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可 蔡进 | 预制记忆：云存储平台记忆的再生产

张可｜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

蔡进｜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原载于《探索与争鸣》2026年第2期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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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可

蔡进

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数字中国建设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强调通过技术融合、数据融合实现治理精准化与服务高效化。“十五五”时期作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阶段，进一步明确了数据要素是基础性资源和战略性资源，要求健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强化数字文化保护与安全治理。而云存储平台作为数字记忆的核心载体，其记忆再生产功能直接影响个体记忆形态、自我认知乃至社会记忆结构。

从上古的结绳记事到日记、传记，再到如今愈发膨胀的云存储需求，人类对抗遗忘的历程从古至今未曾停止。记忆不仅关系到人类个体对于所经历的过去的认识，也深刻影响着人类对于个体的自我认知。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将记忆比喻为考古活动，认为人在日常生活的碎片中通过不断挖掘、思考所收获的才叫作记忆。然而，随着智能算法深度融入个体数据化生存的基础设施应用，技术开始全面渗透人类最智慧的思维活动——记忆。由平台对用户的数字痕迹进行筛选、加工并精准推送的记忆再生产过程，颠覆了本雅明的这一描述。各种新媒体平台如微博、手机相册、百度网盘等，已将“那年今日”等记忆再生产功能嵌入其服务中。

例如，用户数已突破8亿的百度网盘APP，早在2017年就已上线“故事”频道，通过AI技术帮助用户对相册进行智能化分类和推荐。随着网盘进入3.0时代，百度网盘首页上线了“回忆”功能，可智能筛选照片组合成用户感兴趣的回忆内容，并应用飞桨文心大模型Ernie-Vil的智能配文服务配上“暖心文案”。这一功能上线后，百度网盘每天有将近百万的用户翻阅自己的回忆照片，用户人均照片消费张数提升了将近30%，成为进行记忆再生产的成熟平台。平台选择性地呈现用户留下的数字痕迹，并对个体记忆进行深度加工，形成了新的媒介记忆形式。

学界的媒介记忆研究已经关注到“媒介中的记忆”以及“记忆中的媒介”。前者将新闻生产视为记忆实践，发现媒体可以通过选择性报道或遮蔽的方式来凸显或掩盖某些历史事件，进而形塑民众的集体记忆。后者将媒介技术、媒体行业等作为记忆的对象，发现怀旧情绪可以弥补情感隔阂、抵抗加速社会。二者的关注点往往聚焦于社会记忆与集体记忆，个体常被视为集体记忆的受众和消费者，对记忆这项实践活动中作为行动主体的“人”的考察并不充分。随着数字化全面而深入地渗透进记忆活动及其产物，人类的记忆模式将发生何种变化、媒介与个体记忆将呈现何种关系都亟待考察。

想象可供性理论强调，个体用户的技术想象才是决定技术实践的关键性因素，为个体的记忆实践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本文拟借助想象可供性视角，关注平台记忆再生产过程与其中作为技术想象主体的用户，通过将技术想象纳入可供性理论之中，以期平衡当前研究中可供性的技术决定论偏向，在媒介与记忆的纠缠关系中关注用户的技术想象与情感实践的视角，重点回答以下三个问题：一是百度网盘的“回忆”功能有着怎样的基本可供性? 二是在基本可供性之外，用户对该功能有着怎样的技术感知与技术想象？三是这种技术想象如何影响用户的记忆管理实践？

本文以百度网盘APP“回忆”功能及用户为对象，受访者主要通过网络公开招募与滚雪球法选取（表1），要求每周使用该功能不少于2次，借助深度访谈法与漫游法（Walkthrough method）收集质性资料并展开分析。2024年1—3月，笔者遵循理论饱和原则，对17名深度用户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男7名、女10名，年龄21—41岁）；运用漫游法直接与应用界面互动，考察技术机制及嵌入的文化参考，探析其对用户的引导与体验塑造作用。与此同时，笔者针对“回忆”功能的设计愿景、入口、界面及设置等展开交互，多维度考察其可供性、嵌入的文化观念与品牌理念，同步记录自身使用体验以及审视分析功能界面并形成使用报告，辅以百度网盘官网信息、研发工程师公开介绍及社交媒体相关内容加以分析。

