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维瞻：当特朗普和普京相继访华——“民族文明主义”如何“颠覆”大国关系？

编者按 ·  2026.05.25

2026年5月，特朗普和普京相继访问中国。表面看，这是中美、中俄两组双边关系中的重大外交事件；往深处看，它折射出世界思想格局正在改写。特朗普和普京都不只是各自国家的领导人，也是一种正在欧美、拉美和其他地区扩散的民族文明主义潮流的代表。

今天的大国关系，已经不只是国家利益的合纵连横，也是不同政治理念、文明叙事和社会想象之间的合纵连横。西方内部高度分化，美国内部也高度分化，过去那种简单谈论“美国如何”、“西方如何”的方式已经不够用了。中国处理对美、对欧和对整个西方社会的关系，也应随之调整。

2026年5月13日至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几天后，俄罗斯总统普京也于5月19日至20日访华。两场访问在时间上相距很近，很容易被看作外交日程上的两个高规格安排。但如果只从外交礼仪上理解，就会漏掉更关键的一点，特朗普和普京都有另一重身份。他们是国家元首，也是当代民族文明主义的重要象征人物。他们相继来到北京，标志着世界意识形态格局正在出现新的层次。

2026年5月20日晚，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图源：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两位国家元首，也是跨国意识形态潮流的代言人

特朗普和普京首先当然分别代表美国和俄罗斯。但如果只把他们看成两个国家的代表，就会漏掉另一个层面。他们二人都代表一种跨国家、跨地区传播的思想潮流。本文称之为“民族文明主义”。它强调，国家不是抽象的制度机器，而是由历史、宗教、族群、语言、共同记忆和生活方式构成的共同体；政治的首要任务，不是把所有国家改造成同一种制度模板，而是保护本国文明、主权、边界和社会凝聚力。

这套理念与冷战后长期占据主流的自由国际主义差异明显。自由国际主义更相信开放边界、个人权利、普世制度和价值扩散；民族文明主义则更强调民族国家、文化边界、传统价值和文明自保。二者都不只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观念，而是可以跨国传播、跨国结盟、跨国互相借力的思想体系。过去几十年，西方主流精英常把自由国际主义视为几乎没有替代方案的道路；现在，民族文明主义正在对这种确定性提出挑战。

特朗普和普京并不完全相同。美国和俄罗斯有不同历史、不同制度、不同利益，二人的性格和政策也差异很大。但在反对全球主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身份政治过度扩张、反对削弱民族国家主权方面，他们有明显共鸣。美俄都不满于当前全球政治、经济与文化秩序，都反对普世主义、干涉主义、政治正确、多元文化主义和身份政治的过度扩张。这种共鸣并不意味着国家利益上的一致，却足以形成一种精神上的互相理解。

这种合流不是简单的“美国亲俄”或“俄罗斯亲美”。它更多是一种精神上的互相确认。彼此都认为，真正威胁国家根基的，不只是外部敌人，更是内部精英、跨国资本、文化解构和传统共同体的衰弱。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特朗普和普京相继访华，不只是两场外交活动，也像是民族文明主义的两个世界级领袖面对中国这一社会主义国家时的一次集中亮相。

意识形态冲突对西方国际关系史的影响

很多人容易把意识形态理解为一国国内的事情。其实，任何真正有生命力的意识形态，天然都有跨国性。社会主义曾经有自己的国际组织、政党网络和跨国动员。西方中左翼和中右翼政党长期也有各自的国际联盟、基金会、智库和媒体网络。民族文明主义今天的扩散，也符合这个规律。

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约翰·欧文在《世界政治中的观念冲突》中长期研究思想如何塑造国际关系。他把近五百年来欧洲和世界的许多战争、制度变迁和大国干预，放在跨国意识形态网络的背景下解释。欧文认为，国家并不只是争夺土地和资源，也经常围绕什么制度、什么秩序、什么生活方式更正当而斗争；跨国思想网络会连接不同国家内部的政治力量，使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斗争具有国际意义。这个判断很适合用来理解今天西方内部的思想撕裂。

欧文还提醒我们，所谓跨国思想冲突并不是空洞概念。16至17世纪的欧洲，有天主教与新教的冲突；18世纪末到19世纪，有正统主义、革命主义、君主制和共和制的冲突；20世纪则有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冲突。相关研究还统计，自16世纪以来，国家使用武力推动他国内部制度改变并不少见，而且往往在跨国意识形态紧张和国际安全压力同时上升时最为密集。

