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西猥亵案再谈犯罪份子打码保护的荒谬

近日被曝光猥亵案件当事人的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吕某某被打码引发轩然大波，围绕是否公开或打码，网友之间引发激烈争论。真理不辩不明，唯有实践后的数据才能证明当初做出打码的决定是否真正正确。

一、“犯罪分子打码”的现实悖论

近年来，我国刑事犯罪总量持续下降——2025年公安机关立案刑事案件同比下降12.8%，检察机关批捕、起诉数据同比分别下降11.7%和13.9%，严重暴力犯罪降至本世纪以来最低点。然而在这一总体向好的背景下，一些具体领域的再犯率依然居高不下：最高检2024年专项巡回检察数据显示，刑满释放人员3年内再犯罪率高达13.7%，其中财产型犯罪占比68.5%。盗窃犯重新犯罪率尤其突出，已成为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重大隐患。

在这样的犯罪治理格局下，“犯罪分子打码”这一普遍实践，是否仍然符合现代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以下以四项核心宗旨为坐标，逐一检视。

二、四项宗旨视角下的批驳

1. 降低社会治理成本——打码未能有效降低治理成本

对犯罪分子面部进行打码保护，初衷之一是避免其刑满后因过度曝光而难以融入社会，进而增加再犯风险。但这一逻辑忽略了一个关键前提：治理成本的降低，取决于预防效果是否真正实现。 如果打码后犯罪分子仍大量再犯，社会仍需投入执法、司法、矫正、社会救助等多重资源，治理成本不减反增。

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当前再犯率仍高达13.7%，说明仅靠匿名保护不足以实现有效的社会复归。真正降低治理成本，需要的是系统性的社会支持、就业帮扶和心理矫正，而非简单地掩盖犯罪者身份。打码作为一种象征性的保护措施，远未触及再犯问题的制度根源。

2. 增加犯罪风险成本——打码实质性降低了犯罪风险

这一项是打码政策最根本的逻辑悖论。犯罪风险成本的核心构成要素之一，是犯罪行为被公开、犯罪者身份被社会知晓所带来的声誉损失和社交排斥。 打码恰恰切断了这一成本传递路径。

具体而言：

事前威慑层面：当潜在犯罪者知道，即便被捕、定罪，其身份和面貌也将被遮蔽、难以被社会识别，犯罪行为的声誉成本被显著稀释。犯罪的预期“代价”降低，犯罪动机便相应上升。

事后惩罚层面：刑罚的社会成本不仅包括监禁，还包括犯罪标签带来的社会排斥。打码削弱了这种社会性惩罚，使犯罪的“全成本”被人为压低，与“增加犯罪风险成本”的治理目标背道而驰。

以韩国为例：韩国女性部对2000年至2010年共13039件性犯罪案例分析发现，在公开性罪犯信息后，同种性犯罪再犯者比率从13.4%骤降至0.1%。这一数据直观印证了：公开犯罪者身份信息，能够实质性地增加犯罪风险成本，产生强大的威慑效果。

3. 提升人民群众整体信任度——打码侵蚀了司法公信力

公开性是司法公正的天然屏障。 当人民群众看到通报中犯罪分子被模糊处理，而受害者、举报人甚至旁观者却被清晰曝光时，司法系统的公平性、透明度便受到质疑。近年来，警方公示信息中出现“选择性脱敏”现象——对一方隐私加密而对另一方裸露，构成事实上的差别对待，破坏了法律所承诺的平等保护。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司法过程的本质是“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正义”。 如果民众无法清晰辨识犯罪者的身份，司法的教育功能、警示功能和威慑功能都将大打折扣。对于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分子，民众对其身份一无所知，不仅无法产生对法律的敬畏，反而可能滋生对司法系统的不信任——这种信任的流失，是任何治理体系都无法承受的成本。

4. 降低社会争议分裂度——打码反而加剧了社会撕裂

打码政策的一个核心辩护理由是“避免犯罪分子回归社会后遭受排斥，增加再犯风险”。然而，这一辩护恰恰暴露了问题的真正矛盾所在：社会排斥的根源不是曝光本身，而是犯罪行为的严重性以及社会对犯罪者的道德评判。