预制记忆：媒介记忆与想象可供性

在数字技术深度介入记忆实践的时代背景下，“媒介记忆”与“想象可供性”理论为理解平台如何重构个体记忆提供了关键的分析框架。媒介记忆不再是简单的历史记录，而是通过算法的中介，被分割、分类并赋予新的价值排序，从而形成一种“预制记忆”。想象可供性理论为理解用户与技术的互动提供了新的视角，揭示了用户如何基于自身的想象与感知，重新定义技术的使用方式。

“媒介记忆”的概念由罗琳·凯奇（Carolyn Kitch）在2005年提出。传统媒介记忆研究主要沿两条路径展开：一是“媒介中的记忆”，聚焦媒介如何通过选择性报道形塑集体记忆；二是“记忆中的媒介”，考察媒介技术本身如何成为怀旧与情感投射的对象。两种路径的研究都将焦点集中于集体记忆与社会记忆，譬如李红涛与黄顺铭对南京大屠杀的系列记忆研究、吴世文与何羽潇对于QQ技术的媒介怀旧研究、王润对于恢复高考的自传式记忆研究等。

然而，这些研究大多将个体视为集体记忆的被动接受者，关注记忆的社会性与文化性，对数字平台如何作为中介加工并再生产个体记忆，以及用户在其中如何感知、想象并实践缺乏系统关注。随着数字技术与媒介的全面渗透，平台正日益承担着中介功能，在日常生活和连接性文化的脉络下，各类平台中介承载了个体的观点、经验和记忆，构造、打破与重组着自我与他者、公与私的边界，深刻影响着用户的记忆实践。邵鹏将记忆4.0时代描述为 “通过数字化、仿生脑、大数据、云计算记忆人类全部信息，包括日常生活信息和个人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掌握思想控制权”。网盘平台也逐渐从移动存储平台的1.0时代迈入内容消费平台的3.0时代，头部网盘的竞争往往围绕云端内容细化不同场景下的服务。

平台以用户与平台的交互数据构建推荐算法，以此输出个性化的整合型记忆数据，从而超越了数字记忆的技术形态。在iphone相册回忆、Facebook Memories、百度网盘回忆等记忆功能里，都采用了算法的挖掘、分类、排序以及最终投放的方式，其中分类与排名算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此过程被称为“记忆的自动化生产”。在此背景下，平台中介下的记忆不仅仅是日常实践中产生和利用的活动和对象，也成为被挖掘、分析、分类、排名并最终投放给目标用户的数据点。

奥利·施瓦茨（Ori Schwarz）将平台记忆再生产中用户与数字痕迹的关系比喻为“邻里关系”。随着云存储等平台成为记忆外置与再生产的重要载体，记忆日益被算法分割、分类并赋予新的价值序列，形成“预制记忆”。这种自动化生产的“预制记忆”对记忆进行分割与价值排序，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记忆的理解，且在使一部分记忆可见的同时，无形中也创造了更大的“记忆空洞”，个人记忆的控制权被交给了算法与机构，平台以数字化的形式模糊了主动回忆与偶然相遇时被动唤起记忆的区别，也改变了用户对自身和技术作用力的体验。

形成“预制记忆”的过程不仅改变了记忆的形态，也重塑了用户与技术的关系。想象可供性理论为此提供了重要补充。可供性最初由生态心理学专家詹姆斯·吉布森（James Gibson）提出，原指环境与动物的互补与协调。巴里·威尔曼（Barry Wellman）等将社会可供性（social affordance）概念引入传播学，指技术为社会行动提供了可能。可供性强调用户基于自身经验、期望与情感对技术进行感知与想象，并以此形塑其使用实践。个体用户的技术想象是决定技术实践的关键性因素。彼得·纳吉（Peter Nagy）与吉娜·聂夫（Gina Neff）提出的“想象可供性”，强调用户自身对技术的想象、期望与感知会影响其技术使用。用户在量化自我的实践中丰富生命叙事并实现自我确认，将资本技术转变为自我技术；进行打卡实践的用户在与平台的互动中产生了对理想自我、消费仪式与社会交往的想象，也与平台产生了更深层的互动关系。

