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开局之际，对中国经济为何要抱有乐观预期？

编者按：站在旧岁与新年的时间节点，我们对新的一年有着怎样的憧憬？站在“十四五”收官、“十五五”开局的历史节点，我们对中国经济又怀抱着怎样的预期？与此相关，众多个体的预期集合又将切切实实影响每个人具体的生活和未来。由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郑超愚教授领衔的学术团队，推出的中国经济展望年度研究报告《中国经济发展的“十五五”规划前瞻研究》，旨在以“乐观预期+积极政策”的理性论证拨开短期的经济波动与情绪迷雾，并在不确定性中探寻中国经济的未来。

2025年最后一个周五，郑超愚老师于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楼办公室内接受了本刊“读书”栏目专访。

《中国经济发展的“十五五”规划前瞻研究》

郑超愚 等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5年10月

郑超愚，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奖获得者，美国福布莱特访问研究学者，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和北京市新世纪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培养计划。

保持乐观，至关重要

记者：郑老师好，市面上关于中国经济、“十五五”的研究成果很多，而您这本书主要着眼“前瞻研究”，我们知道“前瞻研究”往往难度很大，因为涉及对未来经济趋势、政策影响、国内外市场变化等诸多因素的研判，面临很多变量和不确定性。您在研究与写作中，是基于什么框架来考量和处理这些变量和不确定性因素，并做到对未来的研判的？

郑超愚：我们在“十四五”收官、“十五五”开局这个时间节点推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十五五”规划前瞻研究》，作为我们中国经济展望年度研究报告的开篇，旨在就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开展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趋势和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的前瞻性和学理性应用研究。

在研究过程中，经济学家容易转向历史学家。打个比方，历史学家是“解剖尸体”的，而经济学家应该是一名“医生”。北宋范仲淹有言：“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于经济学家而言，则是“不是良医，你就不是宏观经济学家”。现在的实证研究，普遍是“尸体解剖”，对已经发生的事情讲得头头是道，但我们需要的是更加积极、能动的东西，即面向当下以及未来的具体出路，而非仅仅是对现状的论证。就中国经济体系来说，无论短期均衡状态，还是长期发展趋势，都是与经济增长预期和需求管理政策相互依存的。在对中国经济的前瞻研究中，我提出了“乐观经济增长预期+经济加速发展战略+积极需求管理政策”的中国宏观经济治理框架，即在未来发展中，需要在这个框架支撑下，协调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推进中国经济的加速赶超进程，实现经济的再次起飞。

我提出这个框架，主要基于各国在次贷危机发生后的反危机宏观经济政策实践与经验总结。次贷危机后，各种反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分歧主要体现在对经济危机性质的判断上。对危机性质的不同判断分别导向“悲观预期—消极需求管理政策”与“乐观预期—积极需求管理政策”两种不同的反危机政策路线：悲观预期导向高增长结束后的“软着陆”政策，属于消极需求管理类型；乐观预期则导向逆周期和反周期需求管理，实现需求扩张效应，属于积极需求管理类型。这两条路径都具有政策的自我循环性，不同的预期导向不同的政策选择。

次贷危机后，基于对危机性质的判断，美国等发达国家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积极的反危机需求管理。这种积极需求管理思想同样渗透到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决策机制，对处于危险中的金融企业和冻结中的金融市场开展大规模紧急救助，其反危机政策呈现“救济（relief）→复苏（recovery）→再平衡（rebalance）”的3R战略次序。“乐观预期—积极需求管理政策”使美国经济得以复苏并最终走出了危机。

记者：您主张“乐观经济增长预期”，但是我们面对的却是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以及经济增速放缓的现实，那么对未来的这种乐观预期是否有导向“盲目乐观”的风险呢？

郑超愚：可能有人会说这是盲目乐观，其实并非如此，“乐观经济增长预期”的前提是要客观认识并承认当前经济形势。在这个前提下，如果我们认为未来中国经济会有一个好的发展前景，那么我们对现实的经济表现就会不满足；但如果我们预期未来中国经济前景会很差，那么可能就会安于现状。简单来说，就是对未来越乐观，对现实就会越不满足，这种预期传导到政策端，政策就会越积极；反之，对未来越悲观，就越容易接受现实，那么在这种预期下政策就容易走向消极。这就好比老师教学生，一旦老师认为这个学生天性愚钝，那他考60分，老师就觉得满足了；而看到一个他认为天资聪颖的学生考了80分，老师还是会觉得不满意，会想方设法让他加强学习进而取得更高的成绩。