这对理解今天很有启发。冷战结束后，很多人以为意识形态大冲突已经过去，世界只剩下经济全球化、技术竞争和国家利益。但过去十几年说明，观念并没有退场，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回来了。今天西方内部自由主义与民族文明主义之间的冲突，可以被看作历史上跨国思想斗争模式的又一次出现。不同的是，这一次冲突首先发生在西方内部，而不是简单发生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谈国际关系，不能只看国家间的力量对比，还要看思想之间的亲疏。国家与国家之间可能有利益冲突，但思想上却彼此接近；国家之间可能同属一个联盟，但内部政治力量却站在彼此敌对的思想阵营中。美国和俄罗斯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从国家利益看，美俄矛盾深厚；但从民族文明主义视角看，美国共和党内部相当一部分人对普京式俄罗斯的态度，已经不同于冷战时期的反俄本能。美俄关系近年的解冻，不仅与战略算计有关，也与特朗普主义和普京主义之间的价值观共鸣有关。

因此，今天的世界至少有两层合纵连横：一层是国家之间围绕资源、安全、市场和地缘位置展开的现实合纵连横；另一层是自由主义、民族文明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思想合纵连横。这两层有时相互强化，有时互相抵消。只看国家利益，会把问题看窄，只看意识形态，又会把问题看空。今天的大国关系，恰恰是在这两条线交叉处展开的。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于5月13日抵达中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图源：BBC）

今天不能再笼统地说“西方”和“美国”

冷战结束后，西方曾经是一个相对清晰的概念。它大体指自由主义阵营国家。这个西方有共同的制度语言、共同的价值叙事、共同的联盟体系，也有共同的全球化议程。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之所以一度流行，正是因为很多西方精英相信，自由市场和议会民主已经赢得最终胜利，其他文明最终也会向这一模式靠拢。

但今天再笼统地说西方，已经不太准确。西方至少已经分裂成两个部分：一个仍然相信自由国际主义，支持欧盟一体化和开放社会；另一个则越来越强调民族国家、边界、传统价值、宗教认同和文明自保。甚至，如果说美国，也要说明是哪一个美国。特朗普大体只能代表美国的一半，民主党和拜登也大体只能代表另一半。美国不再是一个完整的思想共同体，而是两个互相争夺国家定义权的政治共同体。

这就意味着，过去几十年中国与美国交往的方式，在今天已经不完全适用了。过去我们主要采取一种“精英本位”的对美交往方式，更多同华盛顿主流政治力量和各类精英群体打交道。在自由国际主义一统西方的大背景下，这种方式有它的合理性，也确实推动两国人民相互理解。但今天美国社会的权力结构、舆论结构和身份结构都在变。如果中国仍然采取传统交往方式，不仅难以触及美国另一半社会，甚至很可能产生反作用。

欧洲也一样。德国选择党、法国国民联盟、英国改革党以及其他更激进的新兴右翼力量，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这种变化。德国选择党在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支持率已经达到高位，有可能首次争取州长职位；法国国民联盟政治继承人巴尔代拉被不少民调视为2027年总统选举的重要竞争者；英国改革党则在2026年地方选举中取得突出表现。未来一两年，欧洲一些国家的民族文明主义势力大概率继续上升，不排除个别国家的传统主流政党失去权力，或者不得不与新兴右翼力量重新分配政治空间。

马斯克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很有象征性的角色，他不仅是一个商人，而且在全世界到处推动民族文明主义。他大力资助欧洲民族主义政党，并且用社交媒体平台打击欧洲建制政党，这是非常清楚的。2025年1月，马斯克以视频方式出席德国选择党竞选活动，并称选择党是德国最大的希望。这种支持将美国科技资本、平台流量、资金和欧洲民族文明主义政治连接起来。

特朗普重返白宫后，也加快了对欧洲政治的介入。2025年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猛烈批评欧洲，称欧洲面临文明抹除风险，并鼓励美国支持欧洲内部的民族主义力量。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警告美国不要干预欧洲内部事务，德国总理默茨则表示欧洲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美国与欧洲之间，不再只是盟友之间的政策分歧，而是已经出现了关于欧洲未来道路的思想分歧。

