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赢得中美技术战的分析

中美科技“脱钩”是必然的结果，不论谁是美国总统。这里面的原因很简单，第一，中国的技术进步威胁到美国的霸权，这是结构性矛盾。第二，美国自认为它现在还有科技上的绝对优势，可以卡中国的脖子。第三，美国认识到技术进步是中国产业升级的关键，如果阻止了中国的技术进步就阻止了中国的产业升级计划，就阻止了中国的崛起。美国要抓住最后的机会阻止中国崛起和产业升级。所以美国对中国的科技脱钩是必然的选择。世界也必然是两个科技体系竞争的局面。

中美科技脱钩和两个体系竞争的结果是什么？中美科技脱钩对中国的影响有多大？是否能阻止中国的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大问题。这个问题可以归结为中美科技脱钩是否严重影响到中国技术进步的速度？这个速度是决定性的因素，因为任何技术都有生命周期，如果技术进步的速度低于技术淘汰的速度，那么技术进步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因为这样的情况下，新技术研究出来即已经落后；技术投入不能产生经济效益和安全效益，导致恶性循环，即不断地技术投入都不能产生经济和安全效益，技术投入成为无效投入，成为财政负担，进而成为政治包袱，技术进步不能形成产业升级。实际上印度的国防军事技术投入就陷入了这个“陷阱”之中，形成恶性循环。所以必须分析论证当美国决心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中国与美国科技脱钩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程度是不是足以阻止中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最后要分析中美科技脱钩对美国的影响，如果这个脱钩让美国形成恶性循环，科技投入不能形成经济效益和技术优势，那么美国的科技脱钩战略决策将导致美国加速滑落，引导美国走向战略失败。这种情况如果发生，那么会让美国人清醒一点，早一点结束贸易战和科技战。

我选择战斗机作为研究中美科技脱钩的研究样本，因为美国对中国的军事科技一直是严密封锁，特别是1989年之后，可以说中国军事科技的发展就是在美国和西方严密封锁下成长起来的，而中国的通用技术和商业技术再怎么遭到封锁也不可能超过军事技术的程度，所以从军事技术在封锁条件下的发展情况就可以得到在美国对华最严密技术封锁条件下中国技术进步和发展的基本判断。商用技术被封锁以后的影响不会超过军事技术，而且西方对中国军事技术的封锁是全面的，整个西方国家都禁止出口军事技术给中国，而商业技术只有美国封锁中国，而欧洲和日本基本不可能加入美国的阵营，因为他们无法与中国市场脱钩。中国一年销售2800万辆汽车，美国只有1700万辆，远低于中国。在其他消费品市场都是世界最大的市场。欧洲和日本无法放弃这个市场，也就不可能参加美国对中国进行商业技术封锁。

航空工业是典型的高科技产业，是顶级的制造业产业和综合程度最高的产业，它涉及空气动力学和空气动力试验，材料，冶金，化工，电子几乎所有工业门类的综合性制造业，它的发展程度基本上可以代表一个国家的科技和工业实力。

由于军事技术的保密性，飞机技术性能缺乏公开资料，大体上按照同代作战飞机具有相类似的技术水平估计不会有太大差距。各国的同代战斗机在具体技术上可能各有短长，但是同代飞机技术基本上是等同水平的。

同样由于军事技术的保密性，战斗机的具体研制过程不是公开的，也难以比较，所以我选择一个简单而公开的数据作为研究的基础，那就是飞机的首飞到服役的时间。飞机的研制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工程，关键的节点就是服役，是研制工程成功的标志性节点。而作为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工程，试飞的过程是成本最高，也是问题爆发最集中的阶段，整个飞机研制水准的高下在试飞过程中得以集中体现。研制水平高，试飞的过程就比较顺利，不会有重大的延宕。而如果研制水平低下，试飞的过程中就会不断地出现严重的BUG，不断地出现需要补充研发的技术，甚至出现推翻原设计，重新设计的情况，这种情况下，试飞的时间就会严重地拖延，造成研制经费的超支。所以对于飞机研发水平可以通过一架飞机的试飞时间来做判断。而不同国家的军用航空工业的水平差距可以用同一代作战飞机服役的时间差作一个基本判断。而世界上所有的战斗机的试飞情况都是公开的，这个数据基本上是可比较的。

所以我用中国战斗机的首飞和服役时间与美国和西方主要国家的战斗机的首飞服役时间作一个比较来研究中国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技术上和能力上的状况。

F15， 首飞1972年7月，1976年1月服役。

F16，首飞1974年2月首飞，1978年末服役。

法国“阵风”战斗机，1986年7月A型首飞，但是A型只是验证机，空军型是C型，1991年首飞，2004年6月服役。

欧洲“台风”战斗机，代号EF2000，首飞在1994年3月，2003年8月服役。

歼十1001号原型机1994年开始建造，1998年3月23日首飞，1999年12月歼-10开始在西安阎良试飞院进行飞行测试。 2002年6月首架装备俄制发动机的歼-10小批量生产型号首飞。中国官方公布2003年歼-10生产型正式交付。

