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中国文学史教材中刘邦污名化轨迹述论—王书才;杨雯雯

污名化，是一个群体将标志人性低劣的称谓强加在另一个群体或者某一特定个体之上，并加以维持的过程。它是将污名对象的偏向负面的特征刻板印象化．并由此掩盖污名对象的其他特征，使此污名成为与特定群体或个体特征对应的指标物。在这一过程中．处于强势的且不具污名的一方最常采用的一种策略．即“贴标签”。污名化特征有三：一是破坏性。扭曲人们正常的感知结构，导致事物、个人或机构的正面形象遭到根本性的破坏。二是快速污染性，会使“污名”的根据没有得到证明之前就被快速传播。三是不易消除性，污名化的标志很容易识别，被污名的对象与“污名”二者关系一旦形成，就会不断发展，以致形成固执的偏见。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亦即很难给污名化的对象“正名”。

汉高祖刘邦的形象，百年来在某些中国文学史教材中的被污名化，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例子。从《史记》对刘邦赞许为“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功业“轶于三代”的“王者”“贤者”(《史记·楚汉之际月表》云：“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王迹”即王者的事业。而“王”，按照先秦两汉时的概念，则是“天下所归往也”(《说文解字·王部》)的高尚称谓。《传》指《论语》)、“博施于民而能济众”[1]的功德双全的“大圣”[2]，到被李长之、谭丕模、游国恩等人的《中国文学史》贴上“流氓”“无赖”的标签，这一污名化的进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现当代学术史的一个缩影。对这一进程的考察，有助于认识文学研究注重理性、避免偏执的重要性，更有助于对《史记》文学性、汉代文学史的全面客观研究。

刘邦在文学史系列书籍中的污名化过程，根据其从无到有、从渐起到高峰，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04年至1947年，是刘邦污名化的渐起期；1948年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问世至1952年谭丕模《中国文学史纲》出版，是刘邦污名化的发展高峰期。其后，从1958年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问世至20世纪末，是刘邦污名化的泛滥期。

一

要厘清刘邦在百年来中国文学史教材中污名化的进程，首先要从《史记》进入中国文学史著作说起。

1904年林传甲《中国文学史》讲义本印行，自此中国人自己编撰中国文学史成为学术潮流。然其初。“文学史”名目类的著作，内容乃系“国学概论”，经史子集无所不讲。林传甲之书外，窦警凡《历朝文学史》、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汪剑馀《本国文学史》、龚道耕《中国文学史略论》，皆系此类。提及《史记》时，往往寥寥数句，仅述其史学地位而已。

王梦曾《中国文学史》(1914年版)、曾毅《中国文学史》(1915年版)乃开始借用明人评点之言简论《史记》的文学价值。真正言自己出，较为全面地揭示出《史记》之所以成为文学史研究对象之因素者，始自1931年问世的胡怀琛《中国文学史概要》。

此时对刘邦的污名化，之所以说其处于“初起阶段”，是因为对刘邦的贬斥，仅限于两个方面：一是在陈述汉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时，一些文学史著者念念不忘刘邦“溺儒冠”一事，以此为典型事例，证明“汉初不文”，如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中华书局1918年版)、欧阳溥存《中国文学史纲》(北京朴社1930年版)、羊达之《中国文学史提要》(南京正中书局1937年版)等。对刘邦的这般具有严重谣言色彩的不雅举动，文学史撰者如此时时挂怀，那么给刘邦贴上“流氓”“无赖”的标签，也就是早晚之事了。

果不其然，作为污名化的典型标志，这一时期已经有文学史家给刘邦贴上了“流氓”的标签，但不是在汉代文学和《史记》章节，而是在元代散曲部分。第一位这样做的，就是著名的作家、学者、诗人和文学史家郑振铎。其《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讲到元代散曲家睢景臣《高祖还乡》套曲时，赫然评论道：“《高祖还乡》确是奇作，他能够把流氓皇帝的无赖相用旁敲侧击的方法曲曲传出……作者是有意地还是无意地在讥嘲着一切的流氓皇帝。一切的权威者呢?”[3]自此。颇多文学史中每每提到刘邦时，“流氓”“无赖”便成了揭不掉的标签。

当然，郑振铎这样做是极不严肃的。元曲里的刘邦并不等于《史记》里的刘邦，元曲里诙谐打趣的语句，也只能作为谐谑一笑了之，是不应严肃对待、将其当作对历史人物的客观评价的。

