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峰身后，改革必须要刀刃向内了

文 | 延观风

3月24日晚间，张雪峰所在公司发布讣告，张雪峰因心源性猝死离世，殁年仅逾不惑。

张雪峰的突然离世令人意外唏嘘，但他自己曾经在直播中谈及过这一点。他说：“如果有一天我死了，各大平台会有个热搜叫‘张雪峰死了’，他（他自己）可能会成为一代人的回忆”。

他的预言不幸地过早应验了。现在各大平台热搜都和他的离世有关，而他不仅将成为一代人的回忆，也将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标记这段教育改革动而不行、阶层流动滞而未凝、普通家庭躺而难平的彷徨时期。

腾飞动力：人造的信息不对称与小镇做题家的超低容错

人们常说：高考是教育的指挥棒。这句话并不准确，在中国，教育改变命运既是上千年的历史实践，也是几乎所有家庭的信仰，所以教育的指挥棒从来都是高考后的职业发展和人生轨迹。就好像如果不去改善蓝领工人的薪资待遇、劳动保障和社会地位，就算把职业学校修成环境优美人人向善的桃花源，也仍然无济于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三到四代人的时间，经历了欧美十几代人才走完的社会形态演变。对于绝大多数小镇做题家来说，我们和父辈、祖辈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三种社会环境里。互联网乃至人工智能时代，经济社会的迭代演进速度进一步加快，很多专业的学习内容、对天赋的要求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职业收入、工作强度、社会地位等大幅波动。这些变化的周期早就不能以10年为单位计算，甚至已经短到了5年以下。

选择专业是一项典型长期前瞻性决策，需要预判至少4年、主要是6-7年、甚至可能是10年后的社会形态和产业前景。10年学计算机赶上互联网红利、最迟17或18年进入人工智能细分方向捕捉现在的AI热潮。学习周期和职业变化周期错配，选对专业的难度大大提高。

诚然，网络搜索给了小镇做题家家庭了解学校、专业和职业前景的渠道，但以笔者学习和工作的经历来看，对于择校择业这类长期性、复杂性的决策，真正有价值的信息远非搜索引擎（包括现在的AI）可以给出。关键信息的产生往往来自深度且长期的经历、参与或研究，有价值的信息源头非常稀缺，绝大多数网上信源能做到准确的就已经很少，反而可能对决策起到干扰作用。

制造、扩大和维护信息垄断是精英阶层攫取超额利润的重要手段之一。高价值信源其往往依靠人脉网络等非公开渠道传播，用来交易的筹码并非金钱而是人情互惠，从而构建信息壁垒，降低圈内人面临的竞争烈度。

就像赚钱的投资机会不会宣扬的满网皆知，选择专业是人力资本的一场投资，其诀窍和内幕是精英圈层的不传之秘。相比之下，很多小镇做题家家庭连当下专业职业的信息都难以充分掌握，遑论做出超前6、7年的正确判断。

小镇做题家选择时的信息参考非常有限，对填报志愿做到最优解的要求却非常高，因为他们的容错空间天然小于富贵家庭或大城市中产。后者即使择校择业失败，也可以通过出国留学、多拿大厂实习乃至家庭安排工作岗位等等方式实现翻盘，再不济也不需要背负大城市买房的现实压力，甚至可以“创业失败回家继承亿万家产”。而小镇做题家的人生是一条只能向上的单行线，家庭安全网无法为他们兜住一个不辜负努力的下限。

此外，国内极度不对等的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压缩了小镇做题家的重新选择机会。企业通过低成本的超长工时安排人为扩大了劳动力的供大于求，有充足空间对求职者挑挑拣拣。

在各个行业都大发展的年代，扩张心切的企业可以较多接受其他行业/专业转入的人手。到如今各行业都不好过，年龄、专业、第一学历、性别乃至此前的工作经历都被企业拿着放大镜审示，都可能成为默拒的理由。

当下很多人将考公考编作为转换职业的跳板，但这些岗位对专业的要求远比企业刻板地多，确实存在考编选择面更广的专业，而且在职备考相对学生备考，在学习能力、可投入精力和单位同意等方面都存在更多困难。“重新第二次职业选择”的成本正在越来越高。

这就是张雪峰商业成果的根本逻辑。虽然他的个性化咨询产品价格不菲（其实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已经算廉价了），但在直播中他仍然提供了大量具有普适性的有用情报，把自己多年高校教辅工作中积累的认知、通过各界人脉汇集的信息摆在大众面前，信源质量好于网络路边社，信息密度高于冠冕堂皇的官话套话，让小镇做题家家庭得以一窥信息高墙背后的景色，为择校决策起到了很重要的参考作用。