以美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为例。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也一度陷入对经济增长的悲观预期。美国经济学家罗格夫在其著作《这次不一样：八百年金融危机史》中认为经济危机往往很难复苏，如果经济危机转变为金融危机，复苏就会更难；如果金融危机来源于房地产，那么就会难上加难，而美国的次贷危机在他看来正是房地产造成的金融危机。

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在其著作《美国增长的起落》中对美国经济的预期也是偏悲观的，他认为以前经济发展得好都归因于技术进步，现在技术进步已经走到头了，即使有技术也是减量技术（以前是增量技术），因此美国经济无法恢复。但美国在次贷危机后，技术进步其实是明显加速的。你看这二十年来的技术进步，包括人工智能等等，都是当时不能想象的。

但无论是“技术周期”，还是“来自于房地产的危机难以应对”等说法，都已被美国后来的经济发展事实证伪，所以我们应该树立乐观的经济增长预期，重振每个人的经济信心，稳市场、稳经济。

乐观不是说中国经济现在挺好的，而是对未来经济增长有一个高远的目标，这样才能看到现实与目标的差距，才能给出积极的政策、进行预期管理、实施战略引领。现代经济和传统经济最大的区别在于，接受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sustained growth）。在经济发展中，通过设立高远的经济增长目标，导向积极有为的经济政策，有助于尽快逆转当前经济增速放缓的态势，最终实现中国经济的再次起飞，实现从国民收入总量到人均国民收入，再到人均资本存量的经济赶超。

记者：您认为相比“十四五”，“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背景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潜在风险是什么？最大的优势潜能又在哪里？

郑超愚：“十四五”时期，尽管我们面临国际地缘政治风险，但主要的挑战还是来自疫情等偶然事件；“十五五”时期，我们主要面临国际上的地缘政治风险。制度竞争是无法回避的，贸易战的背后是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制度的竞争，是关于人类命运未来方向的东、西方模式之争。在这种竞争中，经济是一项重要的决定因素。

按照收入倍增计划或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十五五”时期我们面临的最大风险仍是经济增速下滑的问题。“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估算一下大概相当于人均2.5万美元。在国际竞争愈演愈烈的当下，这其实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尽管存在困难和挑战，但“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也有其优势，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大国优势，二是制度优势。这其中的关键是优势应该如何发挥出来，那就需要一个相对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乐观的目标来引领，就是“乐观预期+积极政策”，最终落在经济赶超上。所以，如果说“十四五”时期重在夯实基础，那么“十五五”时期则应在继续夯实基础的同时，开始全面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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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速背后的变与疑

记者：您提到“十五五”时期我们面临的最大风险仍是经济增速下滑的问题，但近期我们关注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预计2025年中国经济增速将达5％，较2025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WEO）上调0.2个百分点。同时，世界银行于2025年12月11日发布最新一期中国经济简报，相较上期简报，对2025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期上调0.4个百分点。您如何看待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的这种变化？

郑超愚：“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超过5%而继续领先世界主要经济体，为“十五五”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但是也要看到，按照当时的收入倍增计划，中国在“十四五”时期、“十五五”时期、“十六五”时期经济增速应实现“6—5—4”，可是如我们刚才提到的数据，“十四五”时期经济增速并没有达到6%。

WEO上调了对2025年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期，实际上对到2035年中国长期的经济增速还是给出了3.4%的预期。这一预期调整只是表明：至少短期来看，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进出口形势较2025年4月均有所好转，那时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预期普遍悲观。

我们的研究认为，“十五五”规划应有效衔接“十四五”规划和“十六五”规划，在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上应及时修正“6—5—4”方案，参考“5.25—4.75—4.25”方案，将2035年远景前三个“五年规划”时期的经济增速递减幅度控制在0.5个百分点以内，以顺利实现收入倍增计划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长远战略目标。

记者：经济学家与政策制定者总是从宏观层面用量化的数值来预测未来经济增长，而具体到微观层面，个体感受与宏观数据之间往往存在“温差”——从宏观层面来看，经济每年都在增长；而从个体感受来看，近年来就业、收入压力似乎与日俱增。如何理解个体感受与宏观数据之间的“温差”？

