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员7井冈山往事：坚强的意志，灵活的头脑，卓越的思想工作

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介于湖南酃县和江西宁冈、遂川、永新四县之交，总面积约四千平方公里。

国民大革命时期，这几个县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和农民自卫军，群众基础比较好；山上的茨坪、大小五井等地都有水田和村庄，周围各县农业经济可供部队筹措给养；这里离中心城市较远，交通不便，富贵人家出身的国民党官员不爱来，因此底下的人也不干活，是以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

崇山峻岭，地势险要，森林茂密，只有几条狭窄的小路通往山内，进可攻，退可守。后来陈伯钧回忆说：“敌人在山的周围转一圈要一个星期，我们只要一天时间，就能由东到西，由南到北的打击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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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9月，按照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决定，毛泽东以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领导湘赣边界秋收暴动。9日，暴动发动，部队统一编组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19日，暴动部队在遭受重大挫折后，毛泽东提出“向萍乡方向退却”，去寻找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合适地点。

此时毛泽东所部枪多人少、极度疲乏，原有5000多人的秋收起义部队仅余不足千人和48匹战马。

9月29日，队伍到达永新三湾村，士气十分低落，组织很不健全。敌军围追堵截，军中疟疾流行，缺医少药，失败，重创，转移，这一连串的坎坷导致部队中许多革命意志不坚定者产生了悲观失望情绪。

因为思想混乱、军心涣散，加之旧军阀习气严重，队伍一路走来，一路有逃兵。种种迹象表明，即使没有敌人来袭，这支队伍也随时会一哄而散，绝无担起中国工农革命重任的任何可能。“那时，逃跑成了公开的事。”

“如果再无力挽狂澜之举，便有万劫不复之灾。”毛泽东忧心如焚。

困难是压倒性的，面对压倒性的困难，有几人能坚定自己的意志，不妥协，不气馁，不放弃，仍然在寻找解决的办法呢？生活中多少情况下，我们面对压倒性的劣势，最后“和自己和解”。

教员偏要说不，所以才成就了他的伟大。这，是意志的胜利。

为了改变这一情形，他一路上多次深入部队开展调研。他发现善做思想工作的第一团党代表何挺颖所带连队竟无一人逃跑。何挺颖曾在北伐军中担任过团指导员，政治思想工作能力很强，他所在的连队政治气氛浓，连队没有一个逃兵。

短短两天中，毛泽东三次找何挺颖谈话，听取他对如何带军的看法。何挺颖认为：“部队接连打了一些败仗，军力锐减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支队伍失去党的领导，最重要的问题是党对队伍的领导权问题。”

这犹如一个思维引信，燃爆了毛泽东为人民军队植入魂魄的探索灵感。要把理想信念传达到基层的每一个士兵，要把党的组织建设到基层的每一个连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铁流！

教员有了自己的办法。

1927年9月29日晚上，在三湾村泰和祥杂货铺，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

会上，通过对革命失败的深入分析，毛泽东找准了根本问题，在于缺乏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于是他作出了“三湾改编”的重大决定：

第一，部队缩编，把原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缩编为一个团。去留问题上，尊重士兵们的选择，愿意留下干革命的就留下来，不愿意留下来的发给路费回家。

干事情，总是要把事业做大，把队伍做小。去留自愿，这才是干事情的态度。

第二，将党组织建立在连上，设立党代表制度，排有党小组，班有党员，营、团以上有党委，从而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

第三，设立士兵委员会，让士兵群众参加军队的民主管理，实行官兵平等，经济公平，破除旧军雇佣关系，确立新型的官兵关系。

正是这些措施，开启了党对军队领导和民主政治建设之路，铸就了人民军队之魂。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的讲话中强调，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

三湾改编后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虽然只剩700余人，但兵精将锐，面貌一新。

经过短短休整后，10月3日，红军在教员的带领下，开始奔赴井冈山。陷入绝境的中国革命从此柳暗花明，重新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这里确实是一块理想的落脚点。这里过去长期有“山大王”，现有袁文才、王佐两支绿林式的农民武装，各有一百五六十人、六十支枪。王佐部驻在山上的茨坪和大小五井等处，袁文才部驻在井冈山北麓的宁冈茅坪，互相配合，互相呼应。把井冈山打造的如铁桶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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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文才、王佐虽早年就参加绿林组织，但大革命时期都受过革命风暴的洗礼。

1926年，袁文才担任宁冈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并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王佐同袁文才是拜把兄弟，也将所部改为遂川县农民自卫军。

1927年7月，他们曾会同永新、永福、莲花的暴动队伍一度攻克永新县城，占领了永新县城二十多天，因为国民党军队有五个团来攻，袁、王两部就退回到了宁冈、遂川境内的井冈山。

