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揭秘｜AI参战后, 特朗普战争生意的背后推手，终于现身

刘露馨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导读】3月初，美以伊战火持续，尽管多名议员强烈谴责特朗普政府未经国会批准、单方面发起军事行动，国会限制总统战争权的议案仍被参众两院接连否决，权力制衡的美好设想名存实亡。

本文作者指出，随着历史演进，美国的分权体制已在现实中成为孵化军事利益集团的温床。二战以来，美国国民经济逐渐与军事工业绑定。为缓解大萧条带来的大规模失业潮、应对国防战略需求，军工厂在美国遍地开花，迅速成为地方经济命脉。20世纪下半叶，冷战与多次海外冲突，进一步巩固了这一军事复合体的地位：维护选区利益的国会议员不再反对战争，军工巨头为获取订单持续渲染外部威胁，大幅增加了总统在战争问题上的实际权力。通过废除兵役、延后财政成本、更新军事技术，美国系统性地弱化了公众对战争代价的感知，进一步为美国的“永久战争经济”提供了社会基础。

2022年爆发的俄乌冲突，和特朗普第二任期频繁的对外动武，为这一根基深厚的军工复合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复苏机会。随着Open AI，Anthropic等头部人工智能企业相继与五角大楼签订合作协议，传统的军工复合体实现了与金融、科技巨头的深度融合，对美国政治经济的结构性影响持续扩张。

然而，与上世纪中叶的情况不同，随着国内社会分化加剧、对外战争代价上升，不断压缩民生项目、加大军事投资，极有可能激化矛盾，继续推动民粹主义的崛起。这套依赖永不休止的战争机器驱动的国防经济，未必能再次拯救美国当下的资本主义危机。

本文为作者投稿，为文化纵横新媒体原创稿件，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文化纵横新媒体·国际观察 

2026年第16期  总第296期

军工复合体与美国的永久战争经济

1961年1月17日，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卸任的告别演说中发表了其总统生涯中最具深远影响的言论。他向美国民众提出警告：“在政府的各部门里，我们必须警惕‘军工复合体’获得不正当的影响力，无论其是否有意寻求……我们绝不能让这一复合体的力量危及我们的自由或民主进程。唯有保持警惕和见多识广的公民，才能迫使庞大的工业和军事防务机构与我们和平的手段与目标相配合，从而使安全与自由并驾齐驱、共同繁荣。”

艾森豪威尔提出的“军工复合体”这一概念沿用至今，其中的警示意味被世代重提。它获得的广泛回响，恰恰来自当时美国政治体制中初露端倪的恐怖一幕：建国者最初的制度设想，已随着现实政治的发展，演变为了他们所恐惧的样子。军工复合体的出现，意味着国父们为防止军事权力的集中和滥用而设计的制度——将宣战权、征兵权和军事拨款权赋予国会——已演变成孵化军事权力集团的温床。然而，艾森豪威尔的忧思，未能引起足够重视；他与美国国父们的担忧，在后续历史中逐步变为了现实。经历了冷战时的长期发展，军工复合体逐渐形成了稳定的结构，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军事预算仍然高居不下。2022年2月爆发的乌克兰危机，又给军工复合体带来了一次千载难逢的复苏机会。截至2025年年底，美国国会共批准了接近1800亿美元的涉乌资金，其中超过千亿美元用于投资美国国内，流向数十个州的军工生产企业和关键供应商。

军工复合体这一利益集团在美国包括哪些主体？它为何能存续至今？理解这一问题，远不止于认识一个产业集团，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剖美国政治、经济、社会运作的关键视角，对研判国际局势、思考自身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乌克兰危机与美国激增的国防投资

乌克兰战争爆发前，美国战略界已认识到，要将国家安全的首要关切从反恐战争转向应对大国竞争，美国的国防战略也需要随之调整。特朗普政府2017年12月通过的《国家安全战略》特别强调，需要建立强大且具有创新能力的国防工业基础，并指出美国的国防供应链存在脆弱性。国防工业协会、航空航天产业协会等军工游说团体和智库不断炒作“国防产能不足”“供应链不安全”等问题，通过放大自身弱点来迎合政客对大国竞争的焦虑，推动政府加大自由投入、增加军费支出。然而，由于新冠疫情、国内政治动荡和美国撤离阿富汗的影响，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对于美国国防工业的投资并没有显著增长。真正的变化始于拜登上任后的第二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不久，美国国会便拨款近140亿美元紧急资金用于援乌，此后又批准了多份援助法案，累计金额接近1800亿。

