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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素质教育还要继续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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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首发于公众号:叁里河

作者:星爸爸

1987 年全国九年制义务教育各课教学大纲通告会上,原国家教委副主任刘斌第一次在官方场合提出了 “素质教育” 的概念,他说,基础教育应当是 “社会主义的公民教育,是社会主义的公民的素质教育”。

出发点是为社会培养更多的全面人才,但从一开始,素质教育这个概念就和 “减负” 挂上了钩。这一点在 1988 年国家教委制定的《关于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若干规定》中有所体现,文件里的十条规定包括了不得超纲教学、不得布置超量课外作业、严控考试次数、合理开展竞赛和不得歧视后进生等等。

这些规定,或者说其背后所体现的问题,在今天仍然普遍存在,甚至和大众情绪有了更深的共鸣,以至于后来的各种文件规定都像在这个基础上修改只字片语而已了。 

《若干规定》开启了江苏省在后来十多年里围绕素质教育的讨论,具体论点全都落在了学业减负与高考成绩之间的矛盾之上,几乎每一次事件都逃不过这个套路。

但是集中在这十多年里的讨论,参与都是教育相关的从业人员和学生家长。作为一个由官方提出的概念,政府却一直没对素质教育作出具体解释。“由上而下” 发起的一场教育改革,在头十年里只是由 “上” 起了个头,而 “下” 就只能自己摸着石头过河了。

江苏省教科院的一篇文章评论说,“当时,素质教育的实践和议论虽然十分激烈,但主要还是在民间进行,国家教育行政部门仍未在正式文件中对素质教育进行引述和评论”。

江苏是最先落实素质教育的几个省份之一,1990 年底,江苏就发布了《江苏省教育委员会关于当前小学教育改革的意见(试行)》,里面提到要在小学阶段把重点从 “以升学为中心的应试教育” 转到 “以提高素质为核心的公民基础教育” 上来,比国务院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 “从应试教育转型” 整整早了两年多。

而江苏教育界在拥抱素质教育之后的近三十年里几乎年年为减负问题和素质教育问题吵破嘴皮的局面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个改革的复杂程度与来日方长。

毕竟,教育是串联起资源分配、阶级流动、财富配置和子女成长等当代城市中产几大核心问题的引线。

江苏成为响应素质教育改革的表率,但同时也打开了一个至今都关不上的魔盒。早在九几年就有人向报纸等媒体渠道反应学业减负之后的成绩问题,但是真正的全民大讨论要直到扬子晚报 2004 年 7 月 12 日的头版头条文章《追问南京 “高考之痛”》的横空出世。

高考之痛这篇文章直接把江苏推行素质教育的失败用一个事实呈现:“在考生人数增加的情况下,本科达线的考生下降到4700人,比去年反而减少600人。”然而后来根据官方统计,南京市当年本科上线率和高考录取率 “均好于往年”,在全省排名也 “略有提升”。

硬要追问落榜人数的增加,可能与之前几年高校扩招和取消年龄及婚姻限制带来的考生人数增加相关性更高,但大讨论的氛围已在,教育又是每个家庭的敏感议题,加上 “素质教育受害者” 现身说法,所以以扬子晚报为主战场的争论就一连数月不停了。

高校之痛系列文章共有七八篇,都是读者与教育从业者的互相往来。其中的争论的焦点,无外乎还是素质教育在一考定终身的体制下的对与错的问题。

教育从业者,尤其是高校教师和中小学校长推崇素质教育,愿意当排头兵,称,认为素质教育是为 “孩子的终身发展负责”。但是现实中只认成绩而且需要对成绩直接负责的老师和学生家长却认为太过理想化的教学不具备实用价值,不冲分的教学不是好教学。

满打满算,在江苏于九零年发布小学教育改革试行意见时正好在上小学的那批八零后,有一大部分人应该是在 2004 年大讨论时的应届高考生了。这期间有幸被选中的学校,都不同程度实行所谓的素质教育,比如各种兴趣小组和选修课。

素质教育改革贯穿了他们的 K12 阶段,在高考作为唯一选拔标准的不变大前提下,素质教育带走的时间都要从应试训练里出。所以当这几届学生迎来高考,发现自身成绩不如南京的同龄人,更不用提周边城市的县中同学时,素质教育就自然成了众矢之的。

南京六中的一个学生给晚报打电话说,“我高中三年学习中,学校用上课时间给我们组织社会调研、第二课堂等素质教育的内容,占全部学时间的两成多,但这些对高考没有用,我真后悔当初浪费了太多时间。”

高考之痛的系列文章以当年江苏省政协会议上 “素质教育也应 ‘考得好’ ” 的消息宣告结束,政府继续推进素质教育,家长们在补习班曲线救国,双方维持着表面的和平。

但从一开始,省会南京的家长们明着暗着羡慕省南通、启东的天高皇帝远。南京一中校长曾被家长追问 “你们为什么不搞晚自习”,为什么不能像县中那样早六晚十?

