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铸剑人之城

　　最近探了一个厂，叫做国营221厂。

　　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梦，一个传奇，一个儿时存在于科学幻想中的故事，一群新中国的面壁者、铸剑人们，在高原上，在戈壁中，在一无所有的条件下，打造出了新中国最锋利的剑。

　　他们在国家贫穷、基础薄弱、工业落后的情况下，就想着自力更生，用科技的力量，制造人类最强大的武器，掌握那第二颗太阳，去粉碎帝国主义的野心，他们还想着掌握浩荡的东风，扫荡寰宇，直上霄汉，去探索太空，去征服宇宙。

　　这里太浪漫了，浪漫到每一个高尚的人听到他们的故事，都会流下眼泪。

　　我们首先去的是原子城的纪念馆，这个纪念馆，就像是一部厚重的史书，把几十年来那些惊天动地的事业娓娓道来。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有原子弹？因为时不我待，超级大国已经把剑造出来了，他们已经开始威胁我们、讹诈我们，我们如果没有，就会受制于人。有了这把剑，才能谈和平，才能谈发展，才能谈国家和民族的生存空间。

　　正如列宁所说：“一支军队如果不掌握敌人已经拥有或者可能拥有的一切武器、一切斗争手段和方法，那么谁都会认为这种行为是愚蠢和犯罪的”。

　　陈老总也说过：“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现在还不太硬，你们把导弹、原子弹搞出来了，我的腰杆就硬了”。

　　教员更是高瞻远瞩地指出：“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我们就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

　　“谁也没有原子弹是上策，他们有、我们也有是中策，只有它一个国家有是下策。”

　　“再有十年，原子弹、氢弹、导弹我们都搞出来了，世界大战就打不成了”。

　　但是，对于当年的面壁者和铸剑人来说，那时候太难了，因为基础太薄弱了。

　　原子弹是个系统工程，虽然大家都知道质能方程E=ΔMC²，都知道原子核的质量变化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但实现这个就需要工程和工业水平了，物理学原理高中生都懂，但没有高品质铀矿，没有高水平离心机，没有配套的控制技术，甚至还没有充沛的电力、充足的钢铁、先进的电气设备、特种金属材料、高效的工程控制，知道原理也做不出来的，当年的我们甚至连合格的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都缺乏……等于一无所有，要从零开始。

　　是的，我们有邓稼先、钱学森、钱三强、郭永怀这些顶级的科学巨人回国报效，但只有这些璀璨群星还不够，我们需要一个整体的科研梯队，我们需要庞大的后备力量，我们需要更多更年轻的科研人员和工程师。

　　聂帅回忆录里说：“1949年解放的时候，全国科研机构，只有大约40个，全部的研究人员只有650多人……民国留下的科研学术力量非常可怜，只有一些农业、地质、生物、社会科学之类的研究人员，理工科几乎是空白”。

　　1954年，聂帅想要“摸清家底”，曾经去重庆、昆明这些号称国民党军工基地的地方去调研，结果发现，重庆只有一些破窑洞，根本谈不上兵工厂，昆明连光学瞄准镜都生产不好……可以说一点科技和工业积蓄都没有。

　　旧中国帮不了我们。

　　钱三强在民国时代就一心报国，1948年，他就在国内奔走呼吁集中力量研究核科学，但国民政府无人理会，钱三强找过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结果梅贻琦说：“你的意见何尝不对，但现在是各立门户，各自为政，谁能顾得上这些”？

　　钱三强又去找了北大校长胡适，然而胡适只是摇头感叹：“门户之见，根深蒂固，北平有几摊，南京有几摊，几方面意见拢不到一块去，还是各尽其力吧”。

　　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告诉钱三强：“你们核科学，开开学术研讨会还是可以的，其他的恐怕办不到”。

　　钱三强一腔热血，却处处碰壁，遇到的民国官僚都在和稀泥推卸责任，根本无处施展才华。

　　直到1949年，一切都不一样了。

　　1949年3月，解放北平不到两个月，钱三强先生接到了一个通知，说让他参加代表团去法国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团长是钱三强少年时期的偶像郭沫若先生，钱三强作为科学家，最关心的还是我国的核事业，于是想要国家拨出一部分钱，让他顺便去法国找自己的老师约里奥.居里采购一批科研仪器设备和资料，希望中央能够拨一部分美元……钱三强本来没有抱太多希望，但是没想到三天之后，他就被请进中南海，当时的统战部长李维汉对他说：“你的提议中央研究了，认为很好，清查了一下国库，先拨五万给你，你来决定怎么用”。

　　钱三强拿到那五万美元的时候，泪眼模糊，因为那用来发展核科学的五万美元，散发着一股霉味，是从潮湿的库洞里取出来的，不晓得在战火中遭遇了多少血与火的经历……国家本来就没有什么外汇，然而这时候中央却拿了出来，给一位科学家去发展核科学。