即以当时1937年出版的舒新城主编的《辞海》的定义来说：“流氓，谓无业游民也。”…刘邦先是读书人，后来试而为吏，作秦朝亭长，何尝是“无业游民”?若依2002年新版《辞海》定义，流氓是指“不务正业、专门放刁撒赖、施展下流手段的人”，“流氓行为”是指“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等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5]，这些和《史记·高祖本纪》里所述刘邦“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6]更是不靠边的。刘邦显然是宋江一类人物。乐于惜贫怜寡、济困扶贫，施财不求报答；又与一般俗辈有别，不喜“求田问舍”；为亭长后，与同事们关系亲昵；赊酒而饮，每至酒家，酒家生意奇佳。至于“好色”，齐宣王曾自言有此疾，孟子声言此疾并不妨害修行仁政。刘邦何曾有过“专门放刁撒赖”“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之举动?

然而，不幸得很，民国诸多学者大有明末文士风习，喜好新奇之论、偏激之说、谐谑之言，加之郑振铎名气甚大．刘邦身上“流氓”“无赖”的标签一旦贴上．诸学者文士纷然从之．至今再也难以完全消除和洗白。刘邦虽然生前狂傲不羁，死后面对尖牙利齿的文人群体，也只能成为弱者任人诋毁不已。

至于此间谭正璧《中国文学史大纲》言“刘邦他是位不识字的亭长出身”[7]，赵祖扦《中国文学沿革之一瞥》言“刘邦之暴睢，尚咏《大风》之歌”[8]，皆似不曾细读《史记》而肆口乱道者，不论可也。

二

郑振铎在文学史中给刘邦贴上“流氓”“无赖”的标签，是在“元代散曲”一节，而汉代部分，郑振铎并无此说。真正在汉代文学《史记》部分发挥“刘邦流氓说”的是另两位文学史名家李长之和谭丕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长之著《中国文学史稿》，谭丕模著《中国文学史纲》，均将东汉以来的《史记》“谤书说”大加渲染，将古人的“《史记》有限谤书说”发展成为“《史记》无限谤书说”，认为所有西汉前期皇帝皆属《史记》讽刺批判之对象，汉高祖、汉武帝皆系流氓。李长之文学史中《史记》部分是以其1948年问世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为蓝本，谭丕模的《史记》部分是以其在解放战争期间任教于桂林师范学院的讲义为蓝本，再参考李长之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糅合而成的。李长之文学史创新性突出。谭丕模文学史著作则影响较大。

由于《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是李长之、谭丕模等文学史所持“刘邦流氓说”所依据的共同蓝本，在刘邦污名化进程中起着显要的作用，所以值得在此检讨一下此书涉及刘邦时的立论是非。李长之很有才气，人所公认，在鲁迅研究、李白研究等领域创新性的贡献非常突出，《史记》研究方面也卓有建树。其所倡导的文学研究中要依据“感情的型”投入研究者心态．领悟作品情感的研究方法，至今为学术界津津乐道。然而正是由于这种过分投入作者情感的做法。往往使研究者李长之不能跳出论者情感圈子．对研究对象往往缺乏“历史、文化的整体性考察”[9]，因而论点多陷于偏执，缺乏客观理性，在《史记》研究中这一缺憾更加突出。他执拗于“《史记》却实在是不折不扣的谤书”fl圳．司马迁所讽刺的是“汉初的人物——自帝王以至将相——之无识与不纯正，是汉朝一线相承的刻薄残酷的家法，是武帝之愚蠢可笑，贪残妄为。总之，他要在他的笔下，而把汉代形容得一文不值”…1 1甚至赞扬《史记》散文成就的表现之一就是“司马迁使可以和亚历山大相比的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也显得平凡而黯然无光了”[12]。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对中华历史、中华文化来说，这是司马迁的罪过，还是司马迁的骄傲呢?李长之在其书首页称道汉代是“伟大的时代”，而司马迁和李长之笔下这个“伟大的时代”又成了一个值得一提的皇帝和大臣，那么还算什么“伟大的时代”?如此自相矛盾、逻辑混乱，竞不知李长之何以自圆其说。

