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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揭示了经济学的贫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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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期推送的是IDS研究员Philip Mader、东英吉利大学高级讲师Maren Duvendack、IDS名誉教授和研究员Richard Jolly以及日内瓦大学助理教授Solene Morvant-Roux发表的2019 Nobel prize reveals the poverty of economics一文。本文指出,就纪念Alfred Nobel而言,三位新的诺奖得主理应获得经济学奖。但是,该奖项也揭示出,在性别平等、研究方法、自我反思和对穷人生活的真正洞见方面,现代经济学学科是多么贫乏。

首先祝贺三位新得主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并向第二位获得该奖项的女性(也是第一位女性经济学家)Esther Duflo表示特别祝贺。这对他们成就的认可是当之无愧的,不仅是因为他们对经济学方法的重大转变做出了贡献,更因为他们作为经济学家在如何思考和旨在塑造世界的方式的重大转变上做出的贡献。不过,我们更关注这种转变的方向。“随机主义”项目不仅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尝试,而且还追寻着家长制和行为工程学的规范性议程。此外,我们对某些随机对照试验(RCTs)中的科学严谨性表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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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对照试验深刻地改变了经济学和政策制定

该奖项随附的新闻稿重点介绍了三位获奖者如何通过引入和普及实验方法来帮助转变发展经济学。Michael Kremer,Abhijit Banerjee和Esther Duflo借鉴了医学界的随机对照试验方法,并将其用于评估社会政策的干预。他们属于一个更广泛的随机主义者团体的一部分,后者基于两个组织:Abdul Latif Jameel的贫困行动实验室(J-PAL)和贫困行动创新(IPA)。

Banerjee和Duflo迄今为止最著名的出版物是Poor Economics,这是一本2011年出版的非自我批判性的著作,书中声称通过社会实验揭示了穷人生活的现实。作者认为,在实验知情基础上的小改变,涵盖了广泛的主题,相比起过于乐观的、不切实际的想法,这将有助于稳步改善穷人的困境。

如今,他们的随机对照试验方法论主导了发展经济学。自2003年成立以来,仅J-PAL就领导了978项随机对照试验。但是,Martin Ravallion等人也质疑这种实验能否产生适当的证据,尤其是因为看起来其方法决定了问题。在某些社会政策辩论中,“寻求随机化的东西”导致了方法论的原教旨主义,随机主义者经常将实验(理想情况下是他们自己的实验)作为唯一真正可信的证据来衡量。并且,随机对照试验非常昂贵(通常约为一百万美元),Robert Chambers指出,这只会使研究变缓,并且往往无法得出结论性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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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对照试验的行为负担

随机对照试验为穷人的思考和行为方式以及行为经济学家的行为方式提供了有趣的见解。例如,当一系列备受瞩目的随机对照试验无法提供研究人员期望的“小额信贷奇迹”上的证据时,研究人员很少注意那些微不足道的,甚至有时是负面的发现所带来的影响。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数据中一些小的(但统计学上)显著的行为变化上。其中包括小额信贷在内的服务会鼓励稍高的创业意愿,并减少对“诱惑商品”的购买(Banerjee和Duflo的一种分类,对印度贫民窟的居民而言,如街上的茶和食物)。

问题在于,这些见解并没有以渐进的方式转变经济学范式,并在经济学的思维上实现更大的现实性和多元化,由此导致了毫不掩饰地再造穷人行为的努力,而这些努力在全球发展中已受到关注。世界银行《2015年世界发展报告:心智、社会与行为》中确立了一种新的行为范式,即通过引发有针对性的社会规范变迁,通过娱乐进行潜意识营销,如“选择设计”(choice architecture)和“助推”(nudge),以及社会压力和惩罚性条件,以改变穷人的行为。这个想法是“帮助”穷人克服所谓的非理性的“风险规避”,以便变得更具创业精神,或者更具有“时间一致性”,并能未雨绸缪。

但是,这些行为干预措施可能太小,过于简单化、去权且家长制,并且偏向谴责受害者。行为主义范式将低收入和不稳定的生活解释为个人行为不当和认知偏见的作用,而不是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更大的结构性不公的产物。并且,个人认知不足也不总是会导致贫困陷阱:富人也会犯错误(更多地是用他人的钱来犯错),但对他们而言,后果要小得多。正如十五位领先的发展经济学家在去年的一封公开信中说的那样,随机对照试验和行为主义方法的设计实际上忽视了更宏观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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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方法是否合理的问题

随机对照试验方法论和科学复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其中一个引起广泛争议的例子就是Kremer为肯尼亚学童进行的驱虫工作。

笔者中的某些人寻求与屡获殊荣的随机主义者及其工作进行互动,以确保他们的随机对照试验立足于现实,但是经历却令人沮丧。2010年,同一捐赠者聘用了一个研究团队,共同研究由J-PAL领导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随机对照试验,以探讨小额信贷的影响。研究团队提供了额外的定性资料和广泛的背景知识,以指导随机对照试验的设计。然而,尽管他们竭尽全力进行协作,他们的意见还是被忽略了,J-PAL团队实施了一般的随机对照试验。当研究团队随后进行随机对照试验的复制时,他们发现数据收集和分析中存在众多缺陷,且足以使任何发现的有效性受到质疑。他们的复制研究遭到了他们想要回应的Duflo和J-PAL团队的驳斥。这个例子引发了一个问题,即所谓的随机对照试验尽管如此有缺陷,却如何通过同行评审,并被更广泛的学术界视为是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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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经济学 Vs. 进步经济学

早些时候的诺奖认可了对减少贫困和人类发展的广泛贡献,特别是同时也是随机对照试验批评者的Angus Deaton爵士(2015年)和Amartya Sen(1996年),而二者都在不平等背景下研究减少贫困。但是最近几年已经预示着一种行为主义的转向,“助推”理论(‘nudge’ theory)的倡导者并自诩为“自由主义者的家长制” (libertarian paternalist)的Richard Thale在2017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们认为最新的经济学奖项揭示了现代主流经济学学科的贫乏。它仍然有欠缺和不足,不仅仅在性别平等方面。81名男性获奖而只有两名女性获奖。就方法论和认识论而言,它仍然很欠缺,只能顾及其一,因为定量分析总是胜过定性方法或是混合的方法,而且狭义的正统框架之外的辩论都会归为经济学中的“异类”。就同情心和洞见而言,它仍然很糟糕。

一个21世纪的先进的经济学应当摒弃行为主义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并将其开拓于那些导致贫困和不平等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问题。真正的发现等待着那些拒绝狭义框架的“贫困”经济学家。

注:从技术上讲,诺贝尔经济学奖不是诺贝尔奖。它是由瑞典中央银行创立的,并被Alfred Nobel的后代们视作“经济学家提升公共关系的政变”。经历批判后,1994年的该奖项被重新定义为社会科学领域的奖项,但大部分仍被授予经济学家。

文献来源:

https://www.ids.ac.uk/opinions/2019-nobel-prize-reveals-the-poverty-of-economics/?fbclid=IwAR1B09DI0gZ5rv8HgA04N2KiSWFEL91tp1Zf4Zk3Gl3wHy4UVuwAoG4l_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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