　　这是他在旧中国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1949年，中国第一个原子核科学研究机构成立了，它叫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来叫做中国原子能研究所，一年后，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彭桓武任副所长，两年间，一大批海外顶级的物理学家纷纷归国，加入到这项伟大的事业之中。

　　无论如何，新中国已经下定了决心，要发展我们核科学、核工业。

　　研制原子弹这样的终极武器，苏联也不愿意帮我们，赫鲁晓夫说社会主义阵营只需要有一个国家有原子弹就够了……

　　1959年6月，苏共中央来信，拒绝提供原子弹模型和技术资料，还撤走了国防科技工业部门的全部苏联专家，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停止提供急需的设备、关键部件和重要物资。还嘲讽说：“离开外国的帮助，中国20年都造不出原子弹”。

　　教员觉得这未尝不是好事，他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为了记住苏联撕毁合同的日子，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工程代号，就叫596。

　　我们又去了国营221工厂原址，它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西海镇，总面积570平方公里，平均海拔3200米。对外叫做国营221厂或国营综合机械厂。

　　1957年，专家组踏勘了甘肃、山西、内蒙古、四川和青海选点，认真考虑水文、气象、地理、地质、居民分布状况等条件，经过比较后认为，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境内的金银滩较为合适。

　　金银滩东南为草原延伸地带，地势平坦，东、西、北都有高山屏障，特别是周边一些丘陵，适合进行爆轰试验，加之人烟稀少，是建设核武器研制基地难得的理想场所。

　　在当时的条件下，在高原上建一个工厂也是极度困难的。

　　这里海拔3000多米，气候严寒，最低气温接近零下30摄氏度。水烧不到沸点，米煮不到全熟。没有公路，没有铁路，没有住房，没有供水，没有电力通信，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建……当时的科研人员都要和普通工程师、工人一起住帐篷、挖地窝、砍红柳、垒土墙、盖住所。

　　为加快工程建设进度，当时的中央专委办公室调集建工部、交通部、水电部等13个部门、1.5万人的施工队伍，携带500台装备、300辆汽车进入金银滩，全面推进施工建设，仅用了13个月的时间，施工队伍完成了包括13万平方米建筑的基建工程和设备安装任务。

　　基地基本建成后，从全国各地抽调的大批科研专家、技术工人、干部和人民解放军踏上征途，奔赴高原，开始了他们的事业。

　　王淦昌、邓稼先、陈能宽、郭永怀、朱光亚、彭桓武、周光召、程开甲、于敏‌……都曾在这里工作过。

　　由于当时我们的科研人员、技术工人、大学生基础比较差，我们的顶级科学家，包括钱学森等人甚至要抽出大量的时间给科研人员、工程师、大学生们上课，帮他们补全数学、化学、物理知识，短时间内提升他们的科研能力。

　　在国营221厂的科研与生产实践中，有一个“三结合”的工作模式，指‌的是领导干部、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工人‌三者相结合。

　　领导干部‌负责统筹协调、政治思想工作和后勤保障，确保任务方向正确且资源到位。‌科研人员‌包括王淦昌、邓稼先、于敏等顶尖科学家及广大科技人员，负责理论设计、技术攻关和方案制定。一线操作人员和技工，负责将设计方案转化为实物，并在实际操作中反馈工艺问题。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方法论，在221厂，无论是专家、新毕业的大学生还是工人师傅，都可以上台发言，对成形方案和技术难点展开讨论。极大提升了工厂的创新能力和攻关效率，创造了很多惊人的成果。

　　举个例子，中国核武器试验方法，和当时全世界其他国家的试验方法都不同，我国著名金属物理学家陈能宽创造性地提出了“冷试验”。

　　原子弹研制中，“内爆法”是主要技术路线，其核心难点在于如何通过炸药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均匀压缩核材料。由于直接进行含核材料的“热试验”风险极高且资源昂贵，陈能宽带领团队探索出了一套‌不使用核燃料、仅用模拟材料或常规炸药进行的爆轰物理实验‌体系，即“冷试验”。

　　就是利用材料科学中的相似性原理，通过测试非核材料（如钢、合金等）在爆轰下的行为，来推导和验证核材料在高温高压下的状态方程及爆轰规律 。

　　这个设计非常先进，非常科学，但我们当时的试验条件非常差，为爆轰试验提供炸药部件的工程师张寿齐回忆，当时熔炸药的蒸汽锅炉是个从护国寺买来的一个茶水炉，熔药桶是从工程兵那儿借的，用马粪纸做的药模，炸药是人工搅拌的……陈老经常和技术人员一起，冒着蒸汽和粉尘浇筑炸药部件。

　　1964年6月6日‌，陈能宽率队在青海金银滩进行了‌全尺寸爆轰模拟试验‌。这次试验除不放核燃料外，全部采用了原子弹爆炸时的材料和结构。试验圆满成功，标志着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从理论设计、结构制造到加工能力均已成熟，具备了转入正式核爆炸试验的技术条件 。‌‌

