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国民的集体战争狂热 ——以《朝日新闻》为核心的考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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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一份“雅俗共赏”的报纸，在卢沟桥事变后的报道中，存在着断章取义、掩盖真相、煽动民众情绪等问题。

1937 年7 月7 日，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日本政府迅速做出增兵华北的决定，并“本着朝野一致应对事变之目的，召集言论机关代表、贵众两院议员、财界代表齐聚首相官邸，言明政府的方针，要求与政府合作。又召集产业界、农会、产组、思想关系等各方面代表会议”。《朝日新闻》等各主要媒体代表纷纷表示要发挥舆论引导作用，支持政府。

日军向卢沟桥射击

20 世纪30 年代，报纸、广播是日本民众了解国内外大事的主要渠道。19 世纪中后期创刊的《朝日新闻》《读卖新闻》《东京日日新闻》，拥有庞大的读者群，其中《朝日新闻》发行量居首位。日本广播电台亦拥有大量听众。“1925 年7 月起，电台每天早9 点到晚9 点有新闻、天气预报、音乐、广播剧等，有固定节目表。”20 世纪30 年代，电台听众超过100 万。鉴于搜寻20 世纪30 年代日本广播电台录音资料困难，本文选取《朝日新闻》自卢沟桥事变爆发到北平沦陷期间的报道，分析日本民众反应，了解日本国内战争狂热的实态，以管窥豹，阐释媒体与战争、民众与战争的关系，探寻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深层原因。

《朝日新闻》是日本最重要的平面媒体之一，1879 年1 月25 日在大阪创刊， 报名意为“旭日升天、万象惟明”，字体取自欧阳询《大唐宗圣观记》。1888 年7 月，在东京成立本社，发行《东京朝日新闻》。

《朝日新闻》创刊号

1889 年，大阪《朝日新闻》改名为《大阪朝日新闻》。1921 年起，《朝日新闻》发行晚报（夕刊）。1935 年，《朝日新闻》又先后在九州和名古屋设立西日本本社和名古屋本社，1940 年9 月1 日，各地出版的报纸统一刊名为《朝日新闻》。《朝日新闻》自创刊以来，秉承以知识阶层为主的大众办报路线，以“不偏不党”为宗旨，自由主义色彩浓厚，以客观、可读性强、富于公信力闻名。然而，就是这样一份“雅俗共赏”的报纸，在卢沟桥事变后的报道中，存在着断章取义、掩盖真相、煽动民众情绪等问题。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国内的捐款热

卢沟桥事变翌日，日本各大报纸都抢在第一时间加印“号外”。1937 年7 月8 日，《朝日新闻》“号外”以《日支两军交战，支那兵非法射击》为题报道了事变，并配有大幅照片，称：“8 日凌晨零时，我驻屯部队在北平郊外卢沟桥附近进行夜间演习，遭来自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二〇九团数十发子弹的不法射击。现地交涉破裂，双方正处于交战中。”

在看似客观传达事变消息的言辞背后，实则态度立场鲜明，断定卢沟桥事变是因中国军队“不法射击”所致。《朝日新闻》报社这样报道或许是为了抢新闻、吸引读者。然而，这样武断的报道，必然引起读者对中国“不法射击”的关注，指责中国政府和军队。

卢沟桥事变造成了中日紧张局势的升级，中日两国及世界舆论都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朝日新闻》除每天在日刊、晚刊的重要版面报道事变动态外，还经常加印“号外”，所有报道无不指责中国军队不断挑衅、肆意扩大战事，危害日本“合法利益”。日本民众通过这样的报道获得事变的消息与进展，纷纷谴责中国军队“无理”，支持日本政府“膺惩”中国、扩大战争的决定。

卢沟桥事变后不久，日本国民就开始到陆军省捐款、慰问出征士兵家属，以实际行动表达“爱国”心。《朝日新闻》在显著位置开辟专栏，报道国防“献金”消息，还将捐款者姓名、捐献数额、职业等情况一一列出，配以煽动性语言，增加示范效应。1937 年7 月15 日，报纸上就刊登了“国防献金”的报道：“在北支风云险恶之时，全国出现了高昂的爱国热。捐款、慰问出征官兵，表达一片赤诚之心。14 日早晨到中午4 个小时的时间里，送到陆军省的恤兵金就达到23110 元33 钱的巨额。”

《朝日新闻》专门为卢沟桥事变临时增刊的《北支事变画报》第一辑封面和封底整体书影，日本中国驻屯军于1937 年7 月9 日夜晚偷袭中国军队归来后狂呼“天皇万岁！”

《朝日新闻》以不同阶层、年龄、职业捐款者为个案，做专门报道。企业家大川平三郎遗属在得知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后，捐出100 万日元巨款，遗属表示：“为告慰逝者在天之灵，请将捐款用于社会事业。”这里的“社会事业”是指支持政府扩大战争的决策。《朝日新闻》大量报道不谙世事的儿童、耄耋之年的老人踊跃参与“国防献金”事迹：“已故首相斋藤实的孙女百子（11 岁）21 日下午3 点访问陆军省，将用纸包着的积攒的14 元40 钱作为‘国防献金’捐给陆军省。小学二年级学生小岛幸男将2 元零花钱捐给军队。”