当然，民族文明主义的扩张并非一路顺风。意大利梅洛尼虽然来自右翼阵营，但在多数安全和对欧议题上仍不敢脱离欧盟主线。匈牙利更具有象征意义。欧尔班曾被许多美国共和党人视为理想样板，大量美国民族文明主义者去匈牙利考察，试图借鉴其媒体、教育、移民和家庭政策经验。但2026年4月，尽管有美国副总统万斯的现场站台，欧尔班还是输掉了大选。

这说明，西方的民族文明主义处在上升期，但并非必然胜利。它有真实社会基础，也有明显政治短板；它能动员不满，却未必能稳定执政；它能反对旧秩序，却未必能提出完整的新秩序。正因为如此，今天的西方更像一个内部斗争中的大空间，而不是一个方向一致的共同体。中国同这个西方打交道，也不能再沿用过去的单一渠道方式。

2026年5月22日，特朗普在真实社交发帖，配图文字为“你好，格陵兰”（图源：真实社交）

俄罗斯为何成为民族文明主义的大本营

在这一轮思想变化中，俄罗斯具有特殊位置。2012年前后，俄罗斯开始更加系统地建构自己的民族文明主义叙事。它不再简单模仿西方自由主义，而是从东正教、国家主权、传统价值和反单极世界秩序中提炼政治语言。俄罗斯从自身文化传统、历史和宗教中提取独特价值观，再赋予其超越俄罗斯本土的普遍意义。当其他国家原有价值观导致社会危机时，俄罗斯这种价值观就可能对西方部分群体产生吸引力。

这种吸引力并不是因为欧美右翼真的想变成俄罗斯人，而是因为他们在本国社会中看到很多问题。全球化和移民改变了社会结构，身份政治加深了共同体裂痕，传统宗教和家庭被边缘化，大学、媒体和司法系统被认为越来越脱离普通人的生活。俄罗斯提供的不是一套可以直接照搬的制度模板，而是一种心理上的替代答案。国家可以不把自由主义作为唯一方向，文明也可以不以美国主流价值为唯一尺度。

俄罗斯这种软权力不是简单的国家形象宣传，而是文化和价值观吸引力。俄罗斯试图用非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来获得吸引力，它确实提供了一个外部参照，使部分美国右翼相信，自由主义不是唯一可能，民族国家和传统文明也可以重新成为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也正因如此，美国部分共和党人对俄罗斯产生了复杂好感。从国家利益看，美国和俄罗斯有长期矛盾；从精神气质看，二者却出现越来越多相似语言。特朗普主义和普京主义都认为，政治正确、多元文化主义和普世主义正在伤害传统国家、传统宗教和传统身份，他们都认为自由主义在全球化、世俗化和普世化过程中威胁了各自国家的生存基础，因此分别以孤立主义、传统文化和国家认同重构进行回应。

因此，在精神层面，美国共和党的一部分人越来越能够理解普京。这种现象很有趣，也很重要。它说明，今天的大国关系中，国家利益与思想亲近并不总是一致。美俄仍然有地缘矛盾，但二者之间的价值观距离确实很近；中俄有战略合作，但中俄之间的联系其实远不如俄罗斯与美国共和党之间的那种亲近。中俄政府之间关系密切，但两国知识精英之间、民众之间的精神纽带还不够牢固；中美有现实竞争，但美国不同政治力量对中国的文明敌意程度也截然不同。

“文明”概念如何从边缘走向美国政治中心

在美国政治和学术主流中，文明长期不是一个核心概念。美国更习惯用制度和意识形态来划分敌友：自由世界与不自由世界、民主与专制、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等等。20世纪早期，斯宾格勒、汤因比等人谈论西方文明衰落，但这些观点在美国主流学术界长期不太受重视。到了冷战后，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一度引发轰动，但也受到很多批评。美国主流精英更愿意相信福山式的乐观图景，即自由民主终将成为人类共同的制度归宿。

即便是2001年“9·11”恐袭后，美国主流政治也不愿把它定义成文明之间的战争。小布什政府强调美国并不反对伊斯兰文明，而是反对恐怖主义。这种表述体现了美国自由国际主义的基本信念，即不同文明之间当然有差异，但这些差异最终可以通过自由民主和市场秩序弥合。美国不是一个特定文明，而是一个能把不同文明融入自身的制度容器。

特朗普改变了这一点。2016年竞选时，他还没有成熟的文明理论，但他抓住了很多美国选民心中的不安：美国是否还像过去的美国？美国传统生活方式是否正在消失？移民、身份政治、大学文化和全球主义精英是否正在改变美国的根基？这些问题后来被重新包装成文明安全。它们不是冷冰冰的理论问题，而是许多美国普通人对日常生活变化的感受。