刚担任中共永新县委书记的永新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贺敏学，是袁文才在永新禾川中学的同学。他和一批共产党员（其中有贺敏学的妹妹贺子珍），率领一部分农民自卫军携枪随同退到井冈山麓的茅坪。永新县委也到了山上。

这是袁、王能够欢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上山的思想基础。袁文才、王佐是当地人，他们的队伍在这一带有着不小的影响。

我们永远也不知道，一些不经意做过的事情会在现在埋下什么样的种子，在将来结出什么样的花朵。教员在大革命时期办的农运讲习所，培养出了井冈山的袁文才这样的干部，终于在几年后派上了用场，挽救了中国的革命。

工农革命军要在井冈山落脚，不得到袁文才、王佐的允许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事情并不那样简单。

他们两人虽然参加过大革命，袁文才还是共产党员。但他们对前来的这支工农革命军毕竟没有多少了解，甚至还担心这支比他们力量大得多的部队上山会不会“火并山寨”。

袁文才就讲话了：我们可以接济工农革命军一些给养，但你们还是另请高明……阿不，另寻高处吧。凤凰要找梧桐树，井冈山庙小，容不下真神。

据何长工回忆，当时工农革命军中，的确“有人曾提议，解除他们的武装，把他们解决，他们那几十支枪，一包围缴械就完了。”

毛泽东说，你们啊，图样图森破，太狭隘了，度量太小啦。我们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呢！历史上有哪个能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三山五岳联合起来总是大队伍。

毛泽东对同志们说，不能只看到几十个人、几十杆枪的问题，是个政策问题。对他们只能用文，不能用武，要积极地争取改造他们，使他们变成跟我们一道走的真正革命武装。

因为这是关系到工农革命军能不能在井冈山地区站住脚跟的关键性决策。袁、王部队的人数虽不多，但在当地有相当的社会基础，许多群众拥护他们。你不取得他们的支持，怎么争取群众呢，怎么能在井冈山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来呢？

怎样说服和争取这两支农民武装？毛泽东选定先从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袁文才入手，再通过他去做王佐的工作。

他从袁文才的代表那里知道，他们最看重枪，人可以少一个，枪却不能少一支。袁部有一百五六十人，只有六十支枪。于是，毛泽东向前委提议，准备一下子送他们一百支枪，将袁文才的全部人员都武装起来。毛泽东还从绿林重义气、多猜疑的特点出发，只带着几个随员到宁冈大仓村去会见袁文才。

那是10月6日。袁文才原来还有些怕，预先在林家祠堂埋伏下二十多人，二十多条枪。见到毛泽东只来几个人，他就比较放心了，埋伏的人始终没有出来。

见面后，毛泽东说明是由江西省委介绍来找他们的，充分肯定他们“劫富济贫”的革命性，同时说到工农革命军目前的困难。双方谈得很投机。毛泽东当场宣布送给他们一百支枪，这很出袁文才的意料，也使他很受感动。

成都武侯祠内有一副对联，名扬遐迩。这副对联悬在诸葛亮殿堂前正中，是公元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赵藩撰书的。联文是：“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做工作，第一步是做思想工作，做思想工作，第一步还是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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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袁文才向毛泽东表示啦，一定要竭尽全力帮助工农革命军解决各种困难，随即回赠给工农革命军六百块银元，并同意革命军在茅坪（这是一个有60多户人家的村子）建立后方医院和留守处，答应了上山做王佐的工作。

不久，又应袁文才的要求，派游雪程、徐彦刚、陈伯钧等党员军事干部到袁文才部队里帮助他们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工农革命军和袁、王部队的就关系一天天密切起来了。

1927年10月13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主力抵达酃县水口村，在这里发展了一批党员，开展社会调查。他从得到的报纸上看到了南昌起义军在广东失败的消息，放弃了准备退往湘南的想法，坚定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张。

前文多次出现的重要人物余洒度在这里脱离了工农革命军。

不久，毛泽东得知湘军正从茶陵分两路前来进攻工农革命军，就派第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率第一营的两个连到茶陵游击扰乱湘军后方，打破它的进攻；毛泽东自己率团部、第三营和第一营的一个连在二十二日转入江西遂川县境。

在遂川的大汾镇，部队在清晨突然遭到遂川县地主武装靖卫团三四百人的袭击，因为人地生疏，仓促应战，第三营同团部失去联系而辗转南下，后同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会合了，这是后话，当时，毛泽东率领团部和特务连撤退，一直退到井冈山南麓的黄坳，最初收集到的失散人员只有四十多人，部队状况十分狼狈。

