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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小说为什么会衰落?白展堂一句话告诉你

《武林外传》第五集,“盗圣”白展堂重出江湖,搞起了劫富济贫的营生。他偷了钱掌柜一个扳指,整个七侠镇因此人心惶惶:捕快过度反应,百姓担心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看每个邻居都像贼,由此,社会生产也陷入了停滞……

白展堂当然不是真的要重出江湖,他不过是想用这种活生生的案例,给一心想要劫富济贫,锄强扶弱的郭芙蓉上难忘的一课。

在他眼中,所谓盗亦有道只是自欺欺人,贼就是贼,无论盗窃的目的是牟利,还是济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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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哪怕你偷的是富人的东西,目的是为了接济穷人,同样侵犯了正常的财产安全,也破坏了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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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知是不是武侠片里,第一次出现契约、法制之上的观念,而它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武侠小说没落的根源。

武侠小说的心理基础,在于群众对于“劫富济贫”、“锄强扶弱”的幻想性满足。然而,劫富济贫、锄强扶弱的本质是什么?以暴易暴、违法乱纪,所谓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既然所谓的侠义本身就是一种暴力和犯罪,为什么老百姓还是对它趋之若鹜,视之如救世主呢?

根本原因就在于,老百姓对于政府以及它所掌握的王法,是极端不信任的。他们不像西方的公民一样,可以通过自己的权利去影响政治进程,只是任人宰割的屁民,因此也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作为救世主的侠客身上。

这种王法体系下衍生的官商勾结,甚至官商一体,也导致老百姓对于富人财产合法性的质疑。在他们眼中,富人都是为富不仁,他们的财产都是民脂民膏,所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这种朴素的小农意识,就诞生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心理。直到今天,一些单位依旧有吃大锅饭的企业文化。

与此同时,它也造成一种简单而狭隘的二元对立,穷即好,富即坏。

问题是,富人就真的为富不仁?真的该死么?《武林外传》里,钱掌柜就是一个怕老婆的当铺掌柜,做正当的生意,为什么他的扳指就活该被强盗偷来接济穷人呢?仅仅就是因为他有钱?

穷人没有公民的基本权利,富人自然也不会有,所以才必须跟官府勾结。他们只能通过金钱去购买权力,却没有权利。

这一切,正是武侠小说产生的心理基础,也回答了郭芙蓉的疑问:“千百年来,为什么人们都歌颂劫富济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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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2018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9.58%,而在1980年,中国的城镇化大概两成左右。城镇人口从2成上升到6成, 意味着旧社会的文化、道德体系,也逐步被法律、契约所取代。

这样的社会当然也有犯罪、不公平,但老百姓对于契约、法律的信任程度,已经远远超过农业文明时代。21世纪了,你会把安全寄托在司法机关,还是侠客(黑社会)身上?

在《武林外传》里,捕快虽然不识字、武功差、头脑简单,还爱打官腔、占便宜,但他们跟客栈已经是朋友,而不像传统的武侠小说,官府永远是老百姓和侠客的对立面。这很像我们今天和司法机关的关系,你对它有微词,但却极度依赖它。

而以契约和法律为基石的市场经济,也使得富人的财产有了更高的合法性。几百年前,你打劫富人叫做劫富济贫,现在你打劫马云,那就是犯罪。

正因如此,武侠小说所产生的心理基础,已经随着契约社会的来临而逐渐瓦解。这时候,歌颂劫富济贫就有点不合时宜了。

古龙的《楚留香传奇》开头,“盗帅”楚留香盗取白玉美人之前,还先留书知会:闻君有白玉美人,妙手雕成,极尽妍态,不胜心向往之。今夜子正,当踏月来取,君素雅达,必不致令我徒劳往返也。古龙将偷盗这种行为极尽所能地诗意化、浪漫化。它的反面,就是财富占有者的丑恶与卑劣。