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主要依靠两大主要机制，分别是总统动用权（PDA）和乌克兰安全援助计划（USAI）。PDA机制允许在突发危机时直接调用美国军械库储备物资，进行快速武器及防务服务转移。由于PDA使用的是现有武器储备，这些装备早已完成采购，部分甚至已在美国仓库封存数十年，因而将这些武器援助出去，实际上有助于美国清除陈旧库存，替换更新更现代的装备。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第二种机制是通过美国国际援助计划，该计划允许乌克兰政府直接与洛克希德·马丁或RTX等美国工业企业签订武器采购合同。无论通过哪种机制，这些资金都将流入美国国防工业基地（DIB），对美国国防部认定的“分布于37个州的首席供应商和关键供应商”产生直接且重大的影响。

据统计，获得国防投资最多的地方包括得克萨斯州、亚利桑那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马萨诸塞州和佛罗里达州。这些特定州的工厂不仅获得了大量资金注入，创造了美国就业岗位，还为支持武器生产的本地供应商、商店、餐馆及其他企业创造了机遇。除了传统的五大军工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雷神、波音、通用动力、诺斯普罗·格鲁曼），国防部的大量订单还流向了大批新兴科技企业，从事人工智能、无人机、智能装甲等技术的企业成为军工复合体的新成员。五角大楼与SpaceX、Palantir、Anduril等新兴科技公司均签下了数十亿美元的长期合同，将这些企业推入军火供应商的第一梯队。几个传统的科技巨头也获得了大量军费支持，亚马逊、微软、谷歌、甲骨文和IBM共享了五角大楼价值100亿美元的云计算项目合同。法案生效后的第二个月，一场奇特的“产业链迁徙”开始浮现。根据布鲁金斯学会的追踪报告，至少十四个科技初创公司将其人工智能研究部门从硅谷迁至弗吉尼亚州北部——毗邻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的新数据中心。科技企业与特朗普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正成为军工复合体最新的一环。

除了对乌援助资金外，美国的常规国防预算支出也在增加。2025年7月，特朗普政府推动的《大规模税收与支出法案》（简称“大而美法案”）签署生效，为军事领域提供了超过1500亿美元的额外拨款，使2026财年美国国防估算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与2021年相比，美国的国防预算增长率已超过36%。法案生效当日，道琼斯指数国防板块应声上涨7.2%，洛克希德·马丁、诺斯罗普·格鲁曼等公司的股价在盘中一度触及涨停。白宫新闻秘书在简报会上称：“这不仅是投资我们的军队，更是投资美国的工业血脉和就业引擎。”

▍军工复合体：一个美国悖论的形成过程

美国的建国者们深刻吸取了英国君主滥用军队的教训，因此在宪法中精心设计了一套分权制衡体系，以防止军事权力的集中和滥用。其核心理念在于将宣战权、征兵权和军事拨款权赋予国会，总统则是武装部队的总司令。这种设计的逻辑前提是国会议员应对选民负责，因为选民们将承担战争的直接代价——服役、税收和经济损失。因此，出于对选民压力的回应，国会应该审慎行使宣战和拨款权，并倾向于在战后迅速削减军费，从而有效地限制总统发动和延续战争的能力。

美国建国初期到20世纪初的历史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这套设计的有效性。国会通常只在为特定战争做准备时增加军事开支，战后则迅速削减预算。总统虽然在外交和有限的军事行动中展现主动性，但进行大规模、长时间的战争必须获得国会的持续拨款支持。战争对公众的直接牺牲——无论是独立战争、1812年战争、墨西哥战争还是内战——都使得军事行动成本高昂，促使政治人物尽快恢复和平。

真正的分水岭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一战不同，美国卷入二战时正深陷大萧条，全国有近千万人失业，大量工厂和设备闲置。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及其政府抓住了这一时机，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全面经济军事动员。他们不再仅仅采购武器，而是通过一系列创新政策直接塑造了整个军工产业：成立国防工厂公司，由政府出资在全国各地兴建工厂，再租给私人企业运营；广泛采用“成本加成”合同，保证承包商的所有开支都能得到报销并获得利润，完全消除了企业参与军工生产的商业风险；军事开支在几年内飙升了数十倍，成为拉动经济走出泥潭的最强引擎。这场动员不仅是为了打败轴心国，也成了“新政”逻辑的终极延伸——利用庞大的政府开支来创造就业和振兴经济。