F22，1990年9月首飞，2001年8月定型，2005年服役。

F35，第一架进行试飞的F-35是空军陆上型F-35A，编号AA-1。试飞时间是2006年12月15日在德州沃斯堡展开。2011年交付部队，但是没有形成作战能力。实际形成作战能力预计在2019年。 2016年8月2日，美国空军高调宣布，最先进的隐形战斗机F-35A已经具备可以进行实战部署的“初始作战能力”。这标志着这个经过14年锤炼的新型战机正式进入美军现役部队。

歼20，首飞2011年1月，服役2016年8月。

我们看中国的战斗机的发展，歼10是中国自主设计发展的第一代战斗机，以前的战斗机都是在前苏联的战斗机或者是在前苏联技术基础上的发展型。歼10是第一种中国自主确定技术路线和战术性能的战斗机，是中国战斗机的开山之作。歼10是一型标准的3代战机，这架飞机在2003年正式交付部队。而同代的美国的F15和F16分别在1976年1月服役和1978年末服役，中国比美国落后了27年。欧洲的两型战斗机“阵风”和“台风”是欧洲发展的3代半战机，分别在2004年6月服役和2003年8月服役。中国的3代战机是典型的一出生就落后，比美国落后27年，比同期的欧洲战机落后半代。

但是歼10有一个地方表现的很好，就是研制周期，从1998年首飞到2003年服役用了5年多的时间。美国的3代机从首飞到服役大约是4年的时间，而欧洲的3代半战机从首飞到服役分别用了8年和9年多的时间。这说明欧洲在战斗机技术研发的工程能力远不如美国，也不如中国。这种能力的差距使得欧洲军用航空技术远远落后美国，同时被中国迅速赶上。

歼10的落后状况给了许多人一个印象就是中国的航空技术落后美国至少20年，这在2000年的时候是正确的。这种落后一方面是技术积累不足，另一方面是国家战略决定的。从1980年代开始的战略忍耐期，中国的军事投资持续走低，严重影响了军事技术的进步速度。但是从2000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惊醒了中国的领导层，这个世界并不太平，并不是充满爱，而是到处潜伏着危机和战争风险。中国还没有完成统一，还远不是太平盛世。从2000年开始中国加强了军事投入，加强军事斗争准备，军事补课，准备高强度局部战争。这种高强度地军事投资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中国产生了一批世界领先的军事科技成果，歼20战斗机就是这批成果之一。歼20在歼10服役之后仅仅7年多之后就首飞，这个发展速度远远超过美国的估计，美国估计中国要等到2020年前后才会首飞4代机，但是中国比美国的估计提前了9年。更令人震惊的是中国在首飞仅仅5年半歼20就列装服役，相比之下，美国的4代机F22用了15年，F35用了10年，而F35是有F22技术垫底，而且性能要求低于F22的低配版的隐身战斗机。中国军事科技进步速度是真正震惊世界的。

歼20的成功带来几个标志性的意义，第一就是把中国与美国在战斗机技术领域的差距从27年缩短到基本同步，F35是美国战斗机的最新作品，它代表着美国最新的战斗机技术水平，特别是在电子技术水平上是美国现有的最高的水平。歼20战斗机与美国F35同时服役，这就说明中国的战斗机技术基本上与美国达到同一水平。在局部技术，主要是涡扇发动机技术上还存在差距。这种进步速度是真正的“大跃进”式的进步，用10余年的时间追赶了27年的差距。第二个就是美国已经几乎不可能对中国形成技术“奇袭”，因为中国的军事技术的进步是全方位的，体系化的，与美国的军事技术方面不存在“代差”，而且中国能够在新技术兵器的发展上做到“后发先至”，这就给中国以极大的战略行动的自由。中国没有必要跟美国展开军备竞赛，中国完全可以看美国的行动再采取行动，这让美国的军事战略处于非常被动的境地。