　　我们站在当年的爆轰试验场上，看着那“伤痕累累”的掩体钢板，再看着周围风光秀丽的草原……自然而然就会想到，这大好河山，这国泰民安，是谁打下的基础？

　　这里叫做金银滩。

　　有人告诉我，那是因为每到这个季节，高原上都会零零星星开满这种金黄色的小花，特别美。

　　当年很多年轻的科研工作者、工程师来到这片土地的术后，并不知道自己从事的是核武器研制的工作。工厂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他们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密语。

　　最初设计的原子弹，是一个球形装置，大家就取谐音为“邱”，正式密语中叫“老邱”，私下里大家叫它“邱小姐”。

　　还记得那首童谣吗？“小皮球，架脚踢，马兰开花二十一”，我国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是放在一个100多米高的钢制架子上试爆的，那就是“小皮球，架脚踢”。

　　把零件装配成原子弹，叫做“给邱小姐穿衣服”。

　　主操作手黄克骥回忆：“我们装完的时候，都在那围着这个球啊，围着这原子弹看，激动得就像看着我们初生的婴儿一样，甚至都想扑上去抱一抱，去亲它一口，这个场面，我到现在有时候都梦到”。

　　把原子弹安装到102米的铁塔上，叫做邱小姐上梳妆台。给内爆式的原子弹插上32个电雷管，被形象地比喻为“给邱小姐梳辫子”。

　　原第二炮兵司令员李旭阁回忆：“有32个电雷管，接出来就像头发一样，得一个个插”。

　　原子弹装备车间叫“住下房”，吊到塔架上的工作平台叫“住上房”，原子弹装配叫“穿衣”，气象密码叫“血压”，起爆时间叫“零时”。

　　“零时”到了，邱小姐完美“出嫁”。

　　从此，我们手里有剑了，接下来，就是氢弹、导弹、两弹结合、东风浩荡了。

　　这些事业说起来一笔带过，实际上很难想象其中的艰难，钱学森曾经说过：“当年我们通信手段落后，一搞大型试验，就要占用全国一半以上的通信线路，当时为了保障试验时的指挥通信畅通无阻，把全国的民兵都动员起来守卫电线杆，一个民兵管两个电线杆，确保万无一失……不是强大的组织和纪律，怎么可能做得到”？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几十年过去了，全世界拥有核武器，能够建立成熟核工业的国家，也就那么几个吗？

　　实际上，研制原子弹，不只是研制原子弹，两弹一星，也不只是两弹一星，那是需要全国总动员，需要所有的科研机构，全国各地的工厂组织起来各司其职，“两弹”的复杂性几乎牵扯到国民经济所有的生产部门……没有基地，要建基地，要建试验场和特殊实验室，这需要现代化的建筑工程技术；没有精密仪器和观测设备，就需要自己去研发仪器和设备；核试验需要遥测、遥控、自动控制，那么又需要从无到有发展电子工业；高性能的武器，比如核弹、导弹，需要更高性能的材料，那么就需要研发耐高温材料、耐辐射材料、稀有金属、稀有气体；高性能武器的外壳，还需要更强的锻压机；要进行观测，就必须有高精度的光学仪器；要计算设计模型，就需要自主研发电子计算机；要指挥通信，就要发展通信工程。

　　在这场全国性的科技大会战中，我们的基础工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1965年摸底发现，我国成功试制新型金属材料、新型非金属材料、新型化工材料1.28万项，基本满足导弹、原子弹、航空、舰艇、无线电生产等方面90%的需求。1967年，各种大型锻压机和大规格的冷热轧机都取得了重大突破。

　　“两弹一星”工程中，我们获得了自己的电子计算机、电子显微镜、射电望远镜、高速照相机、原子钟、万吨水压机、30万千瓦发电机、还有各种新材料、电子元件、精密机床和仪器仪表；还获得了攀枝花钢铁基地、第二汽车制造厂、成昆铁路、万吨轮船、大型煤矿、大型水电站、大型火电站、重型机械厂；核基地在西北的生存和发展，还促进了农业和环境科学的进步，获得了改良土壤、治沙治碱、提高农作物产量等技术经验。

　　研制核武器，得到的不只是核武器，还有一整个工业体系，可以说，我们今天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源头，就在那里。

　　离开原子城的时候，我在想，我们以后，一定要多来，多带孩子来，让他们知道，为什么“新中国万岁”？

　　让他们知道，今天中国的来时路，这一代一代的人，都不能忘记，我们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从哪里来，我们未来又要到哪里去？

　　当年筚路蓝缕、流血流汗为国铸剑的原子城，成了一个风光秀丽、人文厚重的景区，我们今天徜徉其间，享受的是他们为我们劈开的新天地。

　　当年中国最优秀的那些人，那些新中国璀璨的群星，他们一代人吃了几代人的苦，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他们成功保卫了祖国，为后人披荆斩棘打开了一条星辰大海之路。

　　那么，我们该为后人做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