如果因为害怕社会排斥就对犯罪者身份进行遮蔽，无异于用遮掩问题的方式回避矛盾。这种做法不仅无法消除社会对犯罪者的负面情绪，反而可能激化以下问题：

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正义感被剥夺：当受害者饱受创伤、公开身份，而犯罪者却隐于码后，受害者一方的不公感和愤怒情绪将被显著放大。

公众的知情权与安全感被压缩：民众无法了解身边潜在的犯罪风险来源，对社区安全的判断失去重要参照。

争议“隐形化”而非“消解化”：打码只是将社会争议从表面压入暗处，而非从根本上解决公众对犯罪者的道德评判和排斥心理。这种压制的后果，往往是争议在更隐蔽的层面以更激烈的方式爆发。

三、核心追问：打码后犯罪率是否真正降低？

从再犯率数据看打码的“保护”效果

打码政策的核心逻辑之一是：保护犯罪者身份可助其顺利回归社会，降低再犯率。然而，当前数据并不支持这一假设。

三年内再犯率高达13.7%（最高检2024年数据），财产型犯罪占比近七成。

盗窃犯再犯率极高，不少犯罪分子甚至是盗窃三次以上的惯犯。

特定类型犯罪的再犯率持续攀升：涉毒累犯、再犯比率已从16%升至19.5%。

这些数据说明，即便身份得到“保护”，大量犯罪分子仍会继续犯罪。打码并未有效阻断再犯链条。

国际对比：公开身份显著降低再犯率

国际经验提供了更清晰的参照。韩国女性部研究数据显示，在网站公开性罪犯信息后，同种性犯罪再犯率从13.4%降至0.1%。韩国从2024年1月起实施新法律，正式公开重大罪犯的近照、姓名等信息。

这一对比表明：在再犯率极高的特定犯罪领域，适度公开犯罪者身份信息，反而能够产生显著的威慑效果和再犯抑制效果。 这与打码政策试图通过“保护身份”来降低再犯率的逻辑形成了鲜明对照。

因果分析：再犯率居高不下的深层原因

即便不考虑打码因素，再犯率高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复归支持体系的缺失。正如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研究所揭示的，促进犯罪者复归社会、保障其免受排斥和歧视，才是预防再犯的关键。打码作为一种表面性的保护措施，并不能替代系统性的社会支持、就业帮扶和心理矫正。换言之，打码给了犯罪分子一张“匿名通行证”，却没有给他们提供重返社会的真正阶梯。

四、结论

以“降低社会治理成本、增加犯罪风险成本、提升人民群众整体信任度、降低社会争议分裂度”四项宗旨重新审视“犯罪分子打码”这一实践，可以发现：

第一，打码在理论上与“增加犯罪风险成本”的目标直接冲突。 它人为降低了犯罪行为的声誉成本和社交成本，削弱了刑罚的社会威慑力。

第二，打码在实践中未能有效降低再犯率。 当前13.7%的三年再犯率说明，仅靠身份匿名不足以实现犯罪预防。

第三，国际比较表明，适度公开犯罪者身份信息（尤其是对再犯率高的特定犯罪类型）能够显著降低再犯率。 韩国性犯罪再犯率从13.4%降至0.1%的案例，值得认真研究。

第四，打码在提升信任度和降低争议分裂度方面产生了负效应。 它侵蚀了司法透明度，加剧了受害者的不公感，也未能真正解决社会排斥问题。

因此，建议对现有法条和执法程序进行调整：废除对一般性犯罪分子的“一刀切”打码保护，改为根据犯罪性质、再犯风险等因素实行分级处理；对于严重暴力犯罪、性犯罪、再犯率高的类型犯罪，依法适度公开身份信息，以实质性增加犯罪风险成本、强化司法威慑效果。 同时，应将资源从表面性的打码保护转向系统性的社会复归支持体系建设——因为，只有让犯罪分子真正有路可走，社会才能真正有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