李长之多次声言自己推崇个人英雄主义．所以在评价刘邦时，为了抬高项羽．不断有偏激字句跃然纸上，如把刘邦义军称作“流氓集团”[13]，称《高祖本纪》将“汉高祖一副流氓相，却也留了一个逼真的记录”。。楚汉之争成了一个“纯任热情、才气、本能的愤怒”的“素朴青年”项羽败于一个“老有世故的滑头流氓”刘邦的悲剧故事[15。。结论是“项羽有真本领、有真性情、有真气概。在司马迁的笔下。项羽才是一个真正英雄。刘邦却是一个流氓而已”[16]。可是，李长之怎么解释，为何一个真英雄连一个一无所长的流氓都打不败呢?他说这是因为项羽“太刚易折”[1 7|。

后来谭丕模、游国恩、刘大杰等所著的中国文学史里，所突出的刘邦“流氓”“无赖”“不孝”等“卑劣”言行，在李长之此书里几乎都淋漓尽致地做了列举，一是刘邦大言面对项羽烹杀父亲的危机，二是刘邦对父亲夸耀自己产业之多．三是猜忌萧何。即使是刘邦集团的其他人士，也无一不是司马迁抹杀嘲讽的对象，萧何、张良、陈平等无一不然。司马迁写张良“状貌如妇人好女”，“这不是大讽刺么?”因为张良“也多半一派阴柔．一点丈夫气也没有”[1 8I。李长之竞忘了谁是博浪沙劫杀秦始皇的主谋。

由于李长之认为“《史记》却实在是不折不扣的谤书”[1引，心存司马迁仇恨汉朝的观念，所以凡是《史记》写善类都是反讽汉朝无人，写恶人都是指桑骂槐，攻讦汉朝。“书中的最大的讽刺，是对付汉代．尤其集中在武帝。他的方法却是指秦骂汉”∞]。如言《循吏列传》“没有一个汉朝人，这是讥讽汉朝便没有这样出色人物”[21]。如言“《田儋列传》主旨当然在写田横之气骨以及那同时自杀的五百人之壮烈．仿佛说流氓起家的汉朝．就没有这样出色人物”[笼]：《张丞相列传》“也借端对汉朝大攻击了一番”，“刚毅守节的申屠嘉却不曾有萧(何)、曹(参)、陈平那般人的奸猾本领”，“意思是说当今(汉武帝时)连这样人物都不见了”∞]。连司马迁直白地赞颂为“仁君”的汉文帝。李长之认为司马迁把他写成了“乖张荒淫”的“伪君子”洲。真是任笔驰骋，不管是否合乎《史记》原意。而且李长之在运用一些术语时非常不严谨不严肃，如“流氓”一词，他书中绝大多数地方是作为贬义词用的，开始讲到褒义的“游侠”时，竞又说“游侠根本是社会上的一种下层组织。也就是现在的所谓流氓”㈣。对流氓和游侠的区别，鲁迅先生曾撰写《流氓的变迁》加以论述。一个研究鲁迅的大家，竞有此说，真是荒谬混乱得不可思议。游侠，按照《辞海》等书定义皆是好交游，轻生死，重信义，有武艺，肯舍己救人，帮助弱者以抗强梁的人，与恃强欺弱的流氓截然有异。

李长之作为著名学者，也深知才、学、识见的重要性，认为“‘才’不过使一个人成为文人．‘学’不过使一个人成为学者，只有‘识’才能让一个人成为伟大的文人，伟大的学者”㈨。那么什么叫作“识”呢?李长之讲得极好：“能见大体之谓‘识’，能察根本之谓‘识’。”∞1李长之之所以没有成为“伟大的文人，伟大的学者”，他自己已经揭示了根本原因．那就是讲述历史人事时，往往苛求细端，不识大体。不能站在人民性的立场上，不能从历史发展的趋势上考察问题，仅从字面上看待人物。刘邦在表面上是没有项羽那样高大魁梧勇敢多力，但内心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得到人民拥护才是力量真正强大的根源。刘、项的差异恰在此处。只有“小孩以为身材高大的人就是伟人”∞]。李长之一字不提项羽草菅生灵的罪恶和因此丧尽民心的历史真相，将其失败归结为项羽性格“太刚易折”．归结为刘邦方面诡计多端，立论未免轻率浅薄。他的这些论点，随后被他自己、谭丕模和游国恩等写进中国文学史教材，从一家之言变成“授业传道解惑”的教科书的观点。刘邦污名化浪潮于是乃一发而不可收。

