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藥楊梅與論文造假啟示：誠信靠制度

作者：王緝憲，大灣區香港中心研究總監，香港大學地理系前系主任。

一旦信任成為稀缺資源，任何看似節省成本的造假，都會以更高的制度成本償還。

最近，兩件事在內地網上很火爆。

一是福建漳州出現大規模「泡藥楊梅」，二是科普博主「耿同學講故事」接連舉報多所高校戴有「院長」、「傑青」帽子的學者和教授，涉嫌在國際頂尖學術刊物的論文造假。

泡藥楊梅與論文造假這兩宗事件看似毫不相干，卻以近乎一致的節奏衝上輿論前台：一個是「泡出來的甜」，一個是「做出來的數據」。前者3天內擊穿市場信任，後者則牽連多所名校與「傑青」聲譽。如果把兩者並置來看，它們的問題不在於個別失範，而在於一種被長期默許的行為模式──造假可以帶來收益，而且在相當多情況下，風險可控。

約束力有別選擇性達標

楊梅事件中最耐人尋味的，並非添加劑本身，而是資訊的「分配方式」。

有農民在接受採訪時坦然區分哪些可以吃、哪些「處理過」，前提是「你是不是本地人」。同一片果園，可以同時服務兩個標準：出口產品嚴格達標，內銷產品則彈性處理。

這種操作並不隱秘，甚至帶着某種日常化的從容。問題顯然不只是誠信缺失，而是更深層的規則觀：規則並非普遍適用，而是可以根據對象進行調整；責任也不是面向抽象公眾，而是優先覆蓋關係網絡中的「自己人」。

從制度角度看，這種「差序責任」並非偶發，卻是長期運作的結果。熟人社會中的信任，是通過關係維繫，而不是通過規則實現。當交易對象是熟人時，違規的道德成本與聲譽成本都很高；可是當對象變成匿名的市場消費者，這種約束迅速減弱。於是，「不坑自己人」成為底線，而是否符合統一標準則退居其次。

這正是出口標準與內銷現實長期並存的制度基礎。若僅用成本解釋，未免低估了問題的結構性。

更關鍵的差異在於約束來源：出口面對的是外部規則、第三方檢測與清晰的法律責任，違規成本明確且難以規避；內銷則更多依賴地方監管與行政執行，其力度與一致性往往具有彈性空間，甚至受到地方利益的影響。

在這樣的制度環境下，企業的最優策略並非「全面達標」，而是「選擇性達標」。

換言之，不是做不到，而是沒有必要對所有人都做到。

進一步說，這種「雙軌運行」並不會自動收斂，反而可能自我強化。優質產品被優先配置到高標準、高回報的出口市場，內銷市場則逐漸容納更多「可調整空間」。

長此以往，消費者對質量的預期下降，監管壓力反而減輕，形成一種低水平均衡。這也解釋了為何從2028年查處三聚氰胺毒奶粉算起，類似事件仍可以反覆出現，難以通過一次整頓徹底改變。

造假收益巨失敗代價小

學術領域的情況，在機制上並無本質不同。

由多名作者合撰的論文，本應由各人分擔研究工作，卻常常稀釋責任邊界。第一作者未必掌握全部數據，通訊作者未必逐項核驗，團隊負責人則更多承擔資源協調與成果呈現。

當論文順利發表時，這是高效協作；當問題暴露時，則容易演變為責任分散。

更關鍵的是，評價體系對「結果」的偏好，往往強於對「過程」的審查：論文數量、專案經費、頭銜榮譽構成了清晰的激勵方向，數據獲取、實驗重複與原始紀錄的核驗，則缺乏同等強度的制度要求。

在如此結構下，責任實際上呈現出「上移與外移」的趨勢：成果歸於團隊與機構，風險卻難以具體落到個人。

尤其是在涉及大型專案與高額經費時，團隊負責人既掌握資源配置權，又在評價體系中佔據優勢地位，不過，他對數據真實性的責任卻往往停留在形式層面，一旦出事，最容易被處理的，反而是層級較低的執行者，即網絡語境中常說的「臨時工」。

因此，問題不在於是否存在個別學者失德，而在於制度是否在事實上獎勵了「可包裝的成果」。當一篇論文背後對應的是數十萬元乃至上千萬元人民幣的科研經費、職稱晉升與資源配置時，數據的「可塑性」不再只是技術問題，卻是制度誘導的結果。

由此再看懲處機制，其軟弱便不難理解。

在食品領域，違規往往以罰款收場，且金額與收益不成比例；在學術領域，即使論文撤回，既有的職稱、專案與資源也未必同步清算，甚至存在「換個課題繼續申請」的現實路徑。制度在無意中傳遞出一個清晰訊號：造假若成功，收益巨大；即使失敗，代價有限。這種「收益—風險」結構，足以讓造假從道德偏差轉化為策略選擇。

如果說香港及部分海外體系提供某種對照，其差異不在於更少造假，而在於更高代價。無論是食品安全還是學術失當，一旦違規，往往伴隨明確的法律責任、職業後果與公開記錄，且這些後果具有跨機構的延續性。

換言之，違規不僅影響當下，還會影響未來的職業路徑。關鍵不在於道德水平更高，反而在於制度使造假難以成為理性選擇。

改革須重訂激勵與約束

因此，真正有效的改進，不是增加口號式的誠信教育，而是重寫激勵與約束。

對食品安全，應提高違法成本至足以覆蓋潛在收益，並強化跨區域的監管一致性，減少地方保護帶來的執行差異；對學術造假，尤其涉及大額經費的團隊，應實施剛性後果承擔責任制──立即中止所有在研項目，追溯既有經費使用方式，撤銷團隊負責人職務與學術頭銜，並建立全國範圍內可查詢的失信紀錄。

如果資源分配體系不隨之調整，那麼任何個案處理都難以改變整體行為。

更值得警惕的是，造假早已溢出個別領域。從被層層「修飾」的統計數據，到可以靈活開具的發票，再到各種「技術性調整」的指標，一種跨領域的運行邏輯正在形成：結果必須好看，過程可以處理。在這種邏輯下，真實反而成為需要勇氣的行為，因為它可能直接帶來負面後果，例如問責、資源減少，甚至職業風險。

社會負擔高昂制度成本

這也解釋了更根本的問題：為何「說真話」本身會變成有風險的事情。若不理想的數據意味着問責、不達標的結果意味着資源收縮，那麼系統自然會傾向於生產「理想數據」。當每一層都在對上負責，而不是對事實負責時，資訊在傳遞過程中被不斷被「優化」，最終形成集體失真。

在這樣的環境中，個體即使選擇誠實，也很難改變整體結果，反而可能承擔額外成本。

回到泡藥楊梅與假論文，這兩宗事件之所以引發廣泛共鳴，或許正因為它們揭示了同一件事：當規則不具有普遍性、責任難以落實、造假的代價低於收益時，不同領域會自發走向相似的行為模式。

添加劑可以讓水果短期更「完美」，數據也可以讓研究迅速「成功」，惟制度如果默許這種完美，其代價最終不會由個別造假者承擔，卻由整個社會的信任結構來支付。

一旦信任成為稀缺資源，任何看似節省成本的造假，都會以更高的制度成本償還。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