但在《武林外传》里,“盗圣”白展堂却认为,贼就是贼,没有好贼与坏贼之分。法律不考量道德动机。你打死了强奸犯(事后),那就是杀人罪。

尽管白展堂从不杀人,偷东西也只是为了救济穷人。但从法律角度来讲,他就是一个罪犯。这已经成为他抹不去的原罪。所以,他改邪归正,退出江湖,也依旧惶惶不可终日。

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历程,也可以看出这种对侠文化逐渐质疑的过程。

在金庸创作的前期,侠客通常都直接参与到政治格局中,比如《书剑恩仇录》的红花会,就是一个反政府组织;《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是镇守襄阳的大英雄;《神雕侠侣》的最后一章,杨过、郭靖、黄药师等江湖英雄在襄阳城对抗元军,淋漓尽致地满足了老百姓对于超自然力量对抗暴君的幻想和期待。

这就是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但到了中后期,金庸笔下的主角也“侠气渐消,邪气渐长”。《笑傲江湖》、《侠客行》、《连城诀》等均是架空了历史,没有具体的朝代背景,更多是用武侠小说的外壳,讨论深刻的政治、文化问题。封笔之作的《鹿鼎记》,主角更是除了逃跑以外不会任何武功的无赖。严格来讲,《鹿鼎记》已经不是武侠小说,而是历史小说了。

金庸从侠到无侠再到反侠,然后画上圆满句号封笔的创作历程,可以说是武侠小说在契约社会里逐渐没落的一个缩影。这也是像骑士小说、西部片这种特定社会产生的类型片(小说)必然要在社会变迁中经历的变化。

在好莱坞,西部片也在百年间经历了多次内涵的变迁。最开始的三十年,西部片是对西部开发史诗般的神化;但到了60年代末,牛仔在西部片里,开始从英雄变成土匪;1990年,凯文·柯斯纳的《与狼共舞》,则是为印第安人正名,而不是像传统的西部片一样,把他们当作荒蛮愚昧待征服的群体;伊斯特伍德的《不可饶恕》,更是一部里程碑式的反西部片……

也正因如此,某些旧社会产生的类型(小说)片会衰落,但不会完全消失,它完全根据新的社会心理模式,挖掘不一样的内涵。

2002年,张艺谋执导的武侠大片《英雄》以刺秦为故事主线。结局是以残剑放弃刺秦,并送给将要刺秦的无名“天下”二字,然后自杀告终。

在残剑眼中,爱人飞雪跟秦王的恩怨,以及刺秦这个英雄主义的壮举本身,都不如天下重要。秦王是一个一扫六合,对天下有功的大英雄。刺杀秦王,只会让天下再一次进入四分五裂的战乱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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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也一直因为这种和父权从对抗走向媾和的创作而饱受诟病。但与此同时,它对于传统的侠义精神却是反叛。

某种程度上,它说得上是老百姓对于王法及侠客的信任水平逆转的分水岭。既然契约、法律已经足以保障老百姓的基本权利,天下没有侠客也安居乐业,那作为和政府对着干的所谓侠义,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它是不是反而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在影片中,无名、飞雪等刺客,均是为了报家仇而刺秦。复仇模式,是传统武侠小说的重要模式之一。残剑和无名为了天下放弃复仇,也是对传统武侠小说复仇模式的颠覆和讽刺。

再举一例,2004年周星驰执导《功夫》一片,结局虽是邪不胜正的大俗套,但故事不再是简单的正邪二元对立。

《功夫》呈现的是一个弱肉强食、强权就是真理的世界:黑社会可以夷平警察局,小混混阿星踩爆小孩子的皮球,小孩子连聋哑女孩都欺负……

除此之外,高手也完全没有高手应有的风度。火云邪神作为绝顶高手,不仅仅成为黑帮的杀人工具,还搞偷袭这种无耻的伎俩。天残地缺到九龙城寨暗杀,第一件事就是背后将苦力强的头颅割下来……

这其实是商品社会利益至上,强权就是真理,从而道德沦丧的象征。阿星那段经典的“这个社会遍地都是钱,遍地都是女人,谁能够下决定谁就能赢的”,便是这个社会基本的价值取向。勇者打败恶龙不是为了美丽新世界,而是为了成为恶龙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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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武侠小说的时代早已过去,但武侠小说这个类型,依旧是有丰富的内涵可以挖掘。

本文首发于公众号:曾不才在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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