歼20的成功是中国军事技术进步的标志性事件，它标志着中国的军事技术已经获得体系形，全面地进步。在2000年到2010年的10年里，中国航天技术领域完成了反舰弹道导弹DF-21D，“北斗2号”，“中段反导”和反卫星工程，红旗9号远程防空导弹等武器系统。海军完成的052D型采用相控阵雷达的区域防空型驱逐舰，完成了第一艘航母的建造和服役和新型潜艇的建造和服役。航空完成了直10武装直升机的研制，“空警2000”相控阵雷达预警机。进入2010年以后，中国首飞和服役了歼20隐身战斗机，运20大型运输机，直20直升机。航天开始完成了“北斗3号”组网，预计2020年完成全球卫星导航的组网。高超音速导弹，新一代的洲际导弹和潜射洲际导弹，新一代的“反导”和远程防空系统。海军完成了世界领先水平055大型驱逐舰，新航母的建造和服役，新一代核潜艇，在直流中压综合电力系统技术上取得世界领先的水平。未来在2020年前后，中国还将完成新型隐身战略轰炸机的研发；C919和CR929商用大飞机的研发和投入商业运行；完成新型航空涡扇发动机的研发和新一代变循环发动机的研发。航天新一代运载火箭将投入商业运行。海军新型航母，采用电磁弹射技术将下水，舾装和服役；新一代核潜艇也将建造和服役。这是“井喷”式的科技进步，这是系统性的，体系性的技术进步，是中国科技实力的具体表现。这也就难怪美国的情报机构都低估了中国军事进步的速度，这也解释了美国为什么对中国技术进步产生“恐惧感”。

从中国军事技术的进步看，既然中国军事技术能在西方国家严密封锁的条件下取得这样快速成功，民用技术没有道理做不到对美国技术的追赶和替代。实际上，中国在若干技术领域已经形成对美国的超越，比如5G技术领域。在以前薄弱的半导体技术领域中国也在加速追赶，像在关键的CPU技术开发上，中国有“龙芯”团队，从基础的指令集做起，已经积累了20年的技术，在追赶美国技术，而且这些技术已经转移到航天和军工领域，实现了航天和军用半导体的国产化，像“北斗”系统的电子设备的国产化率超过了95%，关键元器件都已经实现国产。有华为的“麒麟”系统在ARM的体系下发展。还有阿里集团的“平头哥”团队，阿里巴巴旗下半导体公司平头哥正式发布首款芯片玄铁910。据悉，玄铁 910 是目前业界性能最强的RISC-V处理器之一，其算力全球第一，Core mark跑分数据超第二名40%以上。这是一个ARM模式的开发团队。中国在超级计算机技术，在“云”技术，大数据，AI人工智能，电子商务和移动支付这些新兴技术领域与美国基本是并驾齐驱。在过去是短板的操作系统，现在华为也推出了“鸿蒙”系统。在芯片制造上，中芯国际今年推出14纳米制程，进入用户倒入阶段；明年推出7纳米制程，进入世界主流的先进制程技术行列。长江存储和紫光国微分别将推出DRAM随机存储器和NAND闪存芯片，这些技术突破决定了5年之内中国在芯片技术的国产化率将大幅提升。

现在中国民用技术的基础要远远超过2000年时的中国军事技术的基础，没有理由认为美国切断中国的技术供应就可以卡住中国技术进步的脚步，而且像半导体技术的部分关键技术如光刻机并不掌握在美国手里，而是在荷兰。根据现在中国已经获得的技术发展程度，5年到10年之内，中国的技术将会获得重大突破，很大程度上完成对美国技术的替代。

下面我们要解决的是中国应该如何做才能加速技术追赶和对美国技术的替代？在贸易战和技术战的前景下，所有人都说只要我们做好自己的事就不怕美国的贸易战和技术战。但是怎么做才是正确的？才是做好了自己的事？这个还很少有人说清楚。下面我们就再一次“解剖麻雀”，找一个产业和企业来分析在技术战中怎么做才是做好了自己的事情。这个“麻雀”就是移动通信和华为公司，这是一个中国从落后到领先的产业，一个从跟随到领先的企业。

华为的崛起

现在几乎没有人怀疑中国和华为在移动通信领域的技术领先地位了（中国的一部分公知除外） ，就连美国也承认这一点了。要考察中国和华为怎么走到今天领先地位就要从这个历史过程中进行分析。在1990年的时候，中国的电信市场还是“七国八制”时代，7个西方国家的8家电信公司瓜分了中国的电信设备市场。华为还是深圳一家靠代理西方通信设备生存的小公司。这是一个寡头垄断的市场，8家公司虽然来自7个国家，但是在向中国出售程控交换机的时候形成了统一的价格联盟，每一线500美元，不管这些交换机是在国外生产的还是在中国生产的。然后是中国解放军电信工程学院的邬江兴团队开发出了自主的程控交换机04机，这是中国电信技术的基础。在04机的基础上中国本土企业介入通信设备市场，成立了“巨、大、中、华”，巨龙、大唐、中兴和华为四家通信公司。西方垄断性的电信企业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他们滥用技术垄断地位，给这个产业留下了巨大的利润空间，这就给中国企业进入这个技术领域以充分的利益驱动，当中国企业进入之后，这个领域的利润空间让中国企业有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中国企业进入之后迅速把程控交换机的价格打到150美元/线，然后是2000年之后达到30美元/线。这种情况下电信企业当然欢迎国内企业进入这个领域了。国产技术的开发和国内市场给了中国的电信设备企业“第一桶金”。

