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裁者皮诺切特与“芝加哥小子”的休克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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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1973年9月11日，坦克开上了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大街，一边朝前冲一边开炮，战斗机呼啸而过，轰炸政府大楼。彼时，智利总统阿连德手握卡斯特罗所赠的AK-47步枪战斗到最后时刻，自杀殉国。政变的发动者是将军皮诺切特。“芝加哥小子”则是最早为皮诺切特制定经济计划书的一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

皮诺切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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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已经解密的美国中央情报局资料，美国在背地里支持了皮诺切特血腥的军事政变。美国将政治上左翼的阿连德视为眼中钉，当阿连德竞选获胜之后，美国最担心的是阿连德会将智利的外国企业国有化。美国当时的对外投资约有20%流向拉美国家。美国的跨国公司，比如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担心自己在智利的投资会被收归国有，迫不及待地要求政府出面干预，扳倒阿连德。

正当皮诺切特的坦克炮轰总统府的时候，几个年轻的智利经济学家聚集在一家右翼报纸的印刷厂里，催促着工人赶紧印刷军政府的经济计划书。9月12日中午，散发着油墨香味的经济计划书已经摆在了军事司令部的办公桌上。这些年轻的智利经济学家被称为“芝加哥小子”(Chicago Boys)，因为他们都是在芝加哥大学接受的经济学训练。

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位于美国国际金融中心芝加哥，是世界著名私立研究型大学、常年位列各个大学排行榜世界前十。是世界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最重要的研究教学中心之一。

1953年，美国驻智利国际合作办公室的主任帕特森(Albion Patterson)和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一起访问智利，他们对当时以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为首的拉美经济学家深感厌恶。在这两个美国人看来，拉美经济学家离社会主义思想太近了。两人商量之后，决定设立一个项目，专门由芝加哥大学来训练一批年轻的，思想正确、作风过硬的智利经济学家。这个建议得到了福特基金会的支持。

但当福特基金会找到智利最好的大学智利大学的时候，被校长冷冷地拒之门外。智利大学的校长说，如果没有办法自己决定派学生到哪一所美国大学接受教育，我们宁可不接受这一恩惠。无奈之下，福特基金会找到了另一所名气稍差、但更加保守的大学，即智利天主教大学。智利天主教大学当时连经济系都没有。听到这么好的条件，他们立马就和福特基金会达成了协议。

从1956年起，一批批智利留学生源源不断地到芝加哥大学深造。每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都会有大约40-50名来自拉美的留学生，占其研究生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在哈佛或MIT，拉美留学生一般只有四五人而已。智利经济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成了一个热门话题，人们在教室里、饭桌上，热烈地讨论左翼经济学家的政策到底错在哪里。芝加哥大学希望这批学生回到智利，能够称霸学术界，进而影响决策的方向，但“芝加哥小子”们回国之后，一直被边缘化，没有人在意他们的奇谈怪论。

直到皮诺切特的部队在大街小巷搜捕左翼人士的时候，“芝加哥小子”们才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他们的老师，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后来说，皮诺切特一开始是自己蛮干，到收拾不了局面的时候才求助于“芝加哥小子”。但早在皮诺切特还没有上台之前，“芝加哥小子”们就已经参与了密谋。他们为皮诺切特制定的经济计划书就是证据。这份计划书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越写越长，最后被称为El Ladrillo，意思是像砖头一样厚的书。“芝加哥小子”们提出的建议和他们的老师弗里德曼的主张如出一辙：私有化、放松管制、削减公共支出。

电影《智利说不》(No) 海报

电影讲述了智利在皮诺切特执政期间“广告救国”的传奇故事

乍看起来，政治独裁和经济自由似乎是一对奇怪的组合，事实上，它们的实质是一样的：均信奉“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美国军方曾经将“震骇”(shock and awe)战术定义为，通过制造超过人们想象的恐惧和破坏打击对手。但皮诺切特明目张胆的屠杀激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抗议，于是，皮诺切特和他的人变得更加“谨慎”。人们不再是被处决，他们只是“失踪”了。士兵和警察依然肆无忌惮地逮捕人，据估计，这一时期至少有10万到15万人被捕，上万人被害。

政治上的“震骇”为经济上的“休克疗法”铺平了道路。皮诺切特听从了“芝加哥小子”们的建议：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放松管制，尤其是对金融投机的管制；降低进口关税；削减10%的政府开支。

阿连德总统执政期间，智利通货膨胀率曾达到150%。皮诺切特执政之后，通货膨胀率继续攀升，到了1974年达到375%，这是当时世界各国最高的通货膨胀率。1975年，弗里德曼和他的同事飞到圣地亚哥。皮诺切特犹豫地询问，我到底哪里做错了？弗里德曼斩钉截铁地说，你唯一做错的地方是改得不够快，不够彻底！

米尔顿·弗里德曼，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第二代芝加哥经济学派领军人物。

1975年，“芝加哥小子”们将公共支出进一步削减27%，到1980年，智利的公共支出已经降至只有阿连德总统时代的一半。被砍掉的主要是公共教育和医疗卫生，医疗保险和公共养老金都被私有化。“休克疗法”实行的头一年，智利的国民经济总值下降了15%，失业率从阿连德时代的3%飙升至20%。

皮诺切特一共在位17年，多次变换政策方向。最重要的一次是在1982年，当时，智利经济仍然处于高通胀、高失业的困境，而且，由于放松金融管制，智利积累了巨额外债。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皮诺切特用了当年阿连德的招数：他将很多银行、企业收归国有。尽管他将很多企业都私有化了，但却留下了Codelco，智利的国有铜业公司，这一家公司就贡献了智利出口收入的85%。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智利经济逐渐稳定，并出现了快速增长。但“芝加哥小子”留下的后遗症还在。这是一种极其不平等的增长。1988年，智利45%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外国产品潮水般涌来，大批国内企业破产倒闭，工人失业。低收入家庭受到物价腾跃的冲击更大。

即便如此，弗里德曼也从未承认智利的“休克疗法”存在缺陷，也从未对自己和皮诺切特的合作表示后悔。他至死坚信“休克疗法”是唯一正确的选择。2005年，就在他去世前一年，弗里德曼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他一生中最后一篇文章。文章讨论的是被卡特里娜飓风侵袭了的美国新奥尔良地区，彼时，这一地区90%的建筑物遭到破坏，数十万人流离失所。到处充斥着抢劫、强奸、纵火等罪恶。留在市中心的除了遍地死尸，还有缺粮缺水、无依无靠的老弱病残。

弗里德曼说，“这当然是一场悲剧，但又是一次机会。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休克疗法’的绝佳机会，彻底地改革当地的教育体制，废除公立学校，实行教育券制度，将一切交给私人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