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企业家今天到底要拼什么，价值还是价值观？

国企有没有企业家？曾是个颇有争议的话题。2012年我在《第一财经日报》写了《为国有企业家的价值说几句话》，认为国企有企业家，应该肯定其贡献和价值。

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其中有7处提到国有企业家，明确了他们的重要作用和历史地位。

十几年前我呼吁重视国有企业家的价值，今天这篇文章则是从国有企业家的价值观入手，分享心得体会。核心观点是，企业家既要拼创新，拼核心能力，也要拼价值观。拼到最后，价值观可能最重要。

这篇文章的触发点，是我最近写了和万科有关的两篇文章以及《我们何时能从本能时代走向良能时代》后，不少读者和朋友发来反馈，探讨中国的商业环境和企业怎样才能正本清源，更加正直，更多正气。

一位在万科、华润、宝能都干过的经理人讲了一件他印象很深的事。“华润领导们薪资很低，但每年在香港分到的股息很可观，傅育宁到了华润后发现股息不仅数额大，还因为内地和香港两地存在制度差异，严格来说漏报了个人所得税。傅博士就逼着所有人补了税。”

傅育宁这种做法，我估计补税者是不开心的。过去都这么执行，凭什么你一来就要变，一点也不为大家担当？

看傅育宁的不少做法，都有点“堵人财路”。

比如，华润旗下的业务板块实行“双对标”，即选择行业内的优秀公司，比业绩、比薪酬。由于国企在声誉、社会影响上得益于国家、政府、市场的支持，所以实行了“国企折扣”策略，具体折扣比例根据市场竞争激烈程度而定，但最低也有5%。

也就是说，你享受了国企身份的好处，所以拿的薪酬不能完全市场化，要在市场可比水平上打个折。

又比如，华润采取授权经营体制和激励机制，但为了约束下面的团队不冒进，“对于企业投入的资源，如资本金和动用集团资源的贷款等，要求必须高于社会资金成本。每个行业都有一个基本的资本成本约束，每个季度都要调整，必须高于这一标准，企业才能创造价值。”

也就是说，企业使用总部的资源、资金，要算账，要考虑使用成本。企业只有在创造的价值超过其资本成本时，才算真正为股东带来了回报。

挣得没别人多，管得比别人苛刻，华润这套体系带有相当的自我约束性。但事实证明，这并没有拖累其发展，反而成为其健康发展的保障。当房地产经历了从狂飙到落寞的周期，华润置地已成为以内地业务为主的中国房企中市值排名第一的公司，今年5月市值创下了历史新高。如果把香港业务计算在内，则中国房企中市值第一的为新鸿基地产，其次为华润置地。

为什么是华润置地？曾任华润集团总经理的宁高宁去年在一次演讲中说，当初华润打算做商业地产时，很多人反对，觉得资金周转太慢了，做完了只能放在那里慢慢收租，也没有多少盈利，但今天看不一样了。在房地产高峰期，华润置地没有去助推资产继续升值，而是做了在地产行业与城市生活、城市功能更有联系的商业模式，而且坚持把它做好。

“其实也没做什么特别的，只是别人都不见了。”

华润置地的高管是谁？我统统不知道。他们就是一群打着华润标记的职业经理人。

去年在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听傅育宁上课，他说他在华润一直对经理人讲，大家在华润工作，生活应该都很体面，买房买车都不是问题，华润已是市场化程度很高的国企。但如果有人有过高的奢望，如想有私人飞机、豪华游艇，那你就需要考虑离开华润，另谋高就。

“体面生活”应该源于宁高宁。他在华润时提出了这个概念。

首先，“体面生活”就是你会住不错的房子，开不错的车，老婆会穿不错的衣服，每年会度假，孩子会上不错的学校，生活衣食无忧。但是，“如果你和我说想买一架私人飞机，我会说赶快走人”；

其次，“体面生活”不能靠“抢钱”，而是要将积极性调动起来，通过努力把公司做好。虽然最后你的回报（金钱）没有达到期望，但会让你自身的能力得到成长，生活状态、思维和思想也会比以前丰富。