但是就在中国企业刚刚进入电信技术领域，在固话设备领域有所斩获的时候，世界通信技术已经进入了移动通信时代，在1980年代末期移动通信进入中国，当时主流技术来源于摩托罗拉，是模拟信号的移动通信技术。在1995年前后，欧洲的GSM技术作为第二代通信技术进入中国。GSM是数字移动通信技术，在可靠性，安全性和频谱资源利用效率上远远超过第一代模拟体制的通信技术，迅速成为中国主流的移动通信技术。而这个时候，移动通信技术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还是一片空白。这也导致了中国电信设备企业再次陷入发展瓶颈。这次美国打压华为透露出一个以前不为人知的事情，2003年前后，华为谈判准备整体卖给摩托罗拉，叫价100亿美元。但是在2004年，摩托罗拉公司高层换人，否决了这次收购计划，这才有华为的今天。这件事说明华为当时正处于困境之中，遭遇了发展瓶颈，而华为的崛起也不过是近10几年的事情。

中国移动通信技术的崛起的转机发生在3G时代，也就是华为卖给摩托罗拉失败之后不久。由于2G时代中国采用了欧洲的GSM技术，这就让美国的CDMA技术边缘化了，欧洲技术成为世界移动通信的主流技术。这时候，欧洲企业发展出一些相对主流技术有些用不上的技术就无法获得资金支援，没有发展前景。这个时候被中国以较低的价格买下，这使得中国获得了移动通信的技术基础。同时，美国不甘心欧洲获得3G技术的主导权，主动联系中国制衡欧洲，换取中国在移动通信技术标准制定上支持美国，让美国技术再次回到国际移动通信技术的主流。这样美中合作在3G标准制定上确定了3个标准通行，就是CDMA2000，WCDMA和TD-SCDMA，最后这一个就是中国从欧洲引进技术的中国标准。虽然中国的技术相比其他两个标准起步晚且产业链薄弱，但是这是一个中国电信技术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中国终于获得了移动通信技术的发言权。而且作为国际通用标准之一，中国的TD-SCDMA获得了宝贵的频谱资源，这对于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获得发展空间是绝对重要的。由于欧洲和美国都有自己的技术标准，所以这个TD-CDMA就是中国独有的资源。在国内市场上，中国移动施行产业政策，一方面推迟3G牌照的发放，直到2009年中国才发放3G牌照，给国内电信企业以研发的时间，而且，把国产技术TD-SCDMA牌照发给了国内实力最强的中移动。同时强制各地移动通信公司在建设通信网络的时候必须采购一定比例的国内企业的设备。这就给国内企业一个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华为和中兴也就借此机遇发展起来了。

到了4G时代，国际上有两种体制，一个是FDD-LTE，一个是TD-LTE，虽然国际上采用前者的国家多，但是中国采用了自主研发的TD-LTE技术。我在网上搜了一下，现在中国的4G基站数量是336.9万个，而世界的4G基站总数也不过500万个，美国的4G基站只有20多万个，中国是它的14、5倍，请记住这几个数字，这是决定中美科技战结果的决定性因素。这样到了5G时代中国终于成为世界移动通信技术领先的国家。

通过中国移动通信技术崛起的历史可以看到，国家的产业政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国家战略和国家意志的具体体现，是产业崛起的必要条件。没有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引导，国内企业不可能实现技术上对欧美企业的赶超。利用中国的超级市场地位扶持国内技术发展是国家产业政策最主要的任务，而且是成功的国家政策，这一点现在不应该再有怀疑了。但是中国在移动通信技术领域依靠占据世界60%市场的优势地位获得了技术赶超，为什么同样占据世界市场60%的半导体技术领域中国的进步就慢了许多呢？（2018年估计全球半导体销售额4771亿美元，而中国进口芯片就达到3120亿美元），尽管两个数字统计口径不一致，但是差距不大。这里面的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中国半导体的产业政策不得力，外部因素是这个技术领域是美国技术垄断的领域，缺乏竞争对手，使得中国的市场优势缺乏外部的推动力，不像移动通信技术因为美国为了打击欧洲而与中国合作，给中国提供了战略机遇。内部因素是移动通信是关键基础设施和服务，这个服务提供商基本上是垄断的，就是中移动和联通两家，国家产业政策的抓手明确。而半导体技术领域是分散的企业，没有明显的抓手。但是国内对于产业政策的争论也是影响国家对半导体技术产业政策实施的重要因素。现在美国发动了贸易战和技术战，切断中美之间的产业链和技术联系，对于产业政策的争论已经由对手给出了答案。

