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清辉：我影响不了深圳法院，但许昌法院是否可能会受于东来影响？

我影响不了深圳的法院，更不可能影响最高人民法院。这一点，我非常清楚，也从未有过任何幻想。正因为如此，我才更希望，任何涉及表达边界的案件，能够在一个更加开放、多元、制度更为成熟的司法环境中得到审视。

宋清辉 多家媒体特约评论员、著名经济学家

我叫宋清辉。

围绕我此前对胖东来的商业评价所引发的争议，已经不再只是一次简单的名誉权纠纷，而逐渐演变为一场关于表达边界、商业评价以及司法环境的复杂讨论。

在此，我必须把一些客观背景说清楚。

第一，胖东来在河南的地位，已经远远超出一家普通企业的范畴。它不仅在舆论场中被反复提及，甚至连续两年被写入河南省政府工作报告。在地方经济语境中，这意味着它已经具备了某种象征意义和标杆属性。

第二，在2025年的一场公开座谈会上，于东来被安排在省委书记与省长之间发言。这种场景本身释放出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这家企业及其负责人，在地方层面的关注度与影响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高的位置。

第三，一起具体案件同样值得关注。一名在企业工作12年的员工，因“未按规定优先接待顾客”被辞退，随后提起诉讼。该案经许昌两级法院审理，均认定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合法。这一结果，从法律角度可以有多种解读，但客观上也会让公众产生一个问题：在高度关注的企业与普通个体之间，司法判断是否会面临更复杂的现实环境？

我没有直接给出结论，但我认为，这样的现实背景，至少值得被讨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发表了一句关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评价，却迅速演变为一场高额索赔的诉讼。这种反应强度，本身就让人不得不重新审视问题的性质。

任何涉及表达边界的案件，都应该在一个更加开放、多元、制度更为成熟的司法环境中得到审视。

我必须明确一点：我影响不了深圳的法院，更不可能影响最高人民法院。这一点，我非常清楚，也从未有过任何幻想。正因为如此，我才更希望，任何涉及表达边界的案件，能够在一个更加开放、多元、制度更为成熟的司法环境中得到审视。

我选择表达，并不是因为我掌握某种权力，而恰恰相反，是因为我没有权力。表达，是普通人参与公共讨论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方式。如果连这种方式都需要付出巨大代价，那么被改变的，就不仅仅是个体命运，而是整个社会的表达结构。

再回到商业本身。于东来超市之所以受到关注，很大程度上源于公众对“真诚”和“良心”的期待。在一个长期被标准化和效率主导的零售环境中，这种情绪具有极强的感染力。但任何情绪，都有周期。好奇心会衰减，热情会回落，最终回归到理性判断。

当情绪退潮之后，企业真正需要面对的，仍然是最基础的问题：产品是否有差异，模式是否可持续，竞争力是否能够长期维持。这些问题，不会因为一时的舆论热度而消失，也不会因为外界评价的减少而不复存在。

也正因为如此，市场需要评论，甚至需要批评。没有批评的环境，从来不意味着更健康，只意味着更单一。任何企业，如果只能在没有质疑的空间中被讨论，那反而说明其抗压能力存在问题。

我所说的那句话，本质上是一个商业判断。它可以被反驳，可以被证明错误，但它不应当被简单地转化为一种需要高额代价去承担的行为。否则，所有的财经评论，都将失去意义。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类事件所可能产生的示范效应。一旦市场形成预期：表达会带来风险，评论可能引发代价：那么理性声音就会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沉默与回避。

一个只剩下赞美的环境，从来不是强大的表现，而是脆弱的开始。

我并不回避争议，也不会收回观点。我会用证据说明我的依据，用逻辑支撑我的判断。同时，我也会持续表达一个最基本的立场：表达可以被反驳，但不应被压缩。

至于这起案件的最终走向，我相信它不仅仅是一次个案裁判，更是一次对表达边界的现实检验。不同的司法环境、不同的制度氛围，最终会给出不同的答案。

《经济学家宋清辉致信最高法：于东来借法压言，正在制造寒蝉效应》

我无法影响任何法院，但我可以选择不沉默。

因为一旦沉默成为默认选项，那么问题就不再是谁赢谁输，而是表达本身开始消失。

那才是最大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