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为何成为蛊惑叙事，你如何不焦虑

昨天一位在全球管理软件头部厂商工作的朋友分享，说自己公司要求所有员工必须使用新的AI 工具来研发和交付产品，如果继续采用Java 等传统技术，就会立即喜提公司的辞退信。

类似的做法在行业里貌似挺普及了，前段时间有媒体报道埃森哲规定副总监及高级经理被告知，想要晋升到管理岗位，必须常态化使用AI，另外有些报道称一些科技公司将员工使用的Token 数量作为员工考核指标。

当今社会对AI的“害怕错过（Fear Of Missing Out，简称FOMO）”状态，已经进入一种高度情绪化、集体性的焦虑加亢奋混合模式，它不再只是科技话题，而是渗透到企业决策、职场个人、投资市场甚至国家战略层面，中国最近出现的“全民养虾”现象也是AI FOMO 的体现。

许多人出现明显的AI-FOMO，担心自己的技能、知识或职业机会落后于他人，职场中则演变为FOBO（Fear Of Becoming Obsolete，害怕被淘汰）。有统计显示，超过四分之一的英国工人担心AI在五年内抢走工作，半数认为AI会彻底改变他们的岗位；另外一项近期研究显示，美国成人中约有11.9%有较高水平的AI FOMO，导致焦虑、抑郁症状增加，并降低整体幸福感。更高AI素养的人反而能缓冲这种恐惧，而低素养者更容易陷入其中。

在企业方面，AI FOMO已成为推动企业支出的主要驱动力。2025年，全球风险投资的近60% 都投向了AI 初创公司，，企业高管认为不参与AI就会被竞争对手主导商业模式，甚至有媒体报道沃尔玛、可口可乐的CEO 因为感觉自己不能跟上AI 步伐而主动让贤，企业为了展示AI 决心，把大范围裁员包装成“AI优化”，或在没有明确ROI的情况下强推AI 实施项目。

咨询公司和科技巨头反复强调“不上AI就会死”，结果是据统计，全球大型企业平均在大模型AI上花费200万美元，但只有不到10% 的企业声称产生了投资回报。

为什么AI 看起来成为了一场蛊惑性的叙事？

人类社会天生就倾向于维持现状——保持惯性、维护既得利益、停留在认知舒适区；要打破它，单纯靠宣传变革的益处是不够的，必须制造强烈的戏剧冲突才能颠覆现状：旧秩序等于即将崩溃的邪恶、腐朽、过时，新秩序等于救赎、未来、生存的唯一希望。

不是所有颠覆者都必须刻意蛊惑人心、制造恐慌焦虑，但这确实是一种极其常见、甚至高度有效的策略，尤其在政治革命和社会变革中几乎是标配，在技术换代中也反复出现。 后来者要推翻在位者，最快的办法就是同时点燃两种情绪：一是对旧秩序的恐惧、焦虑，二是对新秩序的憧憬。这并不是阴谋论，而是人类心理和传播规律决定的。

历史上几乎所有成功的革命，都把旧政权过时、腐朽，即将带来灾难的叙事做到极致：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中，把“旧制度”（ancien régime）描绘成压迫人民的僵尸，必须推翻才能确保生存的权利。

20世纪至今的各种民族主义、社会主义革命、颜色革命，都反复强调阶级矛盾，不革命就亡国亡种，制造生存级焦虑。

没有这些政治动员来放大情绪，群众不会愿意承担流血、动荡这些革命的巨大成本，而在位者则反过来会用稳定压倒一切来应对。

技术换代用同样的方式来蛊惑群众，尽管方式可柔和些、商业化些。

在十多年前的数字化转型时代，咨询公司和云厂商（AWS、阿里云等）反复讲“不数字化转型就被淘汰”，把传统企业描绘成灭绝的恐龙。下面这张图在十年前非常流行，新兴的亚马逊的市值超过了十家传统零售企业的市值总和，类似地在中国就产生了“新零售”干掉传统零售企业的风暴。

但技术领域的蛊惑比政治更精巧，因为它还提供解决方案——你只要买我的产品和服务，我对你是要钱不要命。所以，它看起来不像革命动员，而更是煽动焦虑的提醒。

实际上，并不是所有实现技术换代的颠覆者一定会采用蛊惑性叙事。

有些是纯性能碾压型的换代，比如智能手机取代功能机，iPhone 替代黑莓和诺基亚并没有太多的恐慌营销，因为技术本身遥遥领先，对用户需求洞察深刻，用户自己就会抛弃旧东西。

有些是从底层开始渗透，例如开源软件运动，Linux 全面替换网络操作系统，是靠创新模式慢慢蚕食旧模式，而不是高调喊旧系统过时。它们更像悄无声息的游击战。很多真正伟大的发明（如早期互联网、GPS）一开始根本没人大肆蛊惑，反而是后来商业公司接手后，例如90 年代中期Yahoo、Netscape、AOL 几家公司推动互联网民用，才开始制造叙事。

但绝大多数成功的颠覆者，尤其是需要快速规模化、需要跨越鸿沟的那些初创公司，都会主动制造矛盾冲突的叙事。因为人类天生厌恶改变，除非你让他觉得不改变的代价更高。

从心理学上说，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远强于收益追求。说“会错过机会”不如说“会被淘汰”有效。

在社交媒体普及的信息过载时代，平静的改良性叙事没人听，只有将危机和机遇说得耸人听闻，才能拉流量、进董事会、进政策文件。

而从对创业者的商业激励机制看，后来者拥有的资源少，必须用低成本的“叙事武器”来放大杠杆。

经济学家熊彼特（Schumpeter）认为，创新必须通过破坏旧结构的戏剧性过程才能实现。所以对于创新者的蛊惑，倒也不用指责他们的道德缺陷，而是进化博弈的必然结果：谁能更好地操纵集体情绪，谁就能更快完成创造性破坏，成为新的在位者。

这就能解释为何Anthropic 的CEO Dario Amodei 多次被黄仁勋公开指责为制造焦虑，不过这是二人之间善意的观念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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