另一个在千禧年初花了八万买南京户口的南通家长被省城教育气坏了,省重点就读的女儿 2004 年高考只有 430 分,南京老师居然不学南通老师逐字逐句改作文。

不搞应试教育,高考考差了谁负责?县中模式直接产出高考高分,高考高分代表了高重点率和名校,这是高考模式下的硬指标,所以南京家长不仅羡慕县中模式,而且还有不少人还用脚投票去县中读书。

当时所说的县中模式就是超级中学模式,目标直指高考,没有多余的杂念,一切为分数服务。南京一个中学的校长去南通学习经验,回来评价说,南京的孩子有城市病,“优越感强,学习目的不明,动力不强”,县中孩子积极性高,身在苦中不知苦。

总之,家长和老师都不满意,政府则感到满肚子委屈,“部分家长对素质教育不领情”,媒体则在这个问题 “乱施话语权”。

这些事例都发生在十五年前那场关于素质教育的讨论期间,其中的论点论据放到现在却丝毫不显过时,各个参与方所扮演的角色功能也丝毫不减,只不过这一次哭天喊地的变成了自媒体。

关于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讨论的本质一直没有变化,针对教育多元化及其公平性的讨论也是如此。但是素质教育的讨论只是个舞台,南京家长归根结底还是看高考成绩说话,只要能影响到重点率和录取名额的,都可以当作题材上台唱起来。比如在 04 年的素质教育大讨论上,就有人顺带批评 “311 高考方案“ 带来的不确定性。

另一个能证明家长只在乎成绩的证据是他们对竞赛的态度,当初有家长对记者说,搞竞赛占用大量学习时间,成功了算是有个 20 分可加,但是没拿到名次岂不是鸡飞蛋打。可转眼到了今天,自主招生份额的增加,家长们又纷纷捡起了这块敲门砖,政府政治竞赛培训已经成了 “断中产阶级的后路” 了。

家长过去认为减负的罪恶在于影响了升学,上不了好大学就找不到好工作,现在则已经升级为 “抽掉了阶级流动性的梯子” 。其实早在讨论初期,就已经有专家登报指出减负带来的教育产业化,也就是家长口中的 “老师不逐字逐句改作文而自己开补习班” 会导致社会两极分化的加速了。

这位专家有句话说,“两极分化的发展越厉害,应试教育后面的推动力就越大”,这与十五年后的 “贫富差距加大家庭教育投入” 的论调异曲同工。

这个理论稍作修改一下就能解释今天南京家长对减负的恐惧,作为城市化过程中受益最多的省城中产们,越来越多地被所谓阶级下滑和阶级向上的焦虑情绪影响,同时在读书改变命运的传统的加持下,当然会把子女教育视作梯子。而这一代南京家长自己既有对教育的路径依赖,又有被素质教育误伤的经历,反抗起来当然格外努力。

阶级论似乎也能解释县中模式的动力,南师大附中一名语文特级教师曾经在一些苏北县中参观,他看到校园墙上 “公然刷着 ‘想一想,你的户口在哪里?’” 以及 “面壁三年跳农门” 之类的标题。可是县中学生就算跳过农门也就是省城学生起跑线的水平,这是家长们看不到的。

《中国教育报》在 2005 年登过一篇 “社会舆论:当为素质教育鼓与呼”。文章引用了一名资深专家的分析说,老百姓对教育现状不满意主要是因为几个原因,其中两个就是社会对教育需求的增加快于教育增长本身,教育理念的发展又快于社会对教育的理解。

换句话说,就是日趋多元化的教育需求在单一出路的高考体制下的困境。江浙沪地区已经成为高考的改革的试验田,政府虽然试图在保住高考公平性的前提下对录取体系进行多元化的改造,但是每每以引起民愤告终,又转而回到老路。

追问过高考之痛后,南京各高中又转而投向晚自习和补习的怀抱。吸取了新高考改革的教训,江苏省也在去年夏天说过要重回全国卷。那么,南京家长再一次喊着要回到应试教育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这毕竟是具有特色的路径依赖。

素质教育可以满足省城人民的多元化教育需求,但是没有多元化的出路,各种选择就变成了赤裸裸的阻碍了。南京的素质教育折腾了三十年,看起来还要再折腾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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