李长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撰《中国文学史略稿》司马迁部分完全沿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之说，但因评赞电影《武训传》和所撰《鲁迅批判》有贬抑鲁迅的偏激观点而屡受批判，在文学史研究领域的地位，遂不及当时同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的谭丕模。

谭丕模对刘邦进行污名化，起初乃是出于政治因素。1933年他运用唯物史观做理论指导．写出了《中国文学史纲》，内容跨度从先秦至1928年，内容简略，未涉《史记》；1947年他在此基础上撰写的同名著作，甚是详细。但只是完成了第一卷先秦部分。但那时他在桂林师院讲授中国文学通史之际，贬斥刘邦及其集团的倾向已是非常鲜明。当时他出于对蒋介石政权的厌憎，授课时擅长指桑骂槐，用抹黑刘邦集团的方式抨击国民党反动派。这种手法，在当时学术界并不鲜见，吴晗在民国时期写的《朱元璋传》，也是对朱元璋刻意溢恶，将其描写成十足的流氓、恶棍和暴君。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吴晗删去了那些非学术性的偏激之说。但谭丕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却不但没有纠正此前对刘邦等人的偏见，反而变本加厉，在撰写《中国文学史纲》时，完全接受了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的论点，并添加上新的“论据”，从而将对刘邦的污名化推向了新的高峰。

毕竟是认真钻研过唯物史观理论的学者，谭丕模的文学史在思想高度上是胜于李长之的，他在论述项羽时．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揭示项羽失败的因素根本在于其代表着没落的封建领主的利益，与历史前进方向背道而驰，行为残暴，失去民心，比起李长之从“美大于善”的偏颇角度一味称颂项羽更有深度。但在评价刘邦时，他的阶级分析方法却坠人了机械论的泥潭，违背历史主义的原则，认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都应该全部否定，自然刘邦和汉朝也在其列，何况明清《史记》评点者又曾批评刘邦“冷酷无情”、民国时期文学史又渲染其斑斑“劣迹”呢。

谭丕模认为，司马迁“非常仇视刘家的皇帝，从开国的皇帝刘邦起，一直仇视到直接管他的汉武帝止”。特别是对刘邦，“在《高帝本纪》里，给刘邦绘画了一个流氓的形象．绘声绘色地对刘邦进行口诛笔伐”。为论定“刘邦流氓说”，谭丕模一连列举了许多看似确凿无疑的证据。首先是，刘邦少年时“不好好从事生产劳动，利用亭长的权力，好酒贪色，成为十足的酒色之徒。当然是流氓了”；他在郦食其面前使女子洗脚。欲宿于秦宫。以讽刺口吻报复父亲骂他不事生产的旧恨，“这更是流氓的搞法了”㈣。再有是见叔孙通所设朝仪．便“得意忘形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这是十足地表现了流氓神态”；在《项羽本纪》里，项羽欲烹刘邦父亲，“刘邦不但不着急，反而要求对方‘分一杯羹’，这也是十足表现了刘邦的流氓派头”。在《郦食其列传》里，“有些读书人戴起儒冠来拜访他，他拿起儒冠当作小便桶；与人言，破口大骂．这也是十足地表现他是流氓”。

上述这些事情．假如都是真的，假如司马迁把刘邦写得如此不堪。写成“刘邦是一个十足的流氓”[31]。道德败坏，恶劣之极，那么如何解释为何天下的精英俊才贵族出身的张良、韩王信、胸怀韬略的陈平、萧何、精通兵法的韩信等等，都愿意舍生忘死地追随其建功立业、临危不弃?如何解释王陵母亲以死劝告儿子忠事汉王刘邦?如何解释周苛、纪信等面对项羽的引诱威胁，宁死不愿背叛汉王刘邦?如何解释当时天下百姓都纷纷献出自己的子弟和米帛，支持他与楚霸王项羽争战到底?如何解释这样一个道德人格不堪的人，却能够为民除暴，从谏如流，豁达大度，不封六国后裔，朝着当时比较进步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迈进，建立了在中国历史上与唐宋明清并称的空前统一的大汉帝国?这是一个“流氓”“无赖”能够做到的吗?

