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大学校门等待观望打不开的原因分析

疫情成为封闭管理“就坡下驴”的完美借口。

疫情之前，中国绝大多数大学都是开放的，社会公众可自由进出，校园与城市有机融合。疫情暴发后，高校以防控为由实行封闭管理，这本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然而，当疫情结束7年、社会全面恢复常态后，多数高校却依然紧闭大门。原因其实并不复杂：疫情恰好为某些高校管理者提供了一个“合法、合理、无责”的封闭理由。过去，大学开放是“默认状态”，管理者虽对开放带来的管理负担和安全风险有所不满，但缺乏正当依据来改变。疫情一来，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关上门”，而且这个决定毫无政治风险——因为这是“响应防疫要求”。当疫情防控政策退出后，这些管理者发现封闭带来的“甜头”实在太大了：学生不出校、社会人员不进校、安全事故零发生、管理成本大幅降低。于是，他们选择了“就坡下驴”，继续维持封闭状态，而不再主动恢复开放。正如一位资深媒体人所言：“管制符合牛顿力学原理，一旦开始，将保持匀速一直延续下去，除非有足够的外力把它阻止。”

避谈开门是懒政思维与责任规避的完美合谋。

高校之所以“借疫情关门”后不愿再打开，根子在于管理者的惰性思维与无限责任恐慌。首先，封闭管理极大地简化了校园治理：无需应对游客投诉、无需处理校外人员与学生的冲突、无需增派安保、无需协调资源分配。对于一个追求“不出事”的管理体系而言，封闭是最省事、最安稳的选择。有评论指出：“物理隔离减少了学生外出频率，减轻了日常管理负担。这种便利一旦上瘾到就难以放弃。”其次，开放意味着责任无限放大。一旦开放后出现任何治安事件或安全事故，社会舆论和家长会第一时间将矛头指向校方，而封闭状态下即使出问题，也只能算“不可抗力”。这种“不出事就是安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懒政文化，使得管理者宁愿牺牲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也要把风险降到最低。有学者直言：“校方也不应对‘校园安全’负无限责任，但现实中校方恰恰被这种无限责任绑架，从而选择了最保守的封闭策略。”

在校师生从“受害者”变成利益固化的“既得利益者”。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是：经过数年封闭，部分在校师生已经从开放时代的“资源分享者”变成了封闭时代的“资源独占者”。2019年后入校的学生从未体验过开放的校园，他们将封闭视为“天然秩序”，并形成了对校园空间、食堂、图书馆、运动场的独占心理。一旦开放，他们担心自己的资源被“外人”挤占，于是自发地成为封闭政策的维护者。这种现象被形象地称为“精致的利己主义”——明明占用的是国家财政支持的公共资源，却将其视为自己的“领地福利”，拒绝社会公众合理共享。与此同时，部分教师也倾向于封闭，因为开放可能带来噪音、直播干扰、上访者等影响科研教学的因素。一位人大教授曾举例：“开放期间有上访者躺在大楼门口，有直播者直接闯课堂，有居民把孩子放在明德广场满地跑……这些真实乱象让教师对开放心有余悸。”于是，师生与管理者的利益在“封闭”这一点上高度重合，形成了强大的“内部封锁联盟”，共同抵制开放。

归根结底，大学借疫情关闭校门并拒绝恢复，本质上是一种公共服务责任的集体逃逸。大学不是私立俱乐部，也不是管理者的“自留地”，而是国家投入、社会共建的公共知识殿堂。疫情是外部冲击，但利用疫情作为永久封闭的借口，则暴露出管理者缺乏担当、缺乏精细化治理能力的硬伤。正如新华网评论所言：“大学开放，贵在真诚，重在落实。化解‘开放落差’，需要高校管理者正视公众对重回校园、感受文化熏陶的合理期待，拿出勇气和智慧，担起社会责任，摒弃封闭思维，让大学回归其作为公共空间的应有之义。”如果高校继续以疫情为挡箭牌，以“安全管理”为万能借口，那就不只是管理能力问题，更是对大学精神的背叛。真正的大学，不该是一座“就坡下驴”后就不再打开的铁门孤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