上述研究也存在两点明显不足：其一，媒介记忆研究长期聚焦于集体记忆的社会建构与历史叙事，虽然范迪克（Van Dijck）等学者提出了“中介记忆”理论，但对数字平台尤其是云存储环境下的记忆再生产机制，算法如何筛选并重组个体记忆，以及这种技术介入对个人身份认同的影响路径，仍缺乏系统性考察。其二，用户对平台记忆再生产功能的主动调适过程未被充分探讨，现有研究多将用户视为技术规训的被动接受者，忽视了其在算法推送中形成的感知策略、价值判断与情感实践，难以完整呈现数字化记忆实践中技术逻辑与个体能动性之间复杂的动态平衡关系。

鉴于此，本文整合媒介记忆与想象可供性视角，聚焦平台记忆再生产的算法逻辑与用户在此过程中的感知、想象与实践，旨在突破既往研究中“技术决定”或“社会建构”的二元对立。通过考察百度网盘“回忆”功能，笔者试图揭示：第一，平台如何通过记忆唤醒与加工实现记忆的自动化生产；第二，用户如何感知隐蔽算法的存在，并将其合理化；第三，用户如何在技术想象中与平台建立情感联结。这一分析框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数字记忆中介机制的理解，也为思考人机共生下的记忆伦理与治理提供了新的路径。

平台记忆再生产：从“挖掘”到“接收”的记忆范式转变

云存储平台的记忆再生产功能，其核心可供性体现为对用户数字痕迹的自动化唤醒与情感化加工。这一过程不仅是一种技术功能的实现，更标志着个体记忆实践从主动“挖掘”向被动“接收”的深层范式转移。

（一）记忆唤醒：从“挖掘废墟”到“接收微光”

百度网盘“回忆”功能通过算法筛选用户历史照片（如“那年今日”“2020年9月在苏州”），其基本的可供性在于记忆唤醒。记忆唤醒往往也是用户使用照片回忆功能的首要体验，在一张张弹出的照片中，用户常收获“不确定的惊喜感”（S3），并重新发现已被自身遗忘或主动删除的记忆。

“有些照片我手机里已经删了，但又突然出现在我的百度网盘回忆里，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网盘里还存着这些照片，但百度网盘又推给我，有种幸好网盘还帮我存着的庆幸感。”（S16）“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网盘给我推了很多高中时期的照片，再看到我的同学、我的朋友、我的老师，好像真的又回到了高中简单的拼搏的日子，让我有一种我还跟那段时光保持着紧密联系的感觉。”（S9）

平台使个体记忆重新“可见”，这种将“记忆呈现在你面前”（S10）的方式赋予了普通用户“被记录、被叙述”的权力感（S10）。这与本雅明将记忆视为 “考古挖掘”的经典论述形成鲜明对照。本雅明强调，记忆是主体从经验废墟中主动挖掘的积极劳动产物，其真实性与权威性正源于此劳动过程。然而，在平台记忆再生产中，挖掘的主体由用户转变为算法。记忆不再是挖掘所得，而是算法推送至眼前的“微光”。这一转变从根本上重塑了记忆的生成逻辑：从基于内省与关联的主动建构，转向对外部算法提示的被动响应与情感唤起。

（二）记忆加工：语境的重塑与情感的植入

平台的记忆再生产不止于唤醒，更在于加工。百度网盘通过智能组合照片、配文、配乐，将原始记忆素材重构为一段段富有情感色彩的多媒体叙事，让用户以“一种相似又不同的方式反刍它”（S1）。

