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察变局5️⃣｜当国际秩序失灵，中俄关系被推到了前台

Club 提要：中俄关系正持续走向全球政治前台。俄媒称，五月的北京或将先后迎来美俄领导人到访，红地毯相继铺开，凸显大国互动的微妙节奏。围绕这一核心议题，北京对话在“洞察”系列活动中展开多场研讨，聚焦中俄关系在大国博弈、区域事务及第三方体系中的多重角色，从结构层面梳理其重要性来源与运行逻辑，为理解当下国际格局提供更具解释力的研判框架。

2025年6月18日，普京在第28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回答新华社社长傅华提问时表示，俄罗斯与中国合作内涵丰富，愿与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交流（图源：新华社）

长期以来，中俄关系往往被置于“结盟还是不结盟”“对抗还是合作”的二元框架之中加以讨论。这种理解方式，在国际秩序相对稳定、规则尚能发挥约束作用的时期，或许仍具解释力。但在当下，这一框架正在迅速失效。现实中出现的诸多变化，已经无法被简单归结为双边关系的选择问题，而是指向更深层的结构性重塑与秩序转型。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俄关系被不断放大、反复审视，并被赋予了超出其双边属性的结构性意义。它之所以频繁出现在国际议程与公共讨论的前台，并非因为主动“走向中心”，而是因为当秩序开始塌陷，世界正在迫切寻找仍然可以依靠的稳定锚点。当规则失灵、共识瓦解、风险外溢成为常态，任何可能改变压力传导方式、延缓不确定性扩散的关系，都会被推到聚光灯下。

因而，理解中俄关系，不应停留在是否结盟、还会否对抗的表层判断，而必须回到更根本的问题：在一个秩序松动、结构失衡的世界中，大国关系正在以何种方式被重新定义，又在多大程度上承担起维系有限稳定的功能。正是从这一现实出发，中俄关系才显现出其真正的时代位置。

一、国际秩序正在“功能性失灵”

当前国际体系的问题，并不表现为制度的消失，而是其功能性失灵：规则依然存在，但约束力明显下降；机制仍在运转，但调节能力持续削弱；共识尚未完全瓦解，却已难以形成稳定预期。

这种功能性失灵，首先集中体现在经济与贸易领域。关税、制裁、出口管制等原本具有例外性质的政策工具，被系统性、常态化地动用，从非常手段转化为结构性手段。它们不再只是应对特殊冲突的补充措施，而是成为重塑谈判格局、重新分配成本与风险的核心工具。因此，贸易规则逐渐脱离效率与分工逻辑，而被深度嵌入安全与政治考量之中，国际经济秩序也由此从相对可预期的制度空间，滑向高度政治化、情绪化的博弈场域。

更重要的是，这种功能性失灵并未止步于贸易层面。金融压力正在成为驱动政治行为的重要变量。债务累积、产业空心化与既有优势难以维系等内生矛盾相互叠加，使得通过制造外部冲击来转嫁内部压力，逐渐成为一种可被理解、甚至被合理化的政策取向。当体系中心国家的结构性问题上升时，外部规则被更频繁地重写或选择性适用，世界随之呈现出一种“可变规则”的状态，而不再是稳定制度所构成的秩序环境。

2025年世贸组织公共论坛于9月17日开幕，共有超过4200名参与者。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加强、创造和维护”（图源：WTO）

更深层的失灵，发生在规则与产业结构之间。绿色经济、数字经济、生物技术等新产业形态迅速扩张，但支撑这些领域的国际规则却仍停留在旧工业时代的逻辑框架内。反补贴、标准认证与合规体系被频繁用作竞争壁垒，标准体系高度碎片化，合规成本被层层转嫁给发展中经济体与中小主体。规则不再主要承担“促进参与”的功能，而越来越多地演变为“筛选进入”的机制，造成想参与却无门、想发展却受限的结构性困境。