郑超愚：你说的“温差”，英文称为“Wind chill”（风寒指数）。除了你提到的现象，“Wind chill”通常还包括另一种感受，就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我们可能感觉买不起的东西反而更多了，个体感受与宏观经济发展也形成反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协同推进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从准工业国向发达工业国进步的“三重主题”转型，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赶超奇迹。1978～2023年，中国实际GDP年均增长约9%。以现价美元计，1978年中国名义GDP总量为美国的10%，而2023年中国名义GDP接近美国的2/3。但是尽管如此，为什么仍会出现“Wind chill”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是在存量财富的层面，微观个体的体感温差主要来自存量财富的贬值。从内部来看，近年来作为重要存量财富的房产价格下跌，导致个体财富贬值。从外部来看，个体财富贬值和人民币汇率变化有关。2020年以后，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仍然超过美国近2个百分点，但美国高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名义汇率贬值，抵消了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贡献而导致中国经济赶超放缓。

二是从技术层面来看，我国对经济周期的测度，其实一直未能走出古典型周期的概念。但实际上，GDP缺口（现实产出与潜在产出的差值与潜在产出的比率）也是揭示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一项重要指标，而非仅仅依据经济增速指标。当前我们对经济周期的测度仍缺乏增长性周期的概念，总是依据经济增速指标来测度、判断完成经济复苏的时点，但是经济复苏与否、何时完成主要应看GDP缺口指标，这实质上是一个补缺口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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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顺差背后的喜与忧

记者：据海关总署数据，2025年前11个月，中国对外贸易顺差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在国际形势和外部环境如此复杂多变的当下，中国的对外贸易为何仍能取得如此巨额的顺差？

郑超愚：中国取得如此大的贸易顺差，有几个原因。

对内，疫情后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战略重点，适时适度转向扩大内需和促进增长，实施了更加积极有为的需求管理政策，努力发掘有潜力的消费和增加有效益的投资。对外，中国出台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政策来支持外贸，出口企业的灵活性和产业韧性也充分显现，比如通过绕道贸易、提前抢出口等具体举措，经受住了复杂外部形势的考验。

地缘政治因素促使国际贸易走向区域化、碎片化。而特朗普挑起关税战后，中国通过在区域内重建比较优势，扩展贸易增长渠道，缓解了出口市场压力，我们看到，2025年呈现了不错的出口形势。显而易见，当下的贸易形势虽然比特朗普上台前要差，但要明显好于3、4月份特朗普刚上台的时候。

除此之外，人民币汇率贬值也有利于中国的出口贸易。这些都是中国在复杂的外部形势下，对外贸易顺差得以突破1万亿美元的原因。

记者：中国的巨额顺差也引发了一些国家的误解和担忧，如近期，欧盟方面持续表达对中欧“贸易不平衡”的关切，甚至有声音认为中国的增长模式将带来欧洲国家的萎缩，对此您怎么看？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一巨额顺差？这一巨额顺差是否潜藏对外贸易可持续性的隐忧？

郑超愚：次贷危机以前，通常认为一个国家的出口占GDP总量的比重不能超过4%。单就1万亿美元这个数字来看，中国目前的GDP总量约为20万亿美元，那么出口占GDP的比重为5%左右。但是如果抵消服务贸易逆差，那么这个数字应该在4%以内，并没有我们表面看到的那么高。

关于国际社会对中国贸易顺差的反应，我想谈以下几个问题：从美国方面看，为什么近年来中美贸易冲突凸显？主要原因是全球贸易逆差过度集中在美国。贸易逆差并非新鲜事物，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全球也存在巨额贸易逆差，不同的是，当时的贸易逆差分散在多个不同国家，当前的贸易逆差则过度集中在美国，让其难以承受。

从欧盟方面看，欧盟对中欧贸易可持续性的担忧主要表现在中欧产业的同构性。中美产业之间更多呈现互补性，但是中欧产业之间则越来越呈现同构性特点。中国已经超越欧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二者的比较优势越来越接近，这是短期内无法解决的。