再者说，如果《史记》中的刘邦，真的被司马迁描述成谭丕模等理解的那样人格低劣、道德败坏，他的这部《史记》能够流传到现在吗?在汉武帝时，酷吏满朝，法网严密苛酷．司马迁如果这样抹黑丑化本朝的开国皇帝、当代皇帝的曾祖父，他就不怕自己全家被族灭。他们父子两代竭尽心力撰成的《史记》一书被全部焚毁化为灰烬吗?他的外孙杨恽仅在书信里微文讥刺了汉宣帝，就被汉宣帝腰斩于市。家属被流放边地，汉武帝、汉昭帝会对这位在史书里百般丑化诋毁他们祖宗的太史公那么大度，不杀其人．不毁其书吗?汉昭帝还会让司马迁的门婿担任丞相吗?

李长之、谭丕模也曾感觉到司马迁如此浓重地讽刺和贬低汉朝前期皇帝不易避开当时严密的法网．所以认为司马迁行文时运用了巧妙的“阵法”以对付汉朝官方的迫害和惩罚，特别是“互见法”和“指桑骂槐法”：“他绝不把高祖的流氓行径及小气忌刻写在《高祖本纪》里，却分散在《项羽本纪》、《萧相国世家》里”[32]，“他不骂汉而骂秦”[驯，骂秦朝即是骂汉朝。“他为了与统治者做迂回的战斗，也采用互见法……我们在上面所举的《高帝本纪》、《孝武本纪》，没有把他们的罪恶、卑怯、残暴行为完全摆进去．而把它分散到别的列传中去，即是显著的例子”。

为了证成己说，李、谭二人著作不惜责备《史记》的历代读者太忠厚、太粗心：“总之，他的方法是逃避和隐藏，这样便瞒过了当局者的检查，也瞒过了后来太忠厚以及太粗心的读者了!”

这种说法未免有掩耳盗铃之嫌。对文言文的解读能力。汉代人士无疑是胜过今人的．认为汉朝人士只能读出《高祖本纪》对刘邦的赞美，读不出《项羽本纪》《萧相国世家》对刘邦的讽刺丑化，也是难以说通的。而且李著、谭著极度淡化刘邦对历史的重大贡献、对当时民众的卓越功德．极端放大其小节过失，并因此给刘邦加上的“十足的流氓”等标签，纯粹属于对《史记》的严重误读和歪曲。其中立论的纰漏触目皆是。

首先，《史记》中刘邦的传记，名日“高祖本纪”，《汉书》里才是“高帝本纪”，谭著中屡称“高帝本纪”，可见并非刊刻讹误，而是下笔草率。性格粗豪的义军领袖在客人面前洗脚，一介平民登上皇帝宝座表达一下大喜过望的心情，便是流氓．这种“流氓”标准也太不近人情了。至于项羽捉了他的父亲迫其投降，曲在项羽一方，说刘邦“要求”项羽烹杀自己的老父，纯属偏见的曲解。其次，对那些责备刘邦出言不当者，我们倒是想反问他们。他们若是刘邦，面临此景，有比这更好的办法吗?难道要全军弃甲归降项羽或者跪下哀求项羽，才是大丈夫行事的正确选择吗?后来游国恩主编的文学史又加上了刘邦临危弃子一事，以证明刘邦的残酷无情、流氓无赖。其实，《项羽本纪》项伯劝阻项羽对刘太公行凶时的一句话“为天下者不顾家”嘶]。已道尽刘邦平生心事。司马迁如何看待此类事件，其《报任少卿书》有云：“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李善注道：“言己轻妻子，故反问之”[37]。司马迁认为自己亦属不顾身家性命的以功名为上的“烈丈夫”之俦．其对刘邦这类举动的态度亦可知矣。

刘邦溺儒冠，与人言破口大骂二事，最不可信。因为其一，这是《郦生列传》中刘邦身边的骑士吓唬儒生郦食其的话，原是当不得真的。其二，《史记》原文是：“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一个“辄”者可见骑士之言的荒诞，溲溺不是骂人，可以随时就能做的。