“有次给我推了一张照片，是我拍的一张光秃秃的树，我已经不记得当时在哪拍的又为什么拍的了，但百度网盘配的文案是‘枯藤老树昏鸦，美景就在当下’，我就觉得：诶，当时心情和景色应该挺不错的。”（S1）“有天百度网盘推送我随手拍摄的一张照片，点进去音乐配的是我特别喜欢的乐队的一首歌，文字是‘随手记录的每一刻都值得’，我再看到那张照片，嗯，好像确实拍得没那么糟糕。”（S7）

正如弗雷德里克·巴特莱特（Frederic C. Bartlett）所言，“记忆不是无数固定的、无生命的和零碎的痕迹的再激发，它是一种想象性的重建或建构，建立在我们对过去经历或反馈的整体态度之上”。平台正是利用了记忆的这种延展性，通过技术手段参与了这场“重建”。这种互动过程被称为“技术与用户之间互动的新兴属性”，平台的记忆再生产创造了一个记忆被共同建构的空间，通过用户与平台基础设施之间的交互，用户的忆记和过去已然由平台和用户共同创造。

然而，这种“记忆语境共创”的权力天平是倾斜的。平台掌握了配文、配乐和照片选择的核心算法，从而主导了记忆叙事的情感基调（如温暖、美好、怀旧）与意义框架。传统记忆的“衰变时间”，如安德鲁·霍斯金斯 （Andrew Hoskins）所言，即物质载体随时间老化所带来的模糊性与选择性，被数字存储的“永恒潜在”与算法筛选的“即时呈现”所取代。记忆的筛选标准，从基于个人情感价值与生理遗忘的有机过程，转变为基于算法识别模式与平台商业逻辑（提升用户参与度）的技术过程。

平台记忆再生产中的想象可供性：算法感知、权力协商与情感联结

用户并非算法推送的被动接受者。他们通过想象可供性，即基于自身经验、期望与感知对技术进行理解与挪用，主动与平台记忆再生产功能互动。这一过程的运作机理可从三个层面加以剖析：算法认知的生成、权力关系的协商、情感联结的建立。

（一）算法认知的生成：从“黑箱”到“可感模式”

相比于社交媒体平台的算法存在，平台记忆再生产过程中的算法更为隐蔽。因为平台呈现的照片均为用户主动上传，用户往往会产生“平台即我”的错觉，并且不同于今日头条等算法分发平台，百度网盘在“回忆”功能中并未提供表明算法存在的产品线索，体现了人机交互中“无缝设计” （seamless design）的理念，使技术隐于系统中而不易被察觉。尽管百度网盘“回忆”功能的设计力图“无缝”，使算法隐于温情叙事之后，但用户仍可以通过三种路径对隐蔽算法加以洞悉。

首先，用户在反复使用中形成了对算法推送模式的经验性归纳。尽管平台并未明示其筛选逻辑，但长期、高频的交互使用户得以从结果中反推规律。例如，用户注意到平台“每次都是推自拍啊、合照啊、风景啊，配的文案也是文艺温暖小清新那种的，整体想营造一个美好回忆的感觉”（S12），“百度网盘给我推的都是特别有氛围感的照片”（S2），照片的选择是用户使用体验中与算法最直接的感知途径，“美好、温暖、氛围感”等关键词是受访者对于算法想象的共性关键词。

其次，社群成为算法认知的重要“扩音器”与“校验场”。当个体感知陷入瓶颈或惯性时，社交平台（如小红书）上的集体讨论提供了关键性的启发与验证。用户在社群中看到他人分享的案例。例如，有人指出“我在小红书看到讨论这个功能的帖子，里面有评论说他手机里存了很多聊天截图、上课拍的ppt等照片，但百度网盘一次也没给他推过，然后我就发现了算法其实是有在筛选照片的”（S17）。“我是有次被推了一张和朋友的合照，我分享给她，她说更喜欢那天拍糊的那张，当时就在想为什么网盘给我推清晰的照片而不推拍糊了的照片？想来算法应该就是会推荐清晰一点的吧。”（S6）