当时担任连指导员的罗荣桓后来回忆说：大家又饥又饿，无精打采，稀稀落落地散坐在地上。要吃饭时，炊事担子也跑丢了，没有办法，几个战士从老百姓家里找来一点剩饭和泡菜辣椒。没有碗筷，毛泽东和大家一起伸手从饭箩里抓着吃。

饭后，毛泽东站起身来，朝中间空地迈几步，双脚并拢，身体笔挺，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

这种坚强镇定的精神，立刻强烈地感染了战士们，提着枪站起来，向排头看齐。

怎么样的心态面对困境，很大时候决定了事情的走向。

面对困境，教员既没有责备下属，也没有选择逃避，而是乐观对待，在此等挫折困顿之下，他不仅自己没有丧失信心，还想着用自己的行动去激励他人，去感染整支队伍的士气。

这是一个意志力多么坚定的人啊！

毛泽东率领这一部分队伍继续向井冈山转移。他的脚被草鞋带子磨烂，行动很困难，但仍坚决不坐担架，坚持拄着棍子步行。随后第一营第一连赶了上来。队伍行进到井冈山西南的荆竹山下，还有一百多人，在一个小村子里宿营。这时王佐派人接应他们上山，部队在10月27日到了茨坪。

在马上要登上井冈山前，毛泽东在遂川荆竹山的村边，向在大汾遭敌军突然袭击而一度被打散的部队讲话，要求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和王佐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因为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

他宣布了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款子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

接着，第一营的两个连也从茶陵赶到茨坪，部队的人多了。毛泽东等送了70支枪给王佐部队。

王佐资助工农革命军五百担稻谷和一些银元。他们在茨坪住了几天，又回到北麓的茅坪，开始创建以宁冈为大本营的井冈山根据地。

工农革命军到了井冈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抓军队和地方的建党工作。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党组织形成核心，军队也好，根据地也好，都会松散无力，难以巩固和发展。所以，毛泽东把这件事看作一切的根本。

毛泽东抓紧进行着对袁文才、王佐这两支绿林式农民武装的教育改造工作。他多次同袁文才谈心，既肯定他们反对土豪劣绅的革命精神，又指出他们受封建帮会影响、政治目标不明、阶级界线不清等问题，循循善诱地帮助他们提高政治思想水平。

袁文才十分佩服，对部下说：“跟毛委员一起干革命不会错。”毛泽东又几次上山同王佐交谈。王佐逢人就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同他谈上一次话，真是胜读十年书！”

如何让人心甘情愿地跟着自己干事情？教员给出了他的案例：给他们人生的目标，给他们愿景。

在军队内部抓党建的同时，毛泽东也很重视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井冈山附近各县，在大革命时期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党组织负责人很多是外地回来的学生，也有当地农会的骨干分子。大革命失败后，多数党组织给打散了。但不少党员仍在坚持斗争。

毛泽东采取了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发展的做法。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就召集在井冈山“打埋伏”的永新、宁冈、莲花县部分党员开座谈会。

到一九二八年二月，湘赣边界各县党组织初步恢复发展起来，成立了宁冈、永新、茶陵、遂川等县委，酃县特别区委，莲花特别支部；各县的区、乡两级大都建立起党的组织。

二月中旬，袁、王部队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何长工任团党代表。工农革命军和袁、王部队正式合为一体，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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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0月中旬起，国内的政治局势发生重要变动，国民党的李宗仁和唐生智两集团之间的战争爆发。

唐生智控制的两湖军队全部投入战争。江西的朱培德部也将主力调往赣北。井冈山周围各县，国民党兵力空虚，只留下一些地主武装靖卫团和挨户团。这是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向外发展的大好机会。

抓住机会，这是事半功倍的前提。

18日拂晓，工农革命军攻克茶陵县城，就召开了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工农兵政府。工人谭震林被选为主席。这是湘赣边界的第一个工农兵政权。工农革命军还帮助茶陵组织了赤卫队。

不久后，1928年一1月4日，工农革命军攻克遂川县城，在城里过了旧历年。过去，老百姓对旧军队的欺压人民和有些地方存在的土匪骚扰，历来是既害怕，又痛恨。他们在刚接触到工农革命军时，并不了解这支军队和旧军队是截然不同的，往往用同样的心情来对待。

部队打着“宣传队”的旗号开展宣传活动，还派人下乡领导贫苦农民打土豪，但也有些人把商人、小贩的货物没收了，甚至把药店里称药的戥秤也拿了。

毛泽东进城后不断找群众谈话，了解群众对部队的反映，发现了不少问题，就在城里把部队集合起来，提出在城市中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并宣布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至此，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都已经被教员提出。这就是日后工农革命军能够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并战胜敌人的重要力量源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全部来源。