在国家战略和产业政策的支持下，企业怎么才能做到乘势而上？也就是企业怎么做才是做好自己的事？同样的国家产业政策下不同的企业发展的情况完全不同。这里以华为的发展作为一个“麻雀”，通过“解剖麻雀”来分析技术创新的规律性的问题。

华为也是近十几年才获得飞跃性的发展，成为世界领先企业的，在2003年他还准备退出这个通信领域呢。那么是什么因素让华为获得了飞跃性的进步的呢？我认为高科技发展除了国家的战略和产业政策之外，企业发展受3个因素的影响，这3个因素决定了企业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充分条件。这3个因素是战略，组织结构和资金。最后一个因素资金不用讨论，高科技没有钱是搞不起来的。中国近20年军事技术飞速发展的背后是军费持续2位数的增长。美国对中国技术进步的恐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用美国1/5的军费投入就完成了如此快速的进步，而中国的GDP是美国的2/3，中国军费占GDP的比例还不到1.5%，还有投入的空间，而美国军费已经达到GDP的3.5%，缺乏增长空间。

华为比国内其他企业做得好的也是这三点，大资金投入，战略和组织结构建设。首先谈研发投入，华为在2018年的研发投入，从2018年欧盟工业研发投资排名榜单上看，目前全球科技公司在2018年投入最多的分别是：三星1060亿、谷歌1055亿、大众1035亿和华为1015亿。根据之前的华为2018年财报，华为在2018年的研发投入占全年营收的14.1%。世界领先的研发投入是华为能够领先世界俄物质基础。相比国内企业，华为的研发投入也是最高的。

从战略方面，对比其他有代表性的科技型企业联想和中兴，华为的战略能力高出不止一点。华卫在2004年与摩托罗拉的交易失败之后，华为人决心自己在移动通信领域深耕。这个时候，华卫的任正非就已经认识到有一天要与美国在顶峰相遇，当时就要准备这一天。这也是为什么华卫不惜重金打造“备胎”的原因。

而同样的科技企业联想，在发展初期确立了“贸、工、技”的发展战略，这个战略导致了联想丧失了战略转型的动力。联想的战略是与美国高科技企业捆绑，做美国企业的代理，这就是贸。其次是代工，最后才是技术，这个战略决定了联想在世界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分布上处于底端，尽管联想的销售额不算低，但是利润率极低。根据联想的公告，截至2019年6月30日，联想集团2019/2020财年首个财季营收高达853亿人民币，连续8个季度实现同比增长，税前利润16.4亿人民币，同比增长超过113%。净利润11亿人民币，同比增长超过111%。销售利润率1.9%，净利润率1.2%，这是近些年最好的业绩了。联想的战略虽然风险小，但是发展的前景也小。而且随着国内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联想因为与美国企业和利益捆绑，成为美国企业的代理人，必然在国内技术替代和产业升级的背景下逐步地边缘化。这是联想发展战略的必然结果。而且联想的被动局面很难改变，它的利润率实在太低了，不能提供转型技术主导型企业所需要的巨额研发投入，这样它无法与华为这样的企业竞争，它的组织结构也是以贸易导向的，与技术导向的企业的组织结构有根本的差异，这些决定了联想已经成为一个“明日黄花”的科技企业了。

同样是通信巨头的中兴，搭上中国移动通信腾飞的风头，成为世界电信设备4巨头之一，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在战略上，中兴没有考虑到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的发展后果，一厢情愿地以为可以通过与美国企业利益捆绑就可以保证自己在美国市场的发展权利。但是没有想到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遏制直接对准中国的高科技企业，把中兴列入“实体名单”，这直接导致中兴“休克”，最后不得不屈服，接受美国的苛刻条款。这是战略判断的失误，没有对最坏的情况作出准备，没有对供应链进行有效管理。美国高科技企业都有供应链管理，不能允许关键元器件只有唯一供应商。

由于华为的战略管理能力，所以能“未雨绸缪”，准备了应对美国制裁的措施，所以当美国制裁的大棒打下来的时候，华为已经做好了准备，不但可以生存下去，而且还获得了持续的增长，而华为的美国供应商的销售严重损失。

华为能够在短短的时间里成为通信领域的领先者，超过国外老牌的通信巨头像爱立信和诺基亚。根据2018年的报告，华为的年销售额1072亿美元，净利润88.4亿美元。这是刨除了研发投入后的净利润。华为为了保证自己战略决策的主动性，拒绝上市，这才保证了他可以把利润的大部分投入到研发中。爱立信销售额是227亿美元，净利润6.78亿美元。诺基亚的销售额254亿美元，净利润14.29亿美元。华为远远超过自己的对手。