谭著中“刘邦流氓说”罗列的还有另外两个证据，一是“在《张丞相列传》里假周昌的口吻骂刘邦是‘桀纣之主”’。二是“在《佞幸列传》里，作者直接出面骂高祖‘至暴抗’也”∞]。然而，前者只可见刘邦与周昌君臣亲昵无间的关系，也解释了《高祖本纪》篇中“狎侮”一词的含义。若是其他皇帝，周昌作为大臣，怎能在皇帝“燕时”(休闲之时)直人皇帝内宫，并以“桀纣”类比主上?项羽听到有人背后嘲笑自己“沐猴而冠”便将其烹杀，刘、项二人心胸之宽旷与狭隘在此恰成鲜明对照。后例则纯是谭著对“暴抗”的误释。“暴抗”，司马贞《索隐》解释道：“(暴抗即)暴伉……言暴猛伉直”[加]。在此乃是言其性格粗豪刚健，按常理而论，不当亲近佞幸之徒，何尝是“残暴”“凶恶”之义?

由上述可见，作为一位热心政治的文学史家，谭丕模在长期的对敌文化斗争中，谙熟上纲上线之术，长于撰写批判性文章。但是，将这种手法运用来研究《史记》，则是极不恰当的。这种手法近似于司马迁平生最为厌憎并深受其害的酷吏为人定罪之术，亦违背了《史记》一书所体现的责人以宽的为人为文心态。以酷吏般罗织周纳之术评判《史记》人物，常会得出似是而非的错误观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因其是最早运用唯物史观编撰而成的文学史教材，内容系统，思想倾向正确，1952年成书的谭丕模《中国文学史纲》先是被作为各高校间交流学习的讲义模板传播于学术界．不久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权威出版社多次重版刊行．1956年教育部组织编写高校课程教学大纲时，谭丕模又被指定为中国文学史课程教学大纲的主持负责人。谭丕模这部仅完成了上册文学史的脉络被绌绎出来，成为当时各大院校中国文学史遵循的具有巨大权威的《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的上半部分。

随着这部教学大纲的制定和颁行，对刘邦的污名化进程也就进入了新的阶段。在这部大纲里。先秦两汉部分是游国恩执笔的。此前，游国恩曾撰写过先秦两汉文学讲义，立论平和，全没有偏激之语。而在这次大纲编撰时，游国恩接受了谭著的内容。撰写了而今看来令人瞠目结舌的语句。比如，《史记》部分第四节，题目是“《史记》传记文学的人民性及其艺术特征”，标榜《史记》将“批判的矛头投向了统治阶级”，“白起、蒙恬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可在《史记》中屠杀无辜民众，罪恶不下于白起、蒙恬的刽子手，亦有项羽，司马迁在《黥布列传》末节指斥道“项氏之所坑杀人以千万数”[42]，《项羽本纪》所记其坑杀秦朝降卒二十余万，攻打田荣时项羽“北烧夷齐城郭室屋，皆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圳，而此处却只写白起、蒙恬，不提项羽之名。那么大纲所强调的《史记》“对人民的态度和功罪是褒贬历史人物的尺度”．不知体现在何处。大纲对刘邦难得加了句赞语：“早期的刘邦在司马迁的笔下给予了某种程度的肯定”。但接着便是“批判的矛头投向了统治阶级。用互见的手法刻画了刘邦的流氓形象”m]，人物群像里有“深沉、精细、虚伪、权诈的刘邦”㈣；“刘邦答项羽烹太公的话和责骂郦食其、陆贾的口吻，画出了无赖子的狡诈和粗野(《项羽本纪》《留侯世家》等)”㈨。这样一来，不但司马迁对刘邦略有肯定的方面化为乌有，而且“刘邦流氓说”便具有了“钦定”的色彩。随着这部《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在1957年8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刊行．“供中国文学史教科书编写的依据，并在教科书出版前供各校讲述中国文学史的参考”[47]。于是乎，对刘邦的污名化的典型举动“刘邦流氓说”也就成了各个高校统一的观点．大行其道，教师诲之，学生受之。其后，随着依据这部教学大纲突击编撰成书的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问世，刘邦污名化的进程便由巅峰走向泛滥，其影响至今如洪水猛兽，势不可当，不仅诸多《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专题研究》《史记专题研究》等完全承继发挥，而且还波及了戏剧、电影、电视剧、评书、相声等艺术领域。而且楚汉战争题材书写也成了搅浑楚汉之际历史真相的重灾区，甚至成了“厚黑学”理论传播的主要话题。司马迁想要在《史记》中表达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深邃理念在这些视频、音频和纸质媒介中也便人罕关注，似乎荡而无存了。