2025年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使这种思路文件化。英文媒体报道，该战略文件猛烈批评欧洲，称移民、低生育率和欧盟政策可能导致欧洲文明抹除，并鼓励美国支持欧洲内部的民族主义力量。《时代》杂志认为，该战略把西半球、欧洲政治和民族主义运动放在突出位置，对中国则不再强调传统的民主对抗威权叙事。这个变化比许多人想象的更大。它不是简单换了几个词，而是把美国安全问题的根源从外部意识形态敌人转向内部文明活力。

过去美国自由主义建制派认为，外部敌人是那些拒绝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特朗普的民族文明主义则认为，美国真正的心腹之患在国内，是放任移民、政治正确、身份政治和精英失职共同导致美国文明活力衰退。新版战略把文明安全放到突出位置，认为美国面临的生存性挑战更多来自美国自身文明活力、人口结构和精英政策，而不是外部意识形态敌人。

由此，特朗普对中国的态度也发生变化。中国仍是竞争者，但不再被他视为美国文明衰落的源头。美国的文明危机，在他的逻辑中主要由美国内部造成。这是理解特朗普第二任期中美关系变化的关键。特朗普越来越清楚这一点，因此他对中国的态度也开始从意识形态敌意转向现实利益谈判。

波音737客机的订单可能成为此次特朗普访华促成的重要成果，但相关订单尚未得到中国的官方确认（图源：BBC）

特朗普对华态度的重大转型

特朗普对中国的态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大体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18年至2019年中。特朗普主要把中国视为经济和地缘竞争者。贸易战爆发后，其团队内部一度有人尝试把中美竞争解释为文明对抗。2019年4月，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事务主任基伦·斯金纳公开称，美中竞争不同于冷战时期西方家庭内部的争斗，而是美国第一次面对一个非白种人的大国竞争对手。这一表述很快引发争议，也被特朗普政府淡化处理。它说明，文明冲突话语曾经短暂出现，但没有成为第一任期官方对华路线的核心。

第二阶段是2019年中至2020年。文明冲突说受挫后，特朗普政府转向意识形态包装，试图借意识形态叙事构建跨党派对华强硬共识。他的下属甚至宣称“自由世界不改变中国，中国就会改变他们”，这是第一任期对华意识形态攻势的高峰。可是，这一路线并没有真正解决特朗普阵营的困惑：中国究竟是不是美国文明衰落的根源？美国国内身份政治、种族分裂、大学文化、司法体系和媒体生态的变化，显然不是中国造成的。把美国内部问题都归因于中国，很难长期说服选民。

第三阶段是2021年至2024年。拜登上台后，特朗普失去权力，深陷选举争议、司法调查和党内斗争。他的主要敌人不再是中国，而是美国国内的深层政府、民主党政客、部分不忠诚的共和党人、司法机构和情报机构。他在集会中多次说，美国真正危险的是内部敌人，甚至比外部对手更危险。与2016年、2020年相比，2024年的特朗普很少使用恶毒反华语言。除了承诺高关税和产业回流，他更多谈的是清除华盛顿腐败政治、处理非法移民、整顿大学和司法系统。

第四阶段是2025年重新执政后。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战略文件和政策实践，进一步区分了内部敌人和外部竞争者。特朗普更关心可量化、可宣传、可交易的成果。对他来说，中美关系不是价值改造工程，而是实力与利益的谈判。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华思路的最大变化，并不是美国放弃竞争，而是竞争的叙事发生了改变。中国仍是经济、科技和地缘竞争者，却不再是美国文明危机的主要解释对象。这个变化非常重要。

这次特朗普访华，可以看作上述转型的外交呈现。他不是来中国宣讲美国价值，也不是把中国当成等待改造的对象，而是以平视的方式同中国谈利益、谈秩序、谈可交换的条件。他对中国人民、中国历史和中国文明的赞赏，既有礼节性外交语言的一面，也有民族文明主义者看待另一种古老文明时的真实反应。过去美国自由主义者常常以制度优越感俯视中国，而民族文明主义者至少在相当多时候，更容易承认一个国家的历史根基和文明独特性。