最后，用户将已形成的跨平台算法理解进行迁移与类比。在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媒体中，用户早已习惯“喜欢什么就推什么”的个性化推荐逻辑。当面对百度网盘“回忆”功能时，这种既有的认知框架被自然地迁移过来，形成“它这种照片推荐的肯定有算法的吧，感觉应该跟抖音差不多，就推那些觉得我会喜欢的照片”（S9）的认知。具体而言，“应该就像抖音一样吧，比如你手机里自拍比较多就会多给你推点自拍，风景照比较多就会多推点风景”（S3）。用户将其他平台“喜欢什么就给我推什么”的算法想象迁移到百度网盘平台中，构建出了与之相似的算法感知。

综上，用户对隐蔽算法的认知并非来自技术透明，而是源于一种日常的、实践的、社会的知识生产。他们通过个人经验的积累、社群智慧的借镜以及媒介经验的类比，逐步将看似无形的算法力量描绘为可理解、可预期的模式，从而在“黑箱”之外，为自己开辟出有限的认知与行动空间。

（二）权力关系的协商：从“抵抗”到“合理化”

与对社交媒体算法常持的警惕与“算法厌恶”不同，本文所研究的用户对网盘“回忆”算法表现出显著的合理化倾向。这种协商主要通过三种话语策略完成。

首先，用户通过需求契合论证完成对算法权力的功能性收编。在数字记忆过载与碎片化的当下，用户的核心诉求往往不是信息的绝对自主，而是高效、愉悦地从海量过往信息中提取具有积极情感价值的片段。百度网盘记忆再生产功能的算法输出，恰好与这一潜在需求高度契合。用户认为，“有算法没关系，从结果上来看它确实让我看到了我想看的照片，而且给我推荐一些偏美好的（照片），我觉得挺好的，我也确实希望看到一些美好的回忆”（S15）。用户希望看到美好的回忆，而百度网盘的“回忆”功能为用户带来的实际使用体验符合用户预期，用户便主动赋予算法合理性，将其从陌生的技术工具转化为懂得用户需求的辅助者，完成基于需求适配的想象可供性建构。

其次，用户通过商业逻辑共情实现对算法意图的认知转换与合理化。部分用户主动跳出纯粹的消费者视角，尝试从平台运营者的立场理解算法设计。“我觉得从平台角度出发肯定是希望用户多看一些有实质性内容的照片，挑选一些合照、风景这类信息含量更高的更能引起回忆的照片挺正常的，而且我记得百度网盘的slogan叫‘让美好永远陪伴’，肯定会尽量制造美好的回忆。”（S6）用户在进行技术想象的时候摆脱了用户视角，从平台视角出发进行身份转换，认为百度网盘作为云存储平台，“回忆”功能并非单纯的技术附加项，而是践行品牌理念、提升用户黏性的商业策略——通过推送高情感价值、高信息含量的照片，强化用户对平台存储美好、陪伴成长的认知，进而增强用户留存度。这种对平台商业逻辑的理解，让用户从被动接受算法推荐转为主动理解算法设计初衷，在视角转换中消解了对算法的抵触心理，为想象可供性注入商业理性的价值内核。

最后，也是最具情感深度的策略，是用户主动“赋予技术以人文叙事”，对算法进行情感层面的驯化与美化。百度网盘“回忆”功能的温情化设计，为用户提供了情感投射的载体，让用户得以将自身对陪伴、慰藉的情感需求，迁移到算法之上。“我觉得这种算法是想帮助我找到美好回忆的感觉，当我陷于回忆中时，算法已经不重要了。”（S10）算法不再是单纯执行筛选指令的程序，而是主动帮用户打捞美好、传递温暖的伙伴。人文关怀的想象覆盖了其工具属性，算法也因此获得了超越功能层面的合理性，成为承载情感价值的载体。

受访者通过对比抖音等社交媒体平台与百度网盘，来论证后者“回忆”功能算法推送的合理性：“抖音的算法太明显了，很生硬。而且抖音是可以无限制刷下去的，这种算法的存在感觉永无止境。但是百度网盘算法存在感没那么强，推荐的照片都是自己拍的，相应的影响肯定更小一些。”（S3）在受访者看来，百度网盘“回忆”功能算法与抖音不同，更接近日常生活语境：“我觉得这种情况在生活中也会发生的，就比如旁人一句无心的话让你想起了过去的一些事，或者你无意间翻到了过去的物品，算法的作用跟这个差不多。”（S8）