当然。站在当今的学术环境下，反观20世纪50年代以教学大纲方式，如此死板地规定讲课和撰写文学史教材，要把刘邦讲成和写成流氓、无赖，本身就是很荒唐的事情。违背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化方针。而且．从思想立场的角度来说，恶意污蔑刘邦的观点也严重违背了这一教学大纲所高扬的人民性原则和标准。既然“对人民的态度和功罪是褒贬历史人物的尺度”[鸫]．这既是当时文学史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又是编者认为司马迁衡量人物的标准，那么刘邦和项羽的行为谁更合乎人民性的要求呢?该褒扬谁。该贬低谁呢?司马迁写道，刘邦人秦地，“诸所过毋得掠掳”，“秦人惠”；刘邦约法三章，废秦苛法，“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日：‘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人又益喜”[49]。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项羽则是所到之处屠城烧杀，人秦如此，人齐如此。但此《教学大纲》却说：司马迁“不以成败论人，寄同情于失败的英雄，以饱含感情的笔触描写了项羽等人的形象，惋惜他们的失败．慨叹他们遭遇的不平”；而刘邦却成了“流氓”“无赖子”“虚伪权诈”∞]的化身。那么，到底是司马迁违背了人民性，站错了立场，还是编写这部教学大纲、研究《史记》的某些今人违背了人民性．甚至站到了秦汉时期人民的对立面了呢?真是令人困惑不已．难以索解。

三

以此大纲编撰而成的，先是署名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55级集体编著”、后来署名为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屡加修订．不断重刊，但贬污刘邦的倾向仍是一以贯之。此书的1958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几乎全都接受了谭丕模、李长之诸书对刘邦的贬斥论据．而且还寻出了为何贬低刘邦的“正当”理由：刘邦是“篡夺农民起义果实的流氓”。这个版本由于速成，荒谬之处颇多，如讲“吕氏为了专宠，使自己的儿子继为太子。竟将高祖宠姬戚夫人的眼睛剜去”㈤。吕雉残害戚夫人时，刘邦已死数月，吕雉还要“专”谁的“宠”呢?1959年版删去了这些荒谬语句。同时也删去了原版从谭著中借鉴来的司马迁怒骂刘邦“暴抗”和周昌谴责刘邦是“桀纣之主”两件事例，硬伤减少了许多，减轻了对刘邦的诋毁，肯定“刘邦之所以获胜，就是取得了人民的支持”，以此显示“司马迁是处处从人民立场上来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

莫名其妙的是．随后连续修订的1962年版和1963年版又推翻了1959年版重视人民性的正确倾向．完全退回了初版对刘邦全面污名化的旧貌，并且变本加厉，在《史记》部分增添了两方面有助于论证《史记》“谤书说”的内容，一是将编著者自己和司马迁的立场完全放在项羽一方，丝毫不提项羽与人民为敌的诸多罪行，认为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通过与项羽的鲜明对比，写出了他(刘邦)的怯懦、卑琐和无能”，并将刘邦遇危弃子和项羽欲烹刘太公时刘邦大言二事。作为司马迁意在“描写了他(刘邦)流氓无赖、残酷无情的嘴脸”m1的典型例证大讲特讲。二是认为《史记》不仅蓄意抨击刘邦与汉武帝，而且亦蓄意贬低汉朝，其证据是“《循吏列传》中写孙叔敖、郑子产等五人，没有一个汉代人，而《酷吏列传》却全写汉代人”[55]。