傅育宁是2014年4月从招商局集团调到华润，接替被立案审查的宋林的。来了不久，他就写了《抱朴守正 修身立品》，讲“守正出新”的道理。守正就是做人要恪守正道，胸怀正气，行事正当。社会再怎么变，一些老理、一些常理不会变。应该变的是做事的方式，坚守不变的是做人的正道。

他说：“我们坚守正道必然会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干扰，甚至可能会吃亏、会孤独。但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信心，目前一些不正常的社会现象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暂时阶段，终将改变。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一定是一个收敛的趋势，一定会向‘正道’的方向收敛、靠近。”

过去这十几年，中国的变化确实是在向正道的方向收敛。谁更早意识到这一点，更早朝这个方向努力，现在日子就会过的好一点。

宁高宁和傅育宁的文章我看过很多，他们的价值观很相似。

宁高宁说，企业就像一头牛，出资人是主人，经理人是放牛娃。牛不是我的，但我要把牛养好。傅育宁说，经理人应切记自己是代理人，不是股东不是老板。

宁高宁说，经理人最大的美德是克制，克制占有欲，克制虚荣心，克制短期冲动。“我们的自律不是被迫的，不是不敢搞，是你想通了对自己的要求，明确自己的定位后，自律地做事。”

傅育宁说，经理人要“知进”还要“知止”，要“有所畏惧”。宋太祖当年一统天下，史学家总结就是“唯其惧也”这四个字，因为惧以生慎、慎以生俭。“无‘惧’的人，往往就会没有约束、没有底线。”

宁高宁和傅育宁都很注意反求诸己，而不是把问题都推到外部环境上。宁高宁说，不能因为“海盗”（指市场环境变化）把你的船抢了，你过去吃喝嫖赌浪费的钱，也都加到海盗头上。海盗没偷你那么多，海盗不来，你也会有危机了。傅育宁说，社会转型过程中有许多商业模糊地带，不可能在法律上和企业规章上一一指明，必须要靠内心的道德力量去判断，“不能富而后骄、富而后奢、富而后浮、富而后堕、富而后懈、富而后淫”，而要有足够大的精神空间来安放你的财富。

长期践行这些价值观，不仅企业能基业长青，经理人队伍也会风清气正。宁高宁举过一个例子，多年前华润在深圳建“万象城”，是市政府十大项目之一，一位政府领导参与过项目的评定和开业，他说，这么大的工程，几十亿的工程，基本上一出地面抓一窝，多半都是人有问题。

但华润人没有问题，说明如果企业能形成一种共同认可的文化，人就是健康的，有比较明亮的人生。

在内地业务为主的房企中，华润置地市值排第一，中海（中国海外发展）排第二。

我和在香港创办了中海的孙文杰先生1998年相识，他后来也担任过中建总公司的总经理。他在香港工作了20年，主持中海工作16年，在花花世界里过的却几乎是清教徒的生活。

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主持人陈铎采访他，他说自己是“五不干部”——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打高球、不泡妞。

在内部跟员工讲作风问题时，他说：“如果我们一下飞机不是到现场去和大家仔细研究工作，而是奔向高尔夫球场比赛谁进洞多；不抽时间去项目上实地看看我们同事的作为，而是去球馆比试自己的保龄球有没有专业水平；……如果领导一再放纵自己，员工可以有样学样，他们中的一些人将消极怠工，‘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些人甚至会进行报复性的耗费，我们的事业要成功就失去了基础。”

前几天我看了一篇公众号文章《孙文杰忆中建》，是对孙总的回忆录《随心自在》（内部发行）的一些摘抄和读后感。里面有曾任中海地产助理总经理的陈长缨的一些回忆。

1998年3～4月份，陈长缨在中海广州公司当领导，孙文杰来视察，问他工作中有什么困难。他回答：“我们工作上面临的唯一问题就是公关手段不足，在拿地、开发报建上和民营企业比会比较吃亏。”此时孙文杰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说：“我们就是要靠真本事在市场上搏杀！我在香港从来不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中海不是照样赢得香港特区政府及市场的高度认可吗？你们要靠理念、产品、质量、性价比打动政府和市场，一定要追逐阳光下的利润！”