期望违背是触发用户相关情感实践的关键机制，当算法输出的结果违背了用户的期待时，用户会感到强烈的不适。而本文却发现，当推送不如意时（如看到想遗忘的照片），用户也大多进行自我归因：“那毕竟是我自己存的照片，也不能怪算法吧，是我没有删干净。”（S11）或将责任归于记忆本身的双面性，而非算法，“它虽然在筛选，但曾经美好的东西会令人快乐还是悲伤，这种东西无法判断也无法避免的，我觉得选择点击进去就应该接受这样的可能”。（S10）这种合理化与自我调适，实质上是用户让渡了部分记忆筛选权，换取便捷、愉悦的情感体验，体现了一种基于情感计算的权责交易。

综上，用户并非对算法的权力存在毫无察觉，而是通过一套复合的话语实践，将其诠释为需求的满足者、商业逻辑的合理产物以及温情的人文伙伴——主动参与到权力关系的重塑之中。这种从“抵抗”到“合理化”的转向，揭示了在高度情感化、个体化的技术应用场景中，用户与算法权力之间存在一种复杂、微妙且充满张力的共生关系。它不仅是技术接受的策略，更是一种在数字时代重新安放自我、寻求意义与情感慰藉的生存智慧。

（三）情感联结的建立：从“工具使用”到“拟态关系”

用户通过想象，与技术及平台建立了深层的情感联结。百度网盘的“回忆”功能，在推荐照片的同时会为照片配上“暖心文案”，而配文功能又是照片回忆中重要的一部分。用户认为，虽然配文是由AI生成的，但贴切又暖心：

“当时我在反复的纠结中还是下定决心去了北京，故宫是我在北京拍的第一张照片。然后有一天百度网盘给我推了那张故宫，配上的文案是‘总要来一趟北京的’，我的心当时一下就被击中了，有一种人生选择被肯定了的感觉。”（S12）

“媒体等同”理论认为，人和电视、新媒体等的互动是社会性的、自然的，虽然写下配文的AI是“假”的，但是它为用户带来的情感体验是真实的，让用户感受到了温暖与支持。当技术被赋予了人性化色彩后，用户以更加社会性的、自然的态度面对技术，引发无意识的“主体间”交往。“有次系统给我推了我在迪士尼拍的照片，它配的文案是‘迪士尼在逃公主’，我当时觉得：诶，这个AI还挺时髦挺潮的，还知道这种当下流行的梗。”（S4）用户将AI视为社会交往中的主体，用“时髦”“潮”等词汇形容。在这一过程中，技术被用户视为具有情感和智慧的主体。

“回忆”功能帮助用户建构了一个“热爱生活”、持续成长的“数字自我”叙事。“我很喜欢百度网盘这个功能，它让我觉得我是个很热爱生活的人，我很喜欢这样的自己。而且它会挑选很多不同时间的照片，一路刷下来可以看到不同时期的我，能在其中感觉到我一步步的变化和成长。”（S7）平台向用户推荐过往照片，不仅仅是刺激内容消费的手段，也是作为映射用户自我认同与发现自我成长的象征符号。

平台因长久保存记忆而获得用户的感激与信任。“再看到这些好久以前的照片真的还挺感谢百度网盘的，把我的照片一直保存着”。（S14）查看“回忆”也成为“日常仪式”，“我其实用百度网盘的频率不高，但基本上每天都会去看一眼（回忆），看看过去的一些照片”（S9）。平台甚至被拟人化为帮助整理故事的“朋友”，“我觉得百度网盘就像我的朋友，我把他当作倾诉对象，把很多照片丢给他。然后他从他的视角和逻辑出发，把这些照片整理成一个故事，或是把这些照片按照他理解的时间顺序给我讲述了一遍”（S2）。“回忆”功能自身的人文关怀色彩，让用户对技术与平台产生了温暖、信任等正向情感，形成了正向的情感联结。