自古以来，人们总认为军队的任务就是打仗。提出军队的任务不仅是打仗，而且要做群众工作，这是毛泽东对人民军队学说的巨大贡献，使初创的人民军队一开始便在这样明确的指导思想下进行建设，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毛泽东所以能不受历来旧观念的束缚，提出新的学说，不仅是因为他原来就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和独立见解，更重要的是，他在探索中能够密切注视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坚持从实际出发，大胆地作出新的概括。

1928年3月初，湖南省委特派员、湘南特委军事部长周鲁来到井冈山传达中央精神和省委指示，由于当时环境恶劣，文件不能随身携带，只能靠背诵记忆，结果他在传达中央给毛泽东纪律处分的时候，把“开除毛泽东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处分误传为“开除党籍”。

周鲁的误传，对毛泽东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毛泽东是党的一大代表，一生致力于党的革命事业，如果因中央惩办主义的政策而开除出党的话，这必将演出中共历史上的一出悲剧事件来。

时隔28年，即在1956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的一次预备会上还谈起此事：“井冈山时期一个误传消息来了，说中央开除了我的党籍，就不能过党的生活了，只能当师长，开支部会我也不能去。”

“后来又说这是谣传，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啊呀，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毛泽东被误传“开除党籍”，可以说是他在井冈山，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不幸遭遇。

尽管被误传，但毛泽东依然能化险为夷，不过化险的“办法”不是其他，却是“时间”，因为部队开往湘南途中，到达湖南酃县中村时，毛泽东看到了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知道了只是被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而不是开除党籍，他心头的阴影终于一扫而光。

时间终将给所有人一个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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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3月18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进驻酃县的中村时，两件使人兴奋的消息传来了：第一件就是前文所述，“开除党籍”的误会澄清了；第二件是得知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在发动声势浩大的湘南暴动取得巨大成功后遭到强大敌军追击，正向井冈山方向撤退。

毛泽东立刻派袁文才、何长工接应从郴县撤出的湘南农军；自己率第一团在桂东、汝城方向阻击国民党追击部队。4月20日，他同团长张子清又指挥第一团占领酃县县城并在城西阻击追敌，掩护朱德部撤退。1928年4月28日毛泽东率领的部队，借朱德、陈毅领导部队在井冈山宁冈县龙市镇胜利会师。

1928年5月4日，已披上春日盛装的井冈山，阳光明媚，翠绿的山林碧青如洗。就在这天，井冈山砻市镇旁边的一块空旷地上，欢歌笑语，热闹非凡。上午九时许，“井冈山会师”庆祝大会在这里隆重举行。

大会由陈毅主持，朱德、毛泽东、王尔琢及党政军各界代表都分别讲了话。

根据前敌委员会的决定，会上宣布部队进行改编，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朱德任军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但大会还有一条没有宣布的消息，那就是毛泽东兼任第11师师长，朱德兼任第10师师长。

这时，毛泽东显得非常高兴，挎上了匣子枪，诙谐地说道：“挎上驳壳枪，师长见军长”，引发出一片欢笑声。随后毛泽东就把驳壳枪交给了警卫员。

这是他平生少有的身背武器的历史记载。

这时，朱德四十二岁，毛泽东三十四岁，从此开始了他们长时期密切合作的战斗生涯。朱毛红军的会师，是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是以具有很强战斗力的北伐劲旅叶挺独立团为基础形成的，有两千多人、近千支枪，训练严格，装备齐整，作战有经验。他们的到来，大大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力。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工作完成从城市到农村的伟大战略转移，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开辟了新的道路。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提出和颁布，集中体现了红军军民一致、秋毫无犯的新型军民关系。同时，在湘赣边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在湘赣边界建立苏维埃政权，真正做到立党为公、取信于民。

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上井冈山时指出：“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

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

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在艰难困苦的战争环境中，党和红军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使根据地在四周白色恐怖之中生存发展，其根本原因就是始终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人民利益而战，从而铸就了牢不可破的军民团结的钢铁长城。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牺牲的烈士达4.8万余人，其中留下姓名的仅有1.5万余人，大部分是无名英雄。新中国成立后，祖国和人民没有忘记这些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先后修筑了三座纪念碑来缅怀英烈，分别是井冈山革命先烈纪念塔、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内的烈士纪念碑和无字碑。

1949年10月6日，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进驻井冈山茨坪村，并将红旗插上井冈山，自此井冈山宣告解放，失守19年的根据地，重新迎来了黎明。

这是1965年教员重上井冈山，写下一首《念奴娇·井冈山》。

参天万木，千百里，飞上南天奇岳。

故地重来何所见，多了楼台亭阁。

五井碑前，黄洋界上，车子飞如跃。

江山如画，古代曾云海绿。　

弹指三十八年，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

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

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

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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