为何部分民族文明主义者开始“平视”中国

过去，美国主流政治常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看待中国。美国许多精英认为，美国生活方式才是中国现代化的终点，中国只有不断接近美国，才算真正进步。今天，这种优越感在一部分美国人那里已经减弱。民族文明主义者更容易承认中国是一个有自身历史、文明和治理逻辑的大国，不是等待美国改造的对象。特朗普是一个民族文明主义者，他试图用美国文明来动员美国民众，当他看到中国悠久的历史和强烈的文明连续性时，也会产生某种尊重和钦佩。

这也提醒中国，我们同样不能用简单化的方式看美国。美国文明本身也有其独特创造力。当美国的民族文明主义者开始更平等地看待中国文明，中国也应更平和、更准确地看待美国文明。像特朗普看待中国那样，带着一点谦虚和好奇去看美国，反而有助于中国更好地理解今天的美国。

民族文明主义并不要求所有国家接受同一种制度，而是承认不同国家有不同历史、传统和政治组织方式。美国思想家约拉姆·哈佐尼在《民族主义的美德》中强调民族国家自我治理的重要性，认为不同国家保留自身传统和制度，形成了可比较、可借鉴的多样实践。这种思路与自由国际主义的一元模板不同，更容易接受文明之间的差异。

美国最高法院（门楣）雕刻了来自中国、犹地亚（以色列古地名）和古希腊的先贤形象（图源：推特）

俄罗斯民族文明主义思想家杜金的变化很能说明问题。杜金早年在《地缘政治基础》中曾对中国持高度警惕甚至敌视态度，主张削弱中国。但近年来，他转而高度评价中国的独立性和主权意识。杜金认为中国没有落入西方主导世界的框架，而是成为反对大西洋主义的重要力量。类似地，德国选择党建立之初对中国持怀疑态度，但近年已经出现明显转向。

美国MAGA阵营内部也出现类似分化。塔克·卡尔森式人物反复提醒美国右翼，不要被华盛顿建制派带入盲目反华。他们认为，中国在国家认同、长期规划、反身份政治和社会整合方面，有值得美国观察甚至学习的地方。卡尔森可以被认为是理性保守派，他主张美中对话，以减少误解，而不是一味对抗。

更有意思的是代理副国务卿达伦·比蒂这类人。他虽然属于美国白人右翼圈层，却不敌视中国文明，甚至认为美国可以学习中国在民族政策和国家治理上的某些做法。这种观点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阁副官和助理官员中并非孤例。它说明，特朗普团队愿意吸纳一些对华更温和、甚至带有某种向中国学习倾向的声音。

当然，不能把这看成美国右翼根本上转变了对华态度。MAGA内部最敌视中国、最排斥中国学生、最主张经济脱钩的一批人，也往往集中在这个圈层。劳拉·英格拉汉姆、劳拉·鲁默等人代表的排外民粹声音依然强烈；班农式文明冲突派并未消失。美国国会两党中的对华鹰派也会持续施压。问题在于，已经有相当多的民族文明主义者与第一任期的新冷战思路拉开距离，这种转变还在继续发生。中方不能高估这种变化，也不能低估其中的战略空间。

世界不是简单三角关系，而是“三种思想”的三角关系

今天讨论国际格局，常说中美俄三角、中美欧三角或中美俄欧多边关系。这当然重要。但如果只看国家关系，容易忽略另一种三角，即自由主义、民族文明主义和社会主义。

自由主义仍然掌握大量国际组织、大学、媒体、基金会和制度资源。它强调个人权利、开放社会、市场全球化、制度普遍性和跨国治理。民族文明主义正在美国、俄罗斯、欧洲和拉美部分地区上升，强调民族国家、边界、传统共同体、文明自保和国家认同。社会主义则强调国家能力、长期规划、爱国精神和社会整合。

三种思想分别嵌套在世界各国内部。例如，俄罗斯和中国的精英阶层中，自由主义实际上依然有话语空间；美国的主流价值观也并未完全离开自由主义，只是随着各州之间人口对比变化、国会选区划分和共和党基层组织的变化，民族文明主义在政治上的权重会继续上升。未来一段时间，在欧洲和拉美，自由主义、民族文明主义、社会主义之间还会进行错综复杂的、拉锯式的斗争。

这三种思想之间并不是简单敌我关系。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多边主义、全球开放、反对极端排外方面可能有交集；民族文明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反对单极霸权、反对强制输出制度方面也可能有交集；自由主义和民族文明主义都还存在于西方选举体系框架下，尽管如今这种共识正在动摇。今天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就在这里：国家利益是一条线，思想亲疏是另一条线，两条线经常交叉，也经常错位。