与此同时，叙事层面的失灵同样不可忽视。围绕重大历史事件的解释框架日益分化，共同叙事的基础不断被削弱。历史贡献被重新排序，合法性来源被反复争夺，甚至连战争起点、责任归属等原本应有相对共识的问题，也出现了明显分歧。当叙事无法形成最低限度的共享基础，秩序就不再只是制度与经济的问题，而演变为解释权的再分配问题。谁能够定义历史，谁能够界定合法性与规则例外，谁就更有可能在高度不确定的时代占据有利位置。

当贸易震荡、债务冲击、规则错配与叙事撕裂同时出现，国际政治便从以规则为核心的竞争状态，滑向一种更不稳定的体系性震荡。在这样的环境中，秩序并非突然崩塌，而是以失去调节能力的方式持续存在。正是在这种危险而模糊的状态下，国家开始越来越依赖关系而非规则来降低不确定性，大国关系也不再只是技术性的双边议题，而是被迫承担起更强的结构性功能：要么放大风险，要么在有限范围内暂时缓冲失序的外溢。

美国时间2025年4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两项关于“对等关税”的行政令，对全球贸易伙伴设立10%的“最低基准关税”，并对某些贸易伙伴征收更高关税（图源：《香港》）

二、关系被重新赋值，中俄成为结构变量 

在国际秩序相对稳定的时期，大国关系之间规则清晰、成本可算、冲突可控，双边关系更多体现为利益交换与风险管理，其重要性被嵌入既定的联盟体系与规则框架之中。然而，当秩序进入功能性失灵阶段，这一逻辑开始发生根本变化。 

中俄关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被推到国际政治的前台。它的重要性并非源于某种突然形成的战略同盟，也并不依赖制度化承诺，而在于其在当前结构中承担了一种关键功能：改变压力传导的方向和方式。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任何能够打破单一方向施压、延缓风险集中、增加战略计算复杂度的关系，都会自动获得更高的结构权重。中俄关系正是这样一种存在。

这一点，也解释了为何围绕中俄关系的外部讨论，往往伴随着“战略离间”“关系重组”等话语。当外部力量试图通过切断、重塑或重新排列大国关系来获取杠杆时，本身就意味着这些关系已不再只是双边事务，而是能够影响更大范围力量配置的关键变量。在失序环境中，大国战略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关系重组来塑造格局，而不是寄希望于规则修补来恢复稳定。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结构性意义并不意味着中俄关系必须被界定为同盟——恰恰相反，其运作呈现出高度克制与灵活性。当前国际焦点正由规则竞争转向体系重塑，而这一过程既包含对对手抬高成本，也强调自身韧性的同步构建。在此背景下，中俄关系的关键作用不在于形成封闭阵营，而在于打破单一方向的战略施压，使外部策略难以形成低成本、可预期的闭合回路，从而被迫转入相对复杂的多边博弈之中。

与此同时，对中俄关系的理解如果流于理想化，同样会偏离现实。历史反复表明，大国关系在结构压力之下既可能走向协调，也可能因误判而迅速恶化。上世纪中期曾经出现的紧张与对立并非遥远插曲，而是一种持续性警示：在外部试图“离间”或“重组”的情境中，关系管理本身就会上升为战略议题，其复杂性和脆弱性不容低估。

正因为这种结构压力的存在，中俄在理念层面形成了一种审慎而克制的定位。一方面，强调多极化、文明对话与通过制度化平台推动合作，试图为关系提供方向性指引；另一方面，也清醒认识到以美元为中心的金融经济体系仍然存在，全球权力与规则结构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根本性重组。这种态度并非保守，而是一种对现实约束的充分认知，它将愿景与可达性区分开来，将方向性与可操作性明确分离。

因此，中俄关系被推到前台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其天然承载某种阵营象征，而在于国际秩序的功能性失灵，使世界在客观上更加依赖结构变量。在诸多可能影响格局走向的关系之中，中俄关系恰好位于压力传导与力量再配置的关键节点，其重要性由此被放大。但这种重要性始终是条件性的、动态的，而非恒定不变的。 