无论从经济实力还是竞争力等多方面来看，欧盟和美国之间皆存在差距，但近年来欧元相对美元大幅升值，这其中更多的是政策因素使然。特朗普政策的不确定性使很多人逃离美国，欧洲中央银行行长拉加德也认为这是“欧元时刻”。考虑到这点，欧元汇率回调可能是解决中欧贸易可持续性的最直接的办法，因为产业结构调整、比较优势重塑等均不是短期内可解决的问题。当地缘政治因素（特朗普因素）消失后，经济基本面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欧元汇率的回调。

记者：近年来，在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地缘政治等非经济因素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日益凸显。在逆全球化经济周期的不确定性中，未来五年我们应如何应对，才能保持我国外贸的韧性？

郑超愚：地缘政治等非经济因素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机制影响国际贸易，推动全球经贸格局的长期深度调整。中国应从国家政策的顶层设计、企业经营的灵活性以及国际合作的全面深化三个层面来应对地缘政治等非经济因素带来的挑战。

我将其概括为“DEI”。D即多元化（diversity）：在国家政策层面，进一步优化宏观战略，促进贸易伙伴多元化，完善贸易政策工具箱，持续优化市场结构，打造多元化贸易格局。E即效率（efficiency）：增强产业韧性和企业经营灵活性，摒弃不计成本补贴的粗放增长模式，要通过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推动增长动能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I即包容（inclusion）：在全面深化国际合作方面，坚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深化多边和区域合作机制，推动全球贸易框架“去政治化”；加强与新兴市场国家、全球南方国家的经贸合作，构建互信经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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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发展的危与机

记者：听到过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是如果赶上整个经济、行业的上行期，就像乘上了上行的电梯，大的形势会带你往上走；如果赶上整个经济、行业的下行期，即使个人拼命往上走，也会受累于大的经济环境与行业形势。就像社交媒体上的一句揶揄，“拼命努力了好久，结果行业不行了”。您认为未来五年的就业机会、投资机会在哪里？

郑超愚：人都是社会的人，具有社会属性。大环境好一点，个体的发展可能就相对好一点；但大环境好也不是人人都能发展得好，大环境差也不是人人都发展得差。这其中还是要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反过来，如果每个人都积极努力，也有更大的可能逆转不好的大环境，改变你说的“电梯”的运行方向。

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整体上中国还是一个赶超型国家，我们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既能看到前人，也能看到后人，产业发展的过程还是有规律可循的，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这些一般性的趋势不会变，比如从轻纺到重工业，再到高加工化；比如产业的自动化水平越来越高，服务业占比越来越高；比如中国的二元经济格局还没有结束，中国的城镇化还没到头；比如中国的对外开放仍在不断扩大。至于个人未来的职业选择，要避免陷入僵化思维，比如前段时间引发社会热议的“文科无用论”的认知误区。

记者：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您觉得有哪些思维定势或思潮/倾向是我们需要加以警惕的？

郑超愚：在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中，应警惕经济增长中的后现代主义思想以及教条主义悲观预期和消极政策等的各种负面影响。

现在经济学界存在的问题是，对宏观经济多重均衡的概念认知不足。“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是一种均衡状态，“低储蓄—低投资—低增长”也是一种均衡状态，如果不能认识到多重均衡状态，否认高水平循环、低水平循环是两种可切换的状态，那么就不存在政策选择，自然也就抹杀了宏观经济学的自由意志。那么就会陷入对已发生的事情的论证，陷入“决定论”的误区。从决定论（determinism）到宿命论（destinism）再到失败论（defeatism）的“3D”路线是后现代主义在经济危机认识上的极致体现，这种思维会在经济萧条的时候，使人们丧失信心，进而丧失反危机的政策能力。

在未来的经济政策制定与经济学研究中，经济增长问题上的马尔萨斯主义、通货膨胀问题上的货币主义以及经济结构问题上的准菲利普斯曲线，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警惕的，我称其为“三大思维陷阱”，如果陷入这些“思维陷阱”，将容易走向经济增长的悲观预期与消极的需求管理政策。

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强调中国国情特殊性的同时，要睁开眼看世界，要在政策选择中借鉴其他国家的“危机—反危机”经验。宏观经济学是一门“知难”甚于“行难”的学科，难就难在对经济形势的判断。西方国家经历过经济危机，而且也曾经实行过反危机政策，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这都是人类的宝贵经验，我们应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加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