华为能取得这样的成就，组织结构是关键因素之一。先前有伟人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了以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而人才作用的有效发挥根本的在于组织结构。网上有一个案例，加拿大的北方电信倒闭之后，其他的电信业巨头纷纷抢食这个倒下的“巨人的尸体”，爱立信和诺基亚分别抢到了北电的市场，技术和设备，华为把北电的人才都收罗到旗下，利用北电的人才在加拿大建立了华为的研发中心。

现在华为在面临美国以国家力量制裁和打压的时刻，任正非在进行华为的组织结构改造。他在对话栏目中认为，华为存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整个管理层级太多等问题。而华为也正在改革，他希望华为在组织架构上走向精干，简化管理层级，减少无效劳动。

从系统的观点看企业管理，大企业是创新的天然敌人。因为企业变大了，自然组织结构复杂，组织层级变多，企业组织结构官僚化，组织效率自然下降。这是大企业普遍现象，被称为“大企业病”。华为现在已经是年销售额上千亿美元的大企业了，企业规模变大，自然企业的组织结构也同时膨胀，有染上“大企业病”的危险。任正非看起来是认识到这个危险，所以他不断地调整华为的组织结构，消除冗余组织和人，精简组织结构。最近华为又在调整中高层管理人员，撤销功能重叠的机构，消除重复劳动和冗余岗位。对于所有企业来说，中高层管理人员是企业官僚化的主体，也是最难处理的人群。任正非采取以岗定人，撤岗撤人的办法，让中高层管理人员不能形成官僚化集团是抓住了组织结构高效改造的关键。这恐怕也是华为能在竞争中击败爱立信和诺基亚的主要原因。西方企业因为文化的原因很难对企业组织结构进行像华为这样的改造。爱立信和诺基亚也未必认识不到人才的价值，但是对北电的人才如何进入自己的组织结构中缺乏信心大概才是他们在人才竞争中输给华为的关键。

由于华为在战略，组织结构和投入方面都做得比其他企业好，自然就发展的快，竞争力更强。这也是美国打不倒华为的关键之处。

现在说中国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怎么做才是做好？华为给出了一个榜样。中国现在要赢得贸易战，技术战，要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目前要做好的是科学化管理。做好这一件事就是奠定了胜利的基础。所谓的科学管理是用科学的思想和方法管理政治，经济和军事。科学管理涉及几个要素，激励机制，数字化管理，组织结构优化，标准程序管理和注重细节。

第一是激励机制，以正向激励为主，负面惩罚为辅。华为的激励机制是国内企业做得最好的之一，他给与关键技术人员的报酬非常高，比如给俄罗斯获得国际信息奥林匹克竞赛冠军的队员以1500万卢布的年薪。给国内AI专业新毕业的有秀博士生80万到200万年薪。相比之下，我们国企对于优秀人才的激励差的太远了。科技竞争决定性的因素是人才，这个没有任何争议；而人才中最关键的是领军人才，这种人才能够决定一个产业和一个项目的成败，甚至影响到国家安全，这种人才是极为稀缺的人才。但是在我们国家对于体制内这样关键人才的激励机制是完全不到位的。举一例说明，前一段时间还有人对院士享受副部级医疗待遇而争论，这个有什么可以争论的？要说的是我们国家院士的待遇是太低而不是太高了。因为我们国家还是一个以行政标准主导的体制，一切待遇都与行政职务挂钩，这种情况下，高级科技人才的行政级别太低了。院士和技术领域里的领军人才就应该是副部甚至正部级别。这一点军队就比地方做得好，部队的高级技术人才可以评定到副军或者正军的待遇，在住房，医疗，办公，出行诸方面都是一样待遇。而地方上科技人员如果没有行政职务最高就到司局级待遇，这个差距太大了。解决科技人员的激励机制，无非就是市场化的激励机制或者行政机制。市场化激励是给予足够高的收入，像一个领域的领军人才给予数百万年薪肯定是不高的。对于领军型人才的投入肯定是能获得百倍回报的。行政化的激励机制就是给与体制内的高级科技人才相应的行政待遇，住房，医疗，办公，出行待遇提高到与他们对国家贡献相一致的地位，让科学家称为受人尊重，令人羡慕的职业。我们现在对于体制内的高技术人才的激励机制不足是体制内官僚化管理思想，这个问题不解决会影响到后面科技发展的后劲。

数字化管理道理很简单，企业的经营效率要用数字说话，比如成本，投入，质量，效益这些东西都要有数字表达。政府管理的绩效也同样用数字表达。

程序管理，这是一个简化管理的办法，大量的常规的重复性的工作和决定通过程序进行管理，不需要层层请示，程序的标准化和透明化可以极大地减少纠纷扯皮，减少无效劳动，减轻领导的管理负担。