时间来到2005年，陈长缨已离开中海，加盟了广州一家大型民营房企。该房企主席让他约孙文杰一叙，见面后就说，想预约他从中建退休后来做总裁，年薪按3000万元计。孙文杰说：“我退休前后，中建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恐怕难以从命。”

隔了一阵，对方说：“长缨他们还年轻，需要您这样的前辈再带一带，年薪5000万吧。”

孙文杰说：“我是拿党和国家的助学奖金才读完大学的，退休后可能还要帮助中建再走一段。”

见面快结束时，对方又说：“我们有两个集团，规模太大，需要您这样的前辈来掌舵，年薪1亿吧。”

孙文杰站起来说：“我从小是在党的教育培养下长大的，估计退休后要继续为党和国家贡献余热，恕难从命了！”

孙总退休后住在上海，他爱养花，特别是牡丹。我经常收到他的微信，基本都是花，有照片，有视频，他像一个园丁一样继续辛勤耕耘。

中海现在的高管是谁？我也统统不知道。但有一种好的文化土壤，企业的健康成长就是水到渠成。

我们今天应该树立和践行什么样的商业价值观？从华润置地和中海，从孙文杰、宁高宁、傅育宁那里，有很多启示。

我相信，国企里像孙文杰、宁高宁、傅育宁这样的企业家不会多，但也不会是凤毛麟角。只是因为对他们的管理制度限制和任期的限制，导致他们的公众知晓度不高，他们对商业的理解和创造的价值，也不被广为人知。

我认为，中国国有企业家的精神财富，值得好好挖掘。希望国务院国资委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这也是对历史负责。

前一段看宝钢的历史，宝钢第一任董事长黎明2006年接受《国企》杂志访问时讲述的一些故事让我很感动。

当初中国施行的是两种价格机制，一种是国家统配价，一种是市场价，宝钢大部分合同是统配价。1993年中国全面放开钢材价格，价格并轨。1992年11月，宝钢收到并轨的文件。如果宝钢把合同拖到次年执行，就可以按市场价收费，预计能多赚3亿元。很多钢铁企业已经在延迟交货了。

黎明召集各部门负责人开会，提出“要诚信还是要多赚钱”，最后决定以诚信为本，坚持按合同交货。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第二年钢价竟然没有上升，而是下降了，那些拖期的企业大失所望。此时宝钢的产品虽然价格略高，却仍受到了客户的青睐，他们认为宝钢更讲信用，靠得住。

因为使用先进装备，宝钢生产的产品比国内的老企业要好很多，有人说“宝钢产品中的废品比有些钢厂的产品还好呢”。但黎明认为，宝钢要和国外先进的钢铁厂比，“质量好时早出口”，把10%的产品用于出口，由国外用户评价。结果一出口，很多问题都暴露出来，宝钢有些员工连开单子都会开错。韩国一家企业因为觉得宝钢产品质量不行，干脆不订货了。黎明得知后，要求把韩方的反映直接登到《宝钢报》上，包括一些直言批评宝钢产品的话。不久，韩方看到宝钢的做法，很感动，又恢复订货了。

1993年4月，在钢材市场非常火爆之时，黎明亲自主持召开了用户座谈会，听取全国50多家主要用户的意见和建议。

他说：“我们担心钢材供不应求，会掩盖我们在质量、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如果你们真心爱护宝钢，就请提出意见，帮助我们查找问题。”

看到黎明的做法，我想到今天不少中国企业，不是刀刃向内，努力解决好自身存在的问题，而是把很多精力都花在给自己涂脂抹粉、夸大其词的宣传和流量争夺上，一看到对自己的批评，首先想到的就是删除。和30年前相比，我们的财富增加了很多，但精神境界到底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宋志平说，今天套利机会消失了，不读书、不学习的人，很难成为一位优秀的企业家。他说韩国现代董事长写过一本书，说现代每年招的学生都很优秀，但3年后有的变得特别优秀，有的就平庸下来。

他们做了一个调查，发现所有变得优秀的，都是将工作之外的时间用来学习、读书的。所以读不读书，会是一个人优秀和平庸的分水岭。

顺着宋志平的话，我想说的是，有没有正直、正气、诚信的价值观，会是一个企业家能否长青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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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6926 原创首发文章｜作者 秦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