特朗普和普京相继访华，恰好体现了这种双重结构。从国家利益看，中美有竞争，中俄有合作，美俄也有矛盾。从思想结构看，特朗普和普京都属于民族文明主义潮流，但他们又分别与中国有不同类型的现实关系。中国不是民族文明主义国家，而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坚持文明多样性、国家主权、发展道路自主和多边合作，这使它在思想结构中具有独特位置。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全球化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不断冲击既有国际秩序，加速反全球化和供应链分裂；另一方面，他也把美国与欧洲、美国与传统盟友、美国内部自由主义与民族文明主义之间的裂缝进一步暴露出来，使西方世界一致对抗中国的局面无法延续。

如果没有特朗普，西方反全球化很可能被重新组织成东西方对抗，最后形成一个更整齐的美国—欧洲—日本联盟来围堵中国。特朗普的出现却改变了这一轨迹。他不仅对中国施压，也对欧洲施压；不仅批评中国，也批评欧盟；不仅挑战多边贸易，也挑战北约和美国传统盟友体系。这使中国面对的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西方，而是一个内部争论激烈、路线分裂加深的西方。

这种变化也会影响拉美。特朗普访华若带来中美关系阶段性改善，就不只是改善中美关系本身，还会对一些与特朗普关系密切、同时又需要中国市场和投资的拉美国家产生示范效应。阿根廷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最近米莱政府正在进一步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将同中国合作看成可以与亲美立场并存的务实选择。

2026年1月，阿根廷总统米莱称计划今年访华，目前尚未确认具体行程（图源：美联社）

中国面对的是机会，也是考验

从中国角度看，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变化既有机会，也有挑战。机会在于，中美关系可能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共存阶段。特朗普不完全接受两党战略界关于中国的固定叙事。他更关心现实利益、订单、关税、产业回流、边界和美国内部整顿。只要他认为美国文明危机主要来自内部，而不是来自中国，中美之间由价值观差异引发的紧张就会有所下降。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再打压中国，而是打压方式会更务实化。

挑战在于，美国不会放弃对中国的经济、科技和安全压力。特朗普可能不再热衷于改造中国，但他仍会在关税、芯片、投资、安全审查、芬太尼和供应链问题上强力要价。中国未来需要同时处理三个关系：与特朗普式美国保持可控稳定；与欧洲自由主义主流保持务实合作；与俄罗斯继续保持战略互信。任何一方都不能绝对化。

更重要的是，中国不能把西方分裂理解为西方衰落已经不可逆。西方内部争斗可能削弱其短期协调能力，也可能倒逼其重组出新的政治形态。如果美国通过特朗普式改革成功降低财政压力、重建产业、收紧移民、提高内部凝聚力，那么美国就会给中国带来更多风险和压力。欧洲也是如此，部分国家民族文明主义势力上升，未必自动有利于中国；它们可能更尊重文明多样性，也可能更强调产业边界、移民安全和本国优先。

因此，中国需要更有弹性的外交智慧。一方面，要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开放合作和文明互鉴，避免被拖入简单阵营对抗。另一方面，要准确区分不同的西方：自由国际主义的西方、民族文明主义的西方、务实经济利益导向的西方、仍愿与中国合作的西方、敌视中国的西方。对不同对象，不能用同一种语言、同一种策略。

在对美关系上，应抓住特朗普时期相对稳定的窗口，推动经贸、人文、教育、执法和地方合作恢复。更重要的是，对美交往方式要调整。过去几十年，我们更习惯与美国自由派精英求同存异，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今天美国内部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精英主义”的交往模式既不足以理解美国，也可能让另一半美国对中国形成新的怀疑。未来需要在美国内部不同政治力量之间进行多元化的求同存异，同自由派谈制度差异与开放合作，同民族文明主义者谈文明尊重、边界意识和国家发展。一些共和党智库的学者希望借助孔子思想来论证其主张，但中国却没有有效地将儒家文化资源作为两国文明沟通的重要载体。

这种多元化不只适用于美国，也适用于整个西方。过去中国更多与西方自由主义主流打交道，强调在差异中寻找共同利益。现在西方内部出现新的政治力量，中国也要学会同不同西方求同存异。与自由主义者求同存异，重点是多边合作、开放市场和人文交流；与民族文明主义者求同存异，重点可以是文明互尊、主权平等、反对强制制度输出；与务实经济力量求同存异，重点是产业合作和市场机会。这样做不是投机，而是承认现实，美国和西方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单一的西方。