组织结构优化，前面已经谈到华为的组织结构优化。中国的军工技术之所以能在短短的时间里取得巨大的进步，这与中国军工组织结构的先进性是分不开的。钱学森先生不仅仅是一个火箭科学家，他还是一个系统工程的大师，他参与决策建设了中国火箭，实际上也是整个中国军工研发的组织结构。这就是以总体设计部为核心的研发组织结构。下面录一段钱先生文集里说的总体设计部的结构。

从前，决策好像是领导、高级领导的领导艺术。

决策的艺术靠经验，丰富的经验，从经验所产生的智慧来做出正确的决策。

现在同志们也在讨论，说这样还不够。

因为现在的事情太复杂了，领导人个人的经验、学识、智慧很难招架这么复杂的问题。

所以，现在国外在领导决策以前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有一个他的参谋集体、咨询的集体。

这个咨询的集体、参谋的集体，不是一个人，是集中了不同方面的科学技术专家，有社会科学方面的，也有自然科学方面的，还有工程技术方面的人。

而且这个集体也不是哪一位领导召集他们座谈一下，座谈一个下午或者两个下午，或者组织他们参观一下。

不，这样子是不够的。

我听说过有人参加这样的会议后回来叫苦，这是老实的科学技术人员吧、工程师吧。

他说把我弄去了，当场发给我一大堆文件让我看，我即席就得发言。

他说，我哪有这个本事呢！我那个材料还没消化哪！我回去还得计算、考虑才能发言。

他说，让我发言，我只好说了，说了当天下午领导就要拍板。

唉呀！他说，这样子我到底尽没尽责任，没尽责任哪！

这说明什么？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咨询集体不能是临时的，而是要组织起来，要做大量的工作，计算，反复地计算，很多复杂的计算，是要上电子计算机搞的。

我们这些搞国防尖端技术的有这个体会。

我们是有一个科学的决策机构的，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总体设计部。

总体设计部里有总工程师、有副总工程师。但不是几个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就能够全部把工作做完的。

这个总体设计部里面有各样专业的科技人员，还有绘图员、描图员，这个集体是几百人的一个集体，是他们加上总设计师、副总设计师，形成一个领导的咨询机构。

你搞哪一个战略武器，那么他们联系各方面的专业工作者经过反复的讨论和仔细的考虑以后，经过计算提出方案。

方案就是这样产生的。不是哪个部的部长只召集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开个会，让他们发表意见，当场就拍板。

那是不行的。

我想将来决策的咨询集体是要有一个常设的、有组织的这么一个集体。

这个集体包括各方面的专家，还有很多工作人员，是他们运用决策的科学方法提出方案。

领导是要听取他们的意见。

而这些工程技术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加上总体设计部或者叫咨询的集体所做出来的方案里头，肯定还有不那么明确的、一下子决定不了的因素，因此方案可能是有一、二、三，几个方案。

哪个方案是怎么考虑的，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或者哪一些看不准的地方。

这个时候就得靠领导来最后裁决用哪个方案，或者方案怎么变动一下。

这里必须说，领导的最后裁决，这里有科学，也有艺术。

艺术就是那些科学说不清楚的，靠经验、靠智慧。

用我们的话来讲，最重要的还是靠马克思主义哲学，靠修养。这是领导最后决策中必要的因素。

所以决策并不排除领导艺术的作用。但是，很重要的就是决策问题要有一个常设的、严密的、组织起来的、运用决策科学的咨询集体。

这个当然不完全是理论问题，是实干的，所以也是一个技术问题。

比如我们的国防尖端技术里战略武器的总体设计部，我们叫总体设计部，不叫总体研究部，因为是实干。

所以，社会科学变成一部分的工作要去直接改造客观世界，即社会技术。就是社会科学将来也可能有一部分要变成社会技术的工程技术。

节选自钱学森1981 年6 月1 日在第二期科技管理研究班上的讲话。全文刊载于《第二期科技管理研究班资料》（二十二）。

 钱学森搞得这一套总体设计部和总师体系与军队的参谋系统很相似，总体设计部就是参谋部。这个体系的关键人才是总设计师，他是总体设计部的灵魂和核心。这个体系是小核心大系统，总体设计部规模很小，关键的设计师就是几十个人，因此避免了大组织结构通常的官僚化低效率的弊病。大系统中的分系统制造商和研发机构是竞争性的关系，因此是可替代的，比如激光陀螺就是好几家机构竞争。再比如“北斗”导航卫星上使用的原子钟，就有3家国内机构竞争。这样各个分系统即便出现问题也不会影响的整个项目的运行。这个体系是目前看最科学的体系，运用效果也是很好的。这个体系中总设计师是关键，总师的选拔就是成败的关键，这方面国内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有。