某些精英圈层不仅被砸破了信息壁垒，还被张雪峰顺手扒下了长期维护的社会形象光环。最著名的莫过于他对新闻专业的强烈批判，结合国内新闻界长期的立场先于专业的种种陋行，形成了一场对媒体圈的长久批判。再比如“女生不漂亮不要学金融”的暴论，揭破了金融圈并非靠市场逻辑而是靠资源（包括性资源）运作的事实。

此前很长时间，这些职业圈层长期为自己打造光环，作为攫取超额利益的支撑，也影响了小镇做题家的报考决策。张雪峰挑破他们心照不宣的秘密，让普通家庭更全面评估这些专业职业的成本收益，在某些人看来不仅伤了他们的面子，更直接减少了他们可压榨的寒门牛马来源，对张雪峰的言论跳脚批判、甚至借他的离世坟头蹦迪，并不奇怪。

核心痛点：车门关闭前的最后冲刺与挣扎

笔者从不怀疑张雪峰为什么能火，而是怀疑他怎么这么晚才火。当年笔者高考报志愿时，就听说过家乡小城有类似的有偿志愿咨询，直到十多年后这个赛道才出现张雪峰这样的头部网红。一方面，这是因为媒体技术的进步和张雪峰个人鲜明的语言风格，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当今小镇做题家的焦虑远胜于笔者当年。

笔者侥幸蹭到了时代红利末班车的尾气——虽然没赶上房价起飞，但起码毕业找工作还不算太难。房地产红利时期，小镇做题家可以通过上车买房实现资本增值，相对减弱了学什么专业、从事什么职业的重要性。

房地产熄火后，小镇做题家的阶层上升几乎全靠职业劳动收入，偏偏近两年就业市场结构性失衡越来越严重，土木、金融等传统明星产业风光不再，万能的计算机不复当年供不应求的盛况，文科更是面临“百无一用”的尴尬处境，只有AI、车辆工程等少数专业还有冲进风口的机会。

选专业不慎，别说阶层上升，养家糊口可能都成问题，就业焦虑关口前移到选专业，而且正在加速放大膨胀。张雪峰和他的职业在这个时代爆火，算是吃了“时代红利消失”的红利。

批判张雪峰的人很喜欢的一条理由是，他完全从找赚钱或者稳定工作的角度评判学校、专业和职业，完全是一种庸俗的现实主义，然后便是一系列“灵性”、“贫瘠”、“即时兑现”之类的大话，摇头晃脑吹胡子瞪眼，仿佛旧时代的道学先生。

这些道学先生多数是已经成功上岸的精英圈层人士。他们无法从事实上反驳张雪峰对职业密辛的爆料，找来找去只找到了一个“污言秽语”的由头，恫吓他最好闭嘴。

他们挖走了岸边的土，垒成自己宅院的山，坐在山上对水中奋力泅渡的后来者指指点点，嘲笑他们的泳姿多么狼狈猥琐。

他们大骂按照张雪峰指导、精打细算用好每一分的报考生是“寄生虫”，实则自己才是用理想PUA小镇做题家，妄想永远攫取新鲜韭菜剩余价值的寄生虫。

中国人的遗传物质里除了AGCT、AGCU，还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笔者批判过很多被消费主义制造出来的中产“伪焦虑”，但中国家庭对阶层流动和社会公平的焦虑是绝对正当且必要的。选专业焦虑源自就业焦虑，就业焦虑源自阶层流动焦虑，而阶层流动焦虑就来自嘲骂张雪峰的食利阶级。

姑且不论高考移民、入外籍后回国高考、冷门特长生（包括前几年被异化的自主招生）等直接破坏高考公平性的骚操作，也不论出国留学、4+4、报考中外合作办学等绕开高考竞争的捷径，即使高考仍是最公平的教育资源分配机制，它在实现社会阶层流动中的作用也遭到了严重的削弱。

在高考之前，学区房划片入学促使教育资源的分配和学生能力与努力脱钩，反而和家庭财力紧紧相连。日益缩水的公共教育在校时间助长了地下辅导补习的价格，进一步拉大了高收入家庭和普通家庭学生受教育时间的差距。

在高考之后，社会资源总量实际上一直在增加，但通过竞争可得的岗位、以及参与这些岗位劳动可分配到的资源却在减少，通过血缘、母婴和性分配资源的网络正在成形固化。劳动力市场扭曲、内需不振、技术替代等等因素不断侵蚀就业岗位，学成文武艺、出来做牛马的小镇做题家发现连牛马的槽位也不多了。