在对欧关系上，要继续维护中欧经贸、气候、科技和文化合作空间，同时也要关注欧洲民族文明主义政党的上升。未来一两年，德国、法国、英国以及部分中东欧国家的政治结构都可能继续变化。中国既不能把欧洲自由主义主流等同于整个欧洲，也不能把欧洲右翼的上升简单视为天然利好。应在尊重欧洲政治选择的前提下，保持与不同政治力量的沟通能力。

西班牙巴塞罗那自由贸易区，嘉宾体验中国汽车制造商奇瑞与西班牙埃布罗公司合资工厂的车辆（图源：新华社）

真正的变化，是世界思想地图正在重画

特朗普和普京相继来到北京，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两场访问的礼仪规格，而是它们背后反映的世界思想地图正在变化。

过去几十年，世界的主要矛盾常被理解为自由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冷战结束后，自由主义一度占据上风，似乎世界只剩一种现代化道路。但今天，世界已经从两种主要意识形态的竞争，变成三种主要思想体系的互动——自由主义、民族文明主义和社会主义。三者之间既有竞争，也有交叉，既有冲突，也可能有局部合作。

自由主义不会轻易退出。它仍有强大的制度资源、文化资本和国际组织基础。民族文明主义也不会昙花一现。它扎根于西方社会真实的阶层焦虑、移民焦虑、身份焦虑和文明焦虑。社会主义也不是过去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标签，而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呈现出国家能力、长期规划和文明连续性的新形态。

这就是今天国际政治的历史纵深。它既不是简单的中美对抗，也不是简单的东西方对抗，更不是西方统一对非西方。它是国家利益、文明叙事、制度理念、阶层结构和社会心理同时运动的复杂局面。

特朗普和普京都不是偶然人物，普京刚上台的时候曾明确宣称自己是自由主义者，特朗普早年则曾经加入民主党。他们的思想转变，是因为自由国际主义在过去几十年积累了太多内部矛盾。全球化让一些人受益，也让许多人失落；开放社会扩大了权利，也冲击了共同体；普世价值提供了道德语言，也让许多民族国家感到被压迫。民族文明主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

中国不需要简单拥抱这种潮流，也不应简单拒斥这种潮流。更合适的态度是冷静观察、分类应对、守住底线。特朗普和普京相继访华，给中国展示了一个新的国际政治现实。一些过去被认为天然属于西方阵营的人正在重新理解中国，一些新的政治力量正在用文明、民族和传统重新定义世界。

中国也要改变自己理解世界和接触世界的方式。过去自由主义一统西方时，精英交往、智库交流、大学合作和媒体沟通基本可以覆盖美国和欧洲主流社会。今天这套方式仍然重要，但已经不够。美国和欧洲内部出现了新的民众、政党、媒体和知识群体，它们不一定喜欢中国，却可能愿意用较平等的方式理解中国。中国如果只同旧的自由派网络往来，就可能错过新的政治现实，也可能在无意中把自己放到美国和欧洲内部斗争的一边。

随着西方国家精英政治影响力的普遍下降，未来中国对外交往应该从“精英本位”范式转向多元主义范式。中国既要继续同自由主义精英交流，也要同民族文明主义者、地方政治力量、产业界、青年群体、媒体平台、宗教和社区组织保持适当接触。我们不需要迎合任何一方，但我们要理解他们各自关心什么。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一个分裂的西方中保持主动，而不是被某一种西方叙事牵着走。

结语

特朗普和普京相继来到北京，不只是两场国事访问，也是一幅正在展开的世界思想地图。今天的大国关系，既有国家利益的计算，也有跨国思想潮流的牵引，这是两个层面的议题，但是彼此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自由主义、民族文明主义和社会主义正在重新排列组合。

对中国而言，这既意味着压力仍在，也意味着空间增加。中国既要看国家之间的现实利益，也要看思想之间的相互吸引与排斥；既要警惕美国和西方新的压力方式，也要善用西方内部的分化与重组。只有同时看懂这两条线，才能理解世界为什么正在变化，也才能更从容地面对变化。

本文作者

孟维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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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 伍子尧 

排版 | 许梓烽 

初审 | 王希圣 

终审 | 冯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