最后注重细节是决定做事水平的重要因素。这个不多说了。

中国只要在科学管理上下功夫，赢得这次贸易战和技术战，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下面分析一下如果美国真的与中国产业链和技术脱钩会对中国和美国有什么影响。我的结论是对中国影响有限，主要是心理的影响。对美国的影响可能是颠覆性的。这是由市场经济规律决定的。

第一个案例就是移动通信。在4G技术上，全世界500多万个基站，中国一家就近340万个，美国才有20多万个，中国市场可以独立支撑一个4G的通信设备产业，而美国不行，它的20万个基站不能支持一个完整的移动通信设备产业，整个技术研发的投入不可能通过20万个基站收回，那样的基站价格太高，根本没有竞争力。通过这个案例看到，一个技术的市场规模与人口规模的关系往往不是线形的，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而移动通信基站的数量大概是4倍的平方，16倍，实际上大约是14、5倍。这一点恐怕是所有经济学家和分析这场贸易战和技术战的人都没有注意到的。

有趣的是在军事上有一个罗彻斯特方程，这个方程对于军事实力的数量对比就是指数关系。它是说军队实力与数量的关系是指数关系，就是一支军队的数量是对手的2倍，则它的实力是对手的4倍，这是一个指数关系，而不是线形关系。在经济上也应该有相应的指数关系，市场规模，人口数量与基础设施的效率，与高科技产业的竞争力也应该是指数关系。

美国早先费尽心力搞一个经济全球化在逻辑上是成立的，同样是这个4G设备市场，如果美国要封闭美国市场，那么它只有20的市场，这个市场是无法维持美国技术更新的。但是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全球500多万个基站都使用美国的芯片，由于美国在半导体技术上的垄断优势，在基站的价值链上美国应该还处于上游的位置，获得的利润应该远远超过它的市场份额。这是美国高科技产业必须全球化的内在逻辑。如果美国切断中美之间的产业链和技术链，只要中国完成对美国芯片的替代，那么美国这行业的公司只有死路一条。他们不可能凭借美国市场构建完整的产业链，而中国公司可以凭借国内市场构建一个完整的产业链，而且由于国内市场巨大，中国还可以在芯片生产上对美国企业形成市场优势，通过技术迭代升级实现对美国技术的碾压。因为半导体技术的特点就是研发投入巨大，相对生产的边际成本低。这样半导体企业必须通过全球市场分散成本才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市场的规模越大，分散到每一个芯片上的研发投入就越小，产品就越有竞争力。一旦美国与中国实现产业链脱钩，技术脱钩，那么美国必然失去中国市场，而且还要在全世界面临中国的竞争。而中国市场的价值和影响力是美国川普当局想不到的，他们的思维还是线形的。

其次中国是制造业中心。这个世界上有几个制造业中心，中国，北美，欧洲和日本。这4个中心了，中国是一级中心，而其他3个只能是次级中心。这是由中国人口、市场和劳动力规模决定的。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制造业结构，俗话说的“从火柴到火箭都能造”。我们比较一下制造业人口，中国的制造业从业人数1.4亿，美国制造业从业人数，655万左右，中国是美国的20多倍。所以中国可以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门类而美国做不到，它的工业人口不能满足。所以美国必须把一部分制造转移出去，比如波音787的机翼就是日本制造的。这是一个很大的技术含量非常高的部件。由于美国工业人口的原因，美国要想维持高端的制造业，就必须把相当一部分制造业转移出去，而自己通过技术垄断控制产业链和价值链，把价值最大的部分留在美国。而中国是这样产业链和价值链中最重要的部分。由于中国的工业人口的规模，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所以中国制造的效率是最高的，那里也比不上。这样美国的高端制造业企业借助中国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的高效率才能实现高利润与低销售价格的统一。比如苹果手机，如果没有中国制造，那么按照苹果自己的估计它的售价将提高37%。高售价自然影响到商品的销售，影响到企业的利润和市场，影响到企业的竞争力。美国如果决心切断中美之间的供应链和技术链，那么后果可想而知，美国企业的技术回因为失去中国市场和面临中国替代技术的竞争而走向衰落，美国在电信领域的衰落就是前车。而且美国制造失去了中国产业链的支持，必然是成本高企丧失国际竞争力。

在市场经济中，技术优势是不可靠的，技术是可以替代的，而市场是不可以替代的，这是一个经济常识。美国INTEL的芯片在技术性能开始的时候不如摩托罗拉的芯片，也不如IBM，但是由于INTEL与微软结成联盟，采取开放的技术路线，它的市场规模就大，造成它的性价比最好，结果市场演进的结果就是INTEL和微软成为台式机的主流，其他的机器就边缘化了。这样的事情在美国切断中美之间的产业链和技术链之后也必然在美国企业身上重演，不过这次被边缘化的一定是美国企业，这是市场的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