三、中俄关系的现实运作方式 

如果只停留在理念层面，中俄关系很容易被写成抽象口号，仿佛只要提出多极化、文明对话、共同发展，就能自然导向稳定的合作现实。但秩序功能性失灵之后，合作的运行机制发生了更现实的转向。它越来越不可能通过低成本、低政治化的领域来推进，而是更集中地进入一些收益可见，同时风险被放大的场域。在这些场域里，风险并不主要来自合作意愿，而更多来自外部结构的强不确定性，它以制度化的方式渗透进每一个项目、每一条航线、每一次融资和保险安排。

2025年10月13日在英国费利克斯托港拍摄的印有“费利克斯托港欢迎中欧北极快航”字样的集装箱（图源：新华社）

举例来说，北极是最典型的观察窗口。过去，北极治理可以依托相对稳定的机制平台维持一种“低政治生态”，即便存在竞争，各方仍倾向于把它包裹在规则与合作框架之下。如今，这种生态正在迅速退化。机制的功能弱化、治理平台的政治化，使北极从俱乐部式治理回到更符合国际关系常态的高政治空间。一旦地区治理失去中性外壳，任何合作都会更容易被安全化和对抗化解读。换句话说，合作环境并未因为议题本身变化而变复杂，而是因为制度环境不再提供缓冲，议题不得不暴露在政治张力之中。

在这一背景下，能源与航运合作呈现出一种清晰的结构特征：收益可见，但风险更“制度化”。能源项目的规模、产能、储量与供给稳定性，使其成为少数能够提供确定性回报的合作领域；航运通道的价值也在被重新定义，从面向国际航运的开放通道，逐渐转向更服务于能源运输与区域市场的功能性线路。这种功能转向表面上是路线选择，实质上是对风险环境的适应。在秩序不稳定的条件下，通道的意义不再由全球规则保证，而由风险可控性决定。

真正决定合作成本的，往往不是气候、海况等自然风险，而是制裁、金融与保险安排、关键设备获取等外部制度约束。风险在这里不再是偶发变量，而是被外部政策和规则安排锁定的结构性条件，表现为合规成本、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成本的持续上升。合作因此不可避免地进入一种“高收益对应高成本”的状态，收益越具吸引力，风险治理与制度安排越成为合作能否持续的关键。

2025年10月23日在俄罗斯摩尔曼斯克市拍摄的港口风光（图源：新华社）

把视角移向第三方体系，中俄关系呈现出另一种更接近现实的形态：它更像一个可被第三方调用的功能性支点，而不是排他性同盟。第三方国家往往一方面希望借助多边框架获取支持与改革空间，把经济投资与合作视为增强自身能力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在敏感议题上更倾向于寻找具有公信力的监督或背书机制。在这一结构中，中俄的作用并非完全重合。一方更容易被放置在安全与地缘稳定的语境中，另一方则更容易被放置在经济发展与制度合作的语境中。这种差异不是价值判断，而是第三方对不同大国功能角色的现实区分。

更重要的是，这种功能性投射进一步说明，中俄关系并未通过排他性承诺来扩大自身影响，而是通过在不同议题上提供不同类型的公共资源进入第三方体系。它既不等同于阵营化的扩张，也不意味着无条件绑定，而是以分工、互补与可调用性构成其现实存在方式。

2025年10月19日，货柜船“伊斯坦堡桥号”在波兰格但斯克港卸货。这艘由海洋传奇公司营运的船舶完成了“中欧北极快航”的货柜试运行（图源：BBC中文）

结语：被推到前台的，其实是秩序问题

中俄关系之所以不断被讨论，并不是因为它变得更加激进，而是因为世界变得更加不稳定。当规则无法提供确定性，关系就会被赋予超出其本身的意义。当秩序开始塌陷，任何具有结构功能的关系，都会被推到前台接受审视。

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是中俄是否“结盟”，而是在一个规则失灵、风险外溢的时代，国家还能通过什么方式暂时维持稳定、延缓失序的扩散。中俄关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被不断重新理解和重新定义。理解中俄关系，归根结底，是在理解当下这个世界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