在这种情况下，焦虑不需要张雪峰制造，小镇做题家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谈理想、追爱好的权利。找张雪峰们咨询志愿填报的，不过是试图在规则下找到人生出路的普通人，是在机会减少时被迫更卷的奋斗者，是动员微薄资源希望托举子女的普通家庭，他们的挣扎带有悲壮，他们的坚持值得尊敬。

倒是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张雪峰批评者们，一边嘲讽中低收入者“月薪三千却天天关注宏大叙事”，一边大骂“你们怎么就想着高薪收入”，是时候折一折他们高贵的腰了。

解决之策：改革要刀刃向内

张雪峰去世了，代表小镇做题家的一个舆论符号消失了。但他们背后的社会问题一点都没有缓解。中国人还在为阶层流动焦虑，而不是像美式快乐教育下的普通家庭完全躺平，说明中国仍有继续发展的冲劲，毕竟进步的动力从不来源于故步自封的食利阶级。

只有刀刃向内、制度建设系统性地解决机会公平、竞争公平和分配公平问题，“令人讨厌”的张雪峰才会彻底消失，当然批评张雪峰的傲慢者们也会一并消失。

具体的政策路径，我们此前在《军功爵制做题家vs世卿世禄士大夫》、《念经不能念一半，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关键在“破坏”》、《为什么劳动者的工资就是不能正常增长？》等一系列文章中有过列举论述，此处不再赘言。今天借着张雪峰的业务，我们展开讲一个缓解填报志愿焦虑的技术性改革。

教育系统是国内封闭性、反动性（不是带有政治贬义的反动，而是指抵抗社会运动变化的倾向）最强的一个系统，始终按照封建手工业行会的运行逻辑，在社会大潮中我行我素（以后有机会可以展开讲讲），其中又以高等教育体系为甚。

计划经济下，高校招录和毕业分配都要服从国家计划，根本出发点在于让人才工厂都有充足的原料，而不是保障每名考生选择大学的权利。在大学生稀少、大学更稀少的计划经济包分配年代，“成为大学生（国家预备干部）”这件事本身远比成为“哪个学校、哪个专业”的大学生重要得多，因此并不会引发什么矛盾。

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发展，1996年毕业生去向不再由国家统一分配，“包分配”成为了历史名词。取消包分配打破了制度衔接与平衡，既然大学生要自己为毕业后的去向和人生负责，就必须拥有选择学校和专业的自主比选决策权。

但是计划经济招录体制却没有根本改变，经过近20年的改革，“先报志愿再高考”、“先报志愿后出分”、“第一志愿优先录取”等市场经济条件下非常逆天的制度，终于被扫进历史垃圾堆，考生仍然没有选择学校和专业的充分自由。

所谓平行志愿，并不是让考生有多个选择，只是给了考生多个“被选择”的机会，最终只能产生一个录取结果，考生家庭能做的选择只有“接受”或“不接受”。而选择“不接受”的代价太过高昂，高校在招录环节中成为了绝对的垄断供给方。

高校只要按照分数比选规则，按照指标规定数量发出录取通知书，必然能够导向基本招满的结果，有学生就有经费，就有劳动力。可以说，取消包分配让学校不必为学生的人生去路负责，保留计划经济招录体制让学校不必为学生获得的教学服务和校园生活质量负责。学生的人生是自己打拼的，高校的经费来源却是旱涝保收的。

在这种制度下，高校录取只有价格信号，没有销量波动。我们能够看到热门学校、热门专业的录取线起起落落，比如从08年到20年风光无限的财经学校和专业，近两年录取线俯冲直下。但无论分数线怎么跌，高校都能基本招满、拿满国家经费，那自然就没有动力清退上课很水、压榨很猛的低质量教师，给学生宿舍降人数、装空调，改善爹味十足的粗暴管理态度。

笔者对西方大学的“综合性录取评价”持强烈批判态度，但各个高校间独立给出录取结果的程序却值得借鉴引入。比如，我们的考生可以凭高考成绩这一唯一录取依据，向多个学校、多个专业投送申请，各学校根据成绩排名划断后，分别给出录取或不录取的结果，考生可以自行决定接受哪所学校的录取。只有引入这样的高校竞争机制，让一些高校体验招不到学生的尴尬，才能从源头上提高中国高校的办学质量，部分缓解考生家庭的填报焦虑。

高校往往是体制批判者的聚居地，但毫不妨碍他们享受高校体制带来的种种旱涝保收的超额利益。高校招录的垄断地位，只是各种既得利益高墙的一小块砖，唯有打碎了千千万万个这样的垄断机制，才能重新释放社会活力动力，让张雪峰的努力以“被抛弃”的形态得以实现，把追求理想与爱好的权利还给小镇做题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