此后，不断有小学生仿效，拿出平日积攒的零用钱作为“国防献金”。而“99 岁石塚阿婆捐献了5 元，在捐款者中年龄最长”的消息，更引起强烈反响。一些青壮年表示，连耄耋之年的老人都慷慨解囊，自己更责无旁贷。捐款者中有政府官员、公司职员、工人、农民等，其中不乏低收入者。有宾馆服务员表示“我们也是日本人，要把仅有的一点钱捐献出来”，深深感动了在场的工作人员。日本各界人士的“爱国”热情，从精神和物质层面，支持了战争，助长了日本政府的侵略气焰，“陆相杉山元在一周一次的陆军记者见面会上表示，此时要举国一致，突破难关”。

东京等大城市的中小学生在学校统一组织下，开展街头募捐活动。东京联合少年团在街头募捐时，制作了“募捐筒”。募捐筒模仿上海“一·二八”事变中的“肉弹三勇士” 使用的爆破筒样式，直径30 厘米，长1 米，大半天就募集到资金数千元。“从21 日中午到下午6 点，63 位少年团健儿站在帝都街头。晚上将饱含市民热情的230 个大竹筒拿到泰明小学礼堂，全体起立祈祷‘武运长久’后，陆军省新闻班的今村大佐、筑地署员等砰、砰、砰劈开竹筒，银币、铜币散落一地。晚上9 点半清点完毕， 共2030 元。10 个少年抬着沉重的硬币去兑换成纸币，22 日上午交到陆军省恤兵部。”

1937 年7 月9 日，《朝日新闻》对卢沟桥事变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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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后，《朝日新闻》虽未公开放弃“不偏不党”的办报宗旨，但几乎所有文章都是偏袒日军、指责中国的，诬蔑中国士兵“卑劣”，不断“非法”“挑衅”日本在华北的“合法”“驻兵权”，迫使日本不得不诉诸武力来维护“正当”利益。其歪曲事实的报道、煽动性的语言，已经将其倾向暴露无遗。

《朝日新闻》除大量报道民众“国防献金”的事例外，还倡议发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军用机捐款运动”。“军用机捐款运动”的初衷是解决政府资金不足问题，因为飞机在现代战争中作用突出，日本战机数量少，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需要国民挺身而出，承担国防责任，实行“航空报国”。“现在时局处于关键时期，更需要举国一致。朝日新闻社坚信这个活动必定得到国民的热情支持。”

由《朝日新闻》发起的“军用机捐款运动”得到各阶层的支持和响应。第二天，就有人将捐款送到报社，编辑、记者们忙得无暇用餐。“仅东京市内21 日下午捐款突破15400 元，学生、职员、工人、家庭妇女等，积极响应捐款运动。”“军用机捐款运动”与之前的零星捐款不同，指向性明确，捐款数额大，出现了不少捐献巨款的大户，如“大日本电力社长以个人名义捐款1000 元，以公司名义捐款2 万元，以帝国电力名义捐款5000 元，合计捐款26000 元。日产汽车5000 名职工捐款2000 元”，“东洋纺织会社捐款5 万元，该社职员捐款3 万元，兵库县阿部孝次郎捐款2 万元。截至今天4 点，东西两社共收到捐款44 万1341 元65 钱。大阪制钢株式会社又捐款1 万元，松下电器株式会社社长松下幸之助个人捐款1 万元，该社职员捐款5 千元。这样的巨额捐款接连出现，截至下午6 点，捐款数额突破50 万元”。有日本“经营之神”之称的松下幸之助认为“担负起贡献社会的责任是经营事业的第一要务”，但不知他有没有想过，此时所谓的“贡献社会”就是支持侵略战争。

“军用机捐款运动”迅速演变为全国范围的“防空报国”热，掀起了新一轮捐款高潮。《朝日新闻》开辟“军用机捐款活动”专栏，详细报道“防空报国”中的“典型”事件：“妈妈带着5 岁小孩儿立花良文，将从婴儿时候起积攒的零用钱200 元捐献出来。美术馆捐款7000 元。画家将在秋季展览结束后，贩卖作品，估计可以得到数千元款项，将这笔钱全部捐献出来。”《朝日新闻》每天公布捐款数额的变化，营造强烈的“防空报国”氛围，强化“国防意识”。

自发起“军用机捐款运动”到1937 年7 月31 日北平沦陷，短短的十天时间里，全国“军用机捐款达290 万6825 元80 钱”。报社除每天收到大量“军用机捐款”外，还不断收到其他各类捐款。截至29 日，报社收到“捐给在满、在支慰问金达71351 元93 钱”。

卢沟桥事变后，《朝日新闻》从由单纯报道前线战事、日本国内的“国防献金”“爱国”热，发展到直接发起“军用机捐款运动”，对读者产生了巨大影响，引发了一拨又一拨的捐款热，从精神和物质上支持了日本政府扩大侵略战争的政策。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