这场动员留下了一个影响深远的遗产，那就是军事工业地理分布的根本性改变。战前，美国的航空等高端军事工业高度集中在少数沿海大城市，如洛杉矶、西雅图、纽约。为了满足战时爆炸性的需求，实现分散工业目标以防攻击的战略考虑，生产网络在战争期间急速扩张。大公司在城市周边的小镇和郊区建立分厂；中西部的底特律、芝加哥的汽车工厂被改造来生产飞机零件；更重要的是，政府机构基于安全理由（划定远离海岸的“国防区”）和利用内陆廉价劳动力的目的，直接在堪萨斯、德克萨斯、佐治亚等南部和中西部农业地区投资兴建了大批由政府拥有、公司运营的巨型工厂。

这一地理扩散产生了意想不到的长期政治后果。许多原本经济单一的小城镇，突然拥有了一个庞大的国防工厂，成为当地绝对的经济支柱。战后，部分临时工厂关闭，所在社区立刻陷入了经济萧条和人口流失，而那些成功保留下国防设施的城镇则迎来了繁荣。国会议员们亲眼目睹了国防合同与选区经济命运之间的直接联系。在南部，曾是农业主导的经济体，首次尝到了联邦国防投资带来的工业化甜头。一种新的政治逻辑开始萌芽：保住国防合同，就是保住选区的就业和经济命脉。至此，一个永久性的“军事工业复合体”已经成型。它不仅仅是一个由将军、官僚和承包商组成的封闭“铁三角”，更是一个利益网络广泛渗透到全国成百上千个国会选区的庞大体系。[1]

与以往战争结束后的大规模复员不同，二战后的世界很快陷入了冷战。面对苏联的威胁，美国决定维持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并进行持续的军事研发。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巩固了这一态势，使美国进入一种“永久战争经济”（permanent war economy）。一方面，从1950年到1970年，美国的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未低于9%，平均占美国政府财政预算的50%；另一方面，这二十年也是美国经济最为辉煌的二十年。这一时期，大批经济学研究涌现，诸多学者认为国防经济能够拯救资本主义危机。[2]保罗·巴兰（Paul Baran）和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在《垄断资本》一书中指出，与其他类型的政府支出相比，用于军事部门的支出在生产过程中只吸收剩余而不生产剩余，且军事技术革新和技术外溢还能提高利润率，从而延缓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走向危机和崩溃的趋势。[3]财政学家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从国家的财政职能视角解释军事支出的重要性，他认为军费由垄断资本的需要和垄断部门的生产关系决定，产能过剩会对政府产生压力，迫使政府采取对外扩张的政策。军事支出是唯一与促进经济稳定以及社会稳定目标相容的国家财政支出方式。[4]这些学者提出的“需求不足”学说和军事凯恩斯主义共享一个逻辑，认为军事支出是国家调节资本主义危机的重要工具。[5]  

战争的疲惫在20世纪60年代末再次显现，美国国防开支占GDP的比重开始下降，尽管在1979~1985年的“第二次冷战”期间有所回升，但再也未能达到20世纪50至60年代的高峰。随着投资从军备部门转向民用工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利润率下降的经典趋势重新显现，最终导致了1970年代的滞胀危机，这也使得军事凯恩斯主义失去了观众，倡导政府去监管、少调节的新自由主义随之兴起。冷战结束后，尽管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下降，但国防利益集团却仍然广泛存在。实证研究发现，虽然数额巨大的合同往往基于技术和效率考量，集中在承包商总部所在地的大城市，但后续大量的分包合同和工作分配，却呈现出明显的政治地理特征——它们显著地流向了那些经济上更依赖国防产业、人口更稀少的选区。国防承包商似乎有意将工作“铺开”，分散到更多国会选区，从而在国会中为昂贵且常有争议的武器项目（如B-2隐形轰炸机、海狼级潜艇）编织更广泛的支持网络。同时，来自国防依赖选区的议员，也更有动力谋求进入武装力量委员会、国防拨款小组委员会等关键职位，从而形成一种自我保护与利益促进的循环。军工复合体不断寻找新的生存动力，向“恐怖主义”宣战、向非民主国家宣战，为新自由主义的利益需求而使用武力。军工企业也寻找新的合作伙伴，他们与金融集团、科技集团联合，构建了一个超越传统“铁三角”、更具渗透力和适应性的新型利益复合体。战争和备战成为常态化的经济活动的目的之一。