至此，想象可供性的运作机理得以完整呈现：用户通过经验性感知理解算法，借助话语策略合理化其权力介入，并最终在情感投射与技术及平台中建立认同与联结，从而将外部的、可能更具操控性的技术逻辑，无缝吸纳进私密的、自我建构的记忆实践之中（见图1）。

记忆的权力与温度：结构性困境与未来重构

上述分析揭示了平台记忆再生产中技术可供性与用户想象实践之间的复杂共生。然而，这种共生关系背后潜藏着深层的结构性困境，引导我们思考更具人文温度的治理方向。

（一）平台记忆再生产的结构性困境

记忆的自动化生产首先引发的是“记忆权力”的根本性转移。安德鲁·霍斯金斯（Andrew Hoskins）认为，数字化开启了“衰变时间的终结”：纸张会泛黄、时钟会老化……是这些物品的衰变赋予了它们价值，因为它们是易腐烂的，因此才有价值。记忆的筛选、排序与意义赋予权，从个人转移至平台算法。本雅明笔下赋予记忆真实性的“劳动”，被算法的自动化生产所取代。算法根据其内置的标准化审美与情感模板（如“美好”“氛围感”）“雕刻数字空白”，决定何者可见、何者被遗忘。这构成了雅各布森（Jacobsen）所指的“不可见性的遗忘政治” 。这种不可见性的遗忘政治，体现出算法深度嵌入平台的背景下当代人的主体性困境。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的警示在此更为清晰：更智能的媒介可能导致人的主体性退化。当记忆这一构成自我认同的核心实践被预制与外包，人的反思性自我与连续性叙事便面临被解构的风险。即使是像记忆这样私密和个体化的实践活动，也无法逃脱平台逻辑和算法逻辑的影响。当智能相册把我们拉回到“那年今日”，当平台年度使用报告展现我们的数据过往，算法对个体过往的选择性呈现正在逐渐成为媒介记忆的常态化情境。

随之而来的是“记忆情感”的标准化与商品化。平台通过推送美好片段、配以温暖的文案和音乐，将记忆包装成一种稳定的、正向的情感消费品。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雕刻数字空白构成了威廉·戴维斯（William Davis）所批判的“幸福产业”逻辑，即权力结构通过塑造人们的积极情感体验来管理行为。然而，真实的个人记忆是复杂、多义甚至充满矛盾的。算法对记忆的温情化简化和情感导向，可能窄化我们对过去的理解，使我们沉溺于被修饰的怀旧，而丧失与过往真实痛苦、复杂性对话的能力，从而削弱了记忆的批判性与历史深度。

更深层的困境在于，“数字记忆生态”的系统性依附与潜在不公。云存储作为数字记忆基础设施，强化了个人对特定商业平台的技术依附与数据依附，使得记忆的主导权逐渐发生转移。数字记忆基础设施的全方位渗透，标志着记忆的生成、存续与遗忘机制，已从以主体生命体验为核心，彻底转向由技术架构与资本逻辑共同主导的模式。记忆植根于不同的情感、社会经济和历史背景中，但自动化的记忆再生产是对用户面对回忆的各种情感态度的简化，以相同的标准适用于对过往与记忆有着不同理解的用户。记忆的长期可访问性、完整性及解释权，受制于平台的存续、政策变更与商业考量。此外，算法对不同群体记忆的“可见性”分配可能并不中立，存在加剧数字记忆鸿沟的风险。平台记忆独特的人文关怀色彩，使技术以一种更温和、隐蔽的方式入侵人的主体性，对人机共生趋势下的人类主体性重构提出新的挑战。

（二）迈向负责任、有温度的数字记忆生态

面对上述结构性困境，未来的治理方向应致力于构建一个尊重主体性、维护复杂性、保障可持续性的数字记忆生态。这需要从核心理念、平台实践、公众素养与社会治理等方面多维度协同推进。

