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历史真相让你知晓后，大吃一惊？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比起古代史上，诸多叫人讶异的历史记录来，并不遥远的中国近代史上，也同样有些特殊的“历史真相”，不但与大家的传统认知大相径庭，而且吃惊过后，更值得久久回味思考。

一：大清买官容易，当官却难

清王朝一桩历史悠久的“生意”，正是卖官，学名“捐官”。这桩“生意”早在康乾盛世时，就是十分常见，道光年间以后，大清落后挨打，“卖官产业”也更加火爆。以至于道光皇帝本人，都发出“捐班（卖官）我总不放心”的哀叹。可不放心为何还要卖，道光皇帝另一声哀叹说的好：无奈经费无所出——没钱呗。

但千万别以为，在晚清花钱买了官，就能摇身一变当“官老爷”，绝大多数的情况是，买了官也只能眼巴巴“候补”：因为“官儿”忒多了。

晚清落后挨打的七十年，大清朝天灾人祸不断，既然缺钱缺红了眼，“官儿”也就敞开了卖，虽说白花花的银子不少收，“官位”却成了狼多肉少。清末宣统年间，单是一个南京城里，“候补道台”“候补知府”都各有四百多人，“候补知县”更多达一千四百多人。照着江南民谣的说法，那真是“婊子多，驴子多，候补道多”。大街上撞见“官老爷”的概率，真跟瞧见驴差不离。

这还只是南京一个地方，放在清末全国范围里，花钱却只能干等的“候补官”，以清末学者李伯元的估算，最少也有好几万人。参考清末的官员编制，这些人里的绝大部分，眼巴巴等一辈子也“候补”不上。

于是，晚清年间，也就出现了很多咄咄怪事：晚清“圣人”曾国藩一次上街做衣服，发现那缝衣服的裁缝，竟都是个为买官倾家荡产后，苦苦等了半辈子的“候补提督”，惹得曾国藩洒了一把老泪后，掏一百两银子把他的“提督”官职买过来。没碰上曾国藩的，命运当然更悲催。《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记载，一名叫陈仲眉的候补知县，由于等了七年还没“补”上，闹得家徒四壁，竟一气之下上了吊。

可倘若幸运“候补”上了呢？正如道光皇帝的哀叹：“彼等将本求利，其心可知”。本身就是为了发财买的官，又苦苦等了这么多年，一朝大权在手，当然就像眼冒绿光的狼，玩命的狠撕猛捞，晚清王朝的吏治，看看这群“等肉”的狼，基本可以想。

二：皇帝“杀不了”内务府官员

大清君主专制，皇帝收拾个官员，理论上该是分分钟的事儿。但光绪皇帝就非常堵心：朕怎么就杀不了个内务府官员。

这位叫光绪“杀不了”的官员，就是内务府郎中庆宽。

大清的内务府，掌握皇家生活用度等事务，成年大把的钱手里过，“忽悠皇帝”的套路也从来深。道光年间时，道光皇帝想吃碗片汤，内务府官员就敢报价数万两。到了光绪年间，光绪皇帝想表下孝心，给慈禧太后打四个镯子，问经办此事的庆宽需要多少钱，没想到庆宽有样学样，张口就要四万两白银。要知道，当时光绪皇帝七攒八攒，才攒了四万两白银私房钱，庆宽这一开口，当然就把光绪皇帝闹悲愤了：“岂不是要抄我家了？”

光绪皇帝很悲愤，后果当然很严重：别看朕没什么实权，还收拾不了你庆宽？摊上大事的庆宽，很快就被御史弹劾，扣了“举止不轨”“假冒太监”等几个大罪，全都是杀头的大事。光绪皇帝也咬牙切齿，非要这个庆宽死。可折腾来折腾去，庆宽的条条大罪，坐实的根本没几条，最后只是以“违制”的罪名“革职抄家”，不久后又外放为盐法道，笑嘻嘻上任去了。差点被坑了四万两白银的光绪帝，竟也只能干生气没办法。

因为别看是个小小内务府郎中，但这个级别的官员，不但能捞也能送，官员之间更彼此打断骨头连着筋，一出事谁都跑不了，所以当然能糊弄就糊弄，哪怕光绪帝眼镜喷火，照样糊弄没商量：你皇家的吃穿用度，本身就是大家发财的食物链，庆宽倘若保不住，大家的财去哪发？

三：“中兴”背后的“丁戊奇荒”

说到1876年，近代史迷们会想到啥？这年看上去是大清“国泰民安”的年月，“洋务运动”等大事业也红红火火，历史上还有个称号叫“同光中兴”，似乎一切看上去很美。可就是这个“中兴”时代，却在这一年爆发出一场大灾难：丁戊奇荒。

丁戊奇荒，爆发于1876年，是一场持续时间长达三年，受灾范围包括山东河南山西河北数省近三百个县，受灾人口突破两亿的空前旱灾。三年的时间里，山西全省死亡五百万人，河南受灾人口数百万，陕西“赤地千里，几不知禾稼为何物矣”。直隶“不见谷食者，十室而五”。中国北方逃荒流亡的难民多达两千万，死于饥寒瘟疫者多达千万。这是一场堪称“二百年未有之灾”的空前灾难。

而且这场大饥荒，并未随着自然灾害的结束而消停，相反给北方经济带来重创。以受灾严重的山西为例，一直到甲午战争前夜时，许多“丁戊奇荒”前有近百户人家的村落，也只恢复到十几户人家的规模，农田大面积荒芜。也同样因为这场破坏力空前的饥荒，外国公司甚至教堂，更趁机在北方灾区圈占土地。19世纪末的许多灾难，早在这场“奇荒”里，就已埋下伏笔。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奇荒”？比起看上去严重的天灾来，更让人痛彻心扉的，却是“人祸”。面对天灾，当时清政府所想的，哪里是什么安抚民生？相反是变本加厉的盘剥。

比如受灾严重的山西，当山西全省陷入粮荒时，清政府却在山西大量推广种植鸦片，山西有六十万亩农田，都开出了触目惊心的罂粟花。结果朝廷发足了财，民间却粮食储备稀缺，鸦片“收成”越好的地区，却是“饿毙者最多”。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为此发出怒喝：山西的饥荒“实由人事”。

而在同样灾情严重的直隶，当灾民们“倒毙满路”时，当灾区的孩子们“面色青黝，两眼发直”时，直隶单每年用于官府酿酒，仍然要消耗掉数百万石粮食。户部官员们为了酿酒的“饭银”分红，坚决反对把酿酒粮食用于赈济灾民。户部尚书承恩过境山西灾区时，面对饿殍遍野的惨景，仍然大肆索贿捞钱，每过一处，都勒索白银“数千百两”。

所以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一场旱灾，就会给中国北方带来如此空前的灾难。所以更可以理解，为什么如此触目惊心的灾情，放在当时大清朝的官方记录里，却只有寥寥几笔。大清“中兴”的年代里，就已发生了如此不顾民生死活的丑剧。这个王朝最终的命运，一场奇荒，早已预埋。

参考资料：马平安《晚清非典型政治研究》、 何刚德《春明梦录》、 张集馨 《道咸宦海见闻录》 、赵矢元《丁戊奇荒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