除了依附于广泛的国内利益集团，军工复合体的发展壮大，还与另一条并行不悖的线索相结合，共同瓦解了建国者设想的制衡体系：那就是战争成本的系统化转移。麦迪逊曾深信，让承担战争代价的人民来约束政府是共和制的精髓。然而，二战后，美国找到了一系列方法，将战争的直接代价从大多数公民身上转移出去。

其一，兵役成本被转移。越南战争的创伤和社会分裂催生了全志愿兵役制，彻底废除了征兵。此后，参军成为一份职业选择，而非公民义务。战争变成了由一支规模相对较小、主要由社会底层和爱国青年组成的专业军队（以及越来越多的私营军事承包商）执行的任务。绝大多数美国家庭不再需要担心自己的孩子被送上战场。

其二，财政成本被转移和延迟。为战争和军备建设融资的方式，从增税和削减国内项目，越来越转向发行国债和赤字财政。从里根时代的军备竞赛到21世纪的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美国政府更多地是向未来“借钱”打仗，而非要求当代人立刻付出真金白银。庞大的国防开支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实际上在下降，这使得维持巨额军费在政治上更容易被接受。

其三，生命成本因技术优势而降低，并被他国承受。精确制导武器、无人机、先进的医疗救护，使得美军伤亡率降至历史低点。与此同时，战争造成的巨大破坏和人员伤亡，主要发生在战场所在国的领土和民众身上。

国防经济的动力增强，战争的成本被分散，两者的结合使得一幅新的政治经济图景在美国形成。对于大多数美国选民而言，国防工业意味着工作和商机，战争则成了电视新闻里遥远且代价模糊的事件。这种“收益广泛化、成本外部化”的模式，从根本上改变了战争的政治经济学：它降低了启动和延续军事行动在国内面临的政治阻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宪法中关于战争权力的平衡被彻底颠覆。国会虽然握有“钱袋权”这一终极武器，但其行为逻辑已经改变。对于许多议员——尤其是那些代表国防依赖选区的议员——来说，持续批准庞大的国防预算，不仅是在支持总统的国家安全政策，更是在捍卫自身选区的核心经济利益。维持一个资金充裕、项目不断的军事工业复合体，成了跨党派的默契。国会大规模的国防支出授权，使得总统手中总是握有充足的军事资源，他们无需像19世纪的前辈那样，为发动一场战争而事先恳求国会拨款和征兵。资源已然在手，行动的主动权便极大地倾斜到了行政分支一边。

总统权力还通过其他途径得以巩固：行政分支对国家安全信息的垄断日益加强，保密和分类信息的范围不断扩大，越来越多传统上由军队承担的任务被外包给私营公司，这既模糊了界限，也增加了国会的监督难度。国会就像希腊神话中的奥德修斯，既想倾听塞壬美妙的歌声（享受国防项目带来的选区利益和国家安全感），又试图把自己绑在桅杆上抵抗诱惑（约束总统权力、控制开支），最终却在复杂的自我捆绑中陷入了无力。从杜鲁门未经宣战介入朝鲜，到约翰逊升级越南战争，从克林顿在巴尔干半岛的干预，到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总统行使军事权力的自主性不断增强。国会虽然时有不满和辩论，但极少动用切断拨款这一杀手锏来真正约束总统。反对往往停留在言辞、听证会或没有强制力的决议上。总统扩张行政权力的“帝国主义野心”，与国会议员保障选区经济利益的“自我保全野心”，在国防开支问题上不再对抗，反而相互强化。议员们为了连任而提供的源源不断的资源，恰恰成了总统扩大军事行动自由的资本。

在抵御外部威胁、追求经济繁荣的过程中，美国不知不觉地构建了一个深度嵌入其社会肌体、拥有强大自我维持动力的永久性战争机器。这个过程的吊诡之处在于，它基本上是“民主的”：国会议员在回应选区的经济诉求、总统在履行其保护国家安全的职责、承包商在合法地争取利润，选民则在支持能带来就业和安全的政策。没有军事政变，没有宪政断裂，一切都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内，通过无数个体和群体对自身合理利益的追求悄然实现。然而，这一结果却与建国理想背道而驰。麦迪逊警告的“持续战争”状态已成某种现实，华盛顿恐惧的“庞大军事机构”不仅存在，而且规模空前。从华尔街的精英到凋敝乡村的普通民众，他们都成为了军工复合体中的一员。因此，尽管大规模的国内军事投资分散了美国的外交资源、削弱了对乌克兰的直接援助，但正如前国务卿布林肯坦言，它有助于为美国增加就业，刺激美国经济，符合无论是“中产阶级外交”还是“美国优先”的政治理念。