首先，必须在理念层面确立“记忆自主权”与“记忆完整性”的双重原则。数字时代的记忆治理，必须捍卫个人作为其记忆最终权利主体与意义阐释者的地位。平台对用户记忆的任何加工、推荐与展示，都应以充分的知情同意和用户的有效控制为前提。同时，必须承认并尊重记忆内在的复杂性与矛盾性，技术设计的目标不应仅是高效地提炼“高光时刻”，更应提供能够帮助用户管理、探索乃至整合其完整记忆图谱（包括那些“不那么美好”的片段）的工具与框架，支持更为立体的自我叙事。

其次，平台应践行透明、可协商、可遗忘的设计伦理。这意味着平台需在算法透明度上迈出实质性步伐，例如为用户提供记忆推送逻辑的基本解释（如“为何推荐这张照片”）和便捷的反馈调节通道（如标记“不想看到此类回忆”）。平台的责任不仅在于推送，更在于赋能——通过提供强大、易用的工具，支持用户自主创建、编辑与管理个性化的“记忆集”，使算法扮演“建议者”而非“决定者”的角色。此外，必须切实保障用户的“数字遗忘权”，提供清晰、可操作且具有技术彻底性的数据删除机制，确保用户拥有让特定记忆真正从数字世界中“消失”而非仅仅“隐藏”的能力。

再次，公众数字记忆素养的培育至关重要。公共教育与媒介素养项目应帮助用户理解云存储、算法推荐等技术背后的基本逻辑与商业意图，唤醒其对“算法如何塑造我们对过去的感知”这一问题的批判性意识。鼓励用户采取主动的数据管理策略，如定期进行跨平台记忆备份，有意识地运用数字工具进行自我记录的创造性实践，从而减少对单一平台自动化推送的过度依赖，重建个体在数字记忆实践中的能动性。

最后，社会治理层面需探索更具公共性与长远性的数字记忆保存路径。前瞻性地论证建立非营利性、公共服务导向的“数字记忆档案馆”或类似机制的可行性，可以为公民提供一种更中立、安全、不受短期商业利益左右的长期记忆存储的选择。在政策与法律框架上，应将数字记忆的独特价值与风险纳入数据治理与个人信息保护的考量范畴，针对具有重大个人或社会意义的数字记忆数据的收集、处理、利用与长期保存，研究制定专门的伦理准则与行为规范，为数字记忆生态的健康发展筑牢制度基石。

结语

概而言之，通过百度网盘“回忆”功能的案例，本文揭示了云存储平台如何通过自动化与情感化的记忆再生产，深刻介入个体记忆的建构。研究发现，用户并非被动客体，而是通过“想象可供性”的复杂机理——生成算法认知、协商权力关系、建立情感联结——主动地、充满创造性地将平台技术纳入自身的记忆实践与自我叙事之中。然而，这种充满温情的互动背后，是记忆权力向算法与资本的转移、记忆情感的标准化以及个人对技术基础设施的深度依附。数字记忆的挑战，不仅在于如何“更好地记住”，更在于如何在技术时代捍卫记忆的自主性、复杂性与人性尊严。当前，我国正处于数字化转型与智慧社会建设的关键阶段，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与“十五五”规划《建议》稿为数字技术健康发展指明了“以人为本、规范有序、包容普惠”的基本方向。在此背景下，云存储平台的记忆再生产功能也不能止步于温情的包装与推送，更应承担起促进记忆公正、保障记忆自主、涵养记忆伦理的社会责任。

记忆不仅关乎过去，更指向未来的自我建构与社会认同。未来的数字记忆生态，应致力于在智能与人性、效率与深度、商业逻辑与个人权利之间寻求审慎的平衡。它应当是一个可治理、可对话、可选择的空间：技术作为辅助而非主导，帮助人们更丰富地连接过去；平台作为服务者而非塑造者，负责任地守护数据；而用户始终作为自身记忆故事的作者与主角。唯其如此，数字技术才能真正赋能人的记忆，照亮通往更深刻自我理解与社会共情的道路，而非制造新的、精致的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