这两方面例证，初看来言之凿凿，确不可易，实则都是站不住脚的。前者可从另外角度理解，已见上文。后者，以《史记·循吏列传》未列汉人以证明司马迁意在“贬汉”，却不知《汲郑列传》所写汲黯、郑当时，《张释之冯唐列传》所写张释之等，皆是汉代最著名的循吏，均单列有传，故不在《循吏列传》中罢了。至于《酷吏列传》全写汉朝人士，显然有以史书作谏书之意，其意恐亦不在“贬汉”，因为李广、田叔、韩长孺等正人君子何尝不是汉朝之臣，司马迁明言憎恶的商鞅、蒙恬等，何尝不是前朝之人，拿传记传主的朝代归属为据证明司马迁对汉朝的态度。未免太单薄、太偏执了些。归根结底，在于一些《史记》研究者将司马迁受宫刑一事对司马迁的打击看成了天翻地覆的大事。受刑前，他忠于汉朝，称誉汉朝；受刑后，他变得“更深刻地观察到社会本质，更彻底地认清了统治阶级的面目”嘶]。从此怨恨一切汉朝帝王和汉朝大臣。作为饱受儒家教育熏陶的学者，司马迁欲为主上分忧，出言不当，惨遭酷刑，他满含委屈是肯定的，愤懑填膺也是可以理解的．早前的积极进取、热衷功业变成消极失望甚至是绝望都是可信的，从《与挚峻书》到《报任少卿书》，其心态的轨迹变化清晰如画。但若是认定他受此打击，便走上与大汉王朝结为死敌，以著史来拼命抹黑大汉历史，抹杀汉代历朝皇帝治国理民的功绩．以此报复汉朝君臣群体，这恐怕是不合乎事实的。若是如此，司马迁就成了违背父亲“忠孝”教诲和“著史”以颂汉德这一遗嘱的“逆子”．蜕变为大汉王朝的“叛臣”。成了因个人私怨亵渎史官原则的小人．成了“不孝”“不忠”的“无德”之徒，《史记》也就成了一部歪曲历史的没有价值的“秽史”。可见，《史记》“谤书无限说”和“司马迁撰史污名化刘邦”．这不仅是在厚诬古贤，而且也是文学研究中不顾研究对象实际、对研究对象不能深思明辨而便随意主观臆断的不当风气，这些观点的提出与宣扬，不仅违背了历史的真实，也严重违背了思维的逻辑。

司马迁对汉朝的立场，对汉高祖刘邦的评价。恐怕是与李长之、谭丕模、游国恩等人之文学史著作大有歧义的。《史记》全书著完，在《太史公自序》末节，司马迁总结道：“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绝业。”以“我汉”自称，不计秦代，只以汉朝上承圣贤辈出的夏商周，可见其“拥汉”“颂汉”的政治立场。

《太史公自序》的《高祖本纪》提要说“子羽暴虐，汉行功德”，褒刘贬项，极其鲜明；又说“愤发蜀汉．还定三秦，诛籍业帝，天下惟宁”[581，以“愤发”评述刘邦的事业，引之为“发愤著书”的自身的同道。又在《秦楚之际月表》中强调此意云：“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逋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 ‘‘王迹”即王者的事业。而“王”，按照先秦两汉时的概念，则是“天下所归往也”160]的高尚称谓。此处司马贞《索隐》云：“谓秦前时之禁兵及不封树诸侯，适足以资后之贤者．即高帝也……言高祖起布衣，卒传之天位，实所谓大圣。”司马贞谓“大圣”指汉高祖，甚是。然其解“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之“传”为动词“传承”，则甚谬。此“传”指汉人所谓经传之“传”的《论语》。“《传》之所谓大圣”，本于《论语·雍也》“子贡日：‘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日：‘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 尧舜不容易做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是因其时代万民并不处于水深火热之困境。

秦末之时，恰逢民生困厄之际，刘邦抓住这一时代机遇，接连灭掉两个残暴政权秦、楚(楚霸王项羽)，拯救民众于水深火热的困境，避免了项羽这一暴虐之君更长时间地残害黎民，广泛地施恩于天下，故其灭秦灭项、拯民于水火之事功乃超越尧舜并且“轶于三代”，亦即胜过了商汤灭桀、周武王灭纣。司马迁称颂他为“大圣”．毫不过分，也足见司马迁对汉高祖之事功称扬之高。

刘邦是有些狂傲不羁，平生不愿束缚于儒生鼓吹的苛细礼仪，而司马迁对好讲苛礼的龌龊之儒，也反复致以不满，在《报任少卿书》中回忆自己“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吲，其内心与刘邦豪放气度惺惺相惜，也是显然的。而一些文学史著作，以酷吏般苛求小过的手段贬抑刘邦，“忘我大德，思我小怨”酬，并将自己的见解当作司马迁的态度．既不合乎《史记》着眼大体的本旨，也违背了人民性的原则，实是应当努力纠正的。只是遗憾的是，不仅《史记》“谤书说”和对刘邦的污名化在诸多领域仍在延续。而且作为汉代文学重要组成部分，《史记》的文学价值和人物形象评论如何写得客观理性全面深刻．至今仍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中有待解决的一项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