▍另一个更危险的后果

“大而美法案”通过后，历史学者们翻出了1961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告别演说中关于“军事工业复合体”警告的原始录音。“我们必须警惕科技精英与军事规划者结盟所带来的不正当影响力。”艾森豪威尔的声音在播客节目中重新响起。批评者们写道：“‘大而美法案’标志着美国政治经济叙事的一次根本性转向，国家安全不再仅仅是外交与国防议题，而已彻底内化为驱动财政分配、就业创造甚至科技创新的核心逻辑。这种转变的影响将比任何一场局部战争更为深远。”

国防合同、地方依赖和政治回报已在美国交织成一张无形之网。除了美国，欧洲几个军事强国也纷纷加大军事开支，这其中除了地缘政治威胁和美国“军费分担”的压力，增加就业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美国和欧洲总体上正进入一个由国防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阶段。然而，正如美国的战争资本主义历史所揭示的，“战争经济”只是缓解资本主义增长困境的冒险选择。军事支出的收益的分配并不平等，低技能的产业工人难以从国防经济中真正受益。过去几十年间，传统工业部门衰落和服务业、高技术制造业的增长，加大了经济全球化受益者与因缺乏技能而落后的人群的差距，军工产业的发展将会进一步拉大这个差距。国防开支高度集中于特定的“军工州”（如弗吉尼亚、得克萨斯）和产业链（航空航天、造船、信息技术），形成“繁荣孤岛”，加剧了地区间和产业间的经济鸿沟。未能从军费增长中获益的“锈带”工业区或农业州，容易产生强烈的被忽视感和相对剥夺感，军事开支可能会加剧“受益者”与“受损者”之间的对立。

与此同时，低技能产业工人还可能要承受军费开支带来的财政负担和机会成本。除了军事支出外，公共支出还包括基础设施、教育、社会和医疗保障，切给防务的蛋糕大了，势必会影响到其他领域的建设情况。在冷战的高峰时期，美国时任总统艾森豪威尔曾直截了当地阐述了获取武器的社会成本：“一架现代重型轰炸机的成本可以用于在30多个城市建造现代砖砌学校，它是两座发电厂的价格，相当于两所设备齐全的医院，约50英里长的混凝土公路。我们需要用足以容纳8000多人的新住房的费用来支付一艘驱逐舰。”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难以从军工产业中获益的低技能产业工人及他们的政治代言人，应当反对国家的军事扩张，支持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支出。[6]

改变军工复合体这一庞大体系的动力，或许只能来自一种新的成本意识：当赤字财政难以为继，当战争的开支开始挤压国内民生项目，过度倒向“枪炮”的生产，会加剧资本集中和社会不平等。然而，这将刺激受损者寻求极端的政治代言人以强化分配政治，继续推动民粹主义的崛起。因此，美国的军事开支政策不仅关乎国际安全局势，也将继续影响美国的国内政治稳定。当然，这不仅是美国的困境，也是所有将安全与繁荣深系于军事工业之上的现代国家，需要共同反思的深刻命题。

注释：

[1] Rebecca U. Thorpe, The American Warfare State: The Domestic Poltics of Military Spending,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4.

[2] Ron P. Smith, “Military Expenditure and Capitalism”,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 No.1, 1977, pp.61-76; Adem Yavuz Elveren, The Economics of Military Spending: A Marxist Perspective, Routledge, 2019.

[3] 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194—202页。

[4] 詹姆斯·奥康纳：《国家的财政危机》，沈国华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11页。

[5] Seymour Melman, The Permanent War Economy: American Capitalism in Decline, Simon & Schuster, 1974.

[6] Ian Budge and Dennis Farlie, Voting and Party Competition: A Theoretical Critique and Synthesis Applied to Surveys from Ten Democracies, John Wiley, 1977; Hans Keman, “Securing the Safety of the Nation-State”, in Frances G. Castles (ed.), The Impact of Parties, Sage, 1982, pp.177-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