力的对比。

因此,晋国提出“和戎”政策之后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晋国周边的边缘民族迅速承认了晋国的宗主地位,并且在晋国征战中原的过程中,为之所用。而晋国在这次民族和解中所获得的好处,还远不止于此。

因为在后世类似的民族和解案例中,农耕民族除了获得暂时的安宁以外,很难真正的向边缘地区渗透(最多只能建立几个军事据点,再设立一些名义上的行政机构),也就是说,双方的地缘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主要是当农耕民族统一长城以南的地区之后,蒙古高原、东北平原、西域、青藏高原这几块帝国时代主要的边缘地区,并不适合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古典时期)。或者说,它们当中即使有些小的地理单元能够成为“塞外江南“。但也无法与长城以南的农业区,连接在一起(比如我们以后要分析到的“河套平原)。在这种情况下所获得的和平,是没有地缘保障的。

而在春秋时代,晋人所要面临的地缘形势,对他们则要有利的多。因为晋国周边那些戎狄所占据的地区,有几个适合大规模农业生产的地理单元,并且几个地理单元与临汾——运城盆地存在着紧密的地理联系。

这几个盆地包括山西高原,或者说山西省范围内的“太原”、“沂州”、“大同”、“上党”几个盆地。当晋国与生活在这几个盆地之中的戎狄实现和解,并形成亲如一家的关系之后,晋国也可以无障碍的向这些潜在的农业区移民。而这些带有游牧性质的边缘民族,本身对于土地并没有特别的概念。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得他们对于晋人的渗透并没有切肤之痛,反而很享受与这些农业人口进行交易所带来的利益。

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渗透方法,当然不会在一代之内见成效,但终整个春秋之世。晋国所代表的农耕文化,对这些盆地地缘属性所做的改变,已经不可逆转了。而在这些水草肥美之地成为农田之后,那些活动于山地之中的,小股戎狄部落已经不足为患了。

应该说,晋人通过“和戎”政策,不仅征服并融合了为患于他的边缘民族,扩张了自己的土地,并且让他们为己所用,成为了晋国称霸中原的生力军。

不过也并非所有的戎狄都在这场地缘博弈中成为牺牲品,最起码有一支戎狄部落成功的利用的“和戎”政策,并为自己打出了一片新的天地。这支戎狄部落一开始被华夏族称之为“白狄”,而他们正式出现在中央之国的舞台上,是以“中山国”的面目示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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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山国的地缘情况,是我们下一节的分析目标。其实如果单纯的比较国运,中山国的白狄们可以认为他们才是最终的胜者。因为直到战国末期,中山国才算正式被灭。而之前利用他们的晋国,却早以通过自身的分裂,结束了绚烂多彩的春秋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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