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襄公之仁”成了“妇人之仁”

当“襄公之仁”成了“妇人之仁”

春秋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宋襄公合卫、许、滕国攻郑，楚派兵代宋救郑。襄公与楚成王战于泓。楚人未济，大将目夷劝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济击之。”公不听。已济未陈（阵），又曰：“可击。”公曰：“待其已陈（阵）。”陈（阵）成，宋人击之。宋师大败，襄公伤股。国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戹’（呃），不鼓不成列”（以上见《史记·宋微子世家》）。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泓水之战”。这次战役对于春秋时期各国的局势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因此战役本身对中国的历史影响并不太大；并且，从战役的规模上也远远逊色于动辄活埋四十万降卒的长平之战；其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战役，我想主要原因在于此役中留下了一个与“妇人之仁”意义相同的“襄公之仁”。

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西周后期天子的失德，在周平王东迁进入春秋之后，中国文化思想进入了第一次大的动荡时期。所谓的思想动荡，无非就是一个对原有占主流地位的文化思想的“破”，从而形成新的占主流文化思想的“立”的过程。而当时中国占主流地位的思想是在武王代付之后，由周公制定的以血缘为基础、以尊卑等级秩序为内容的“周公之礼”。笔者认为，思想文化的“破”与“立”，并非仅仅依靠政治家、思想家凭空杜撰出来的；它更取决于发生过的一件件的历史事件、取决于人们对于发生过的一次次历史事件的道德评价和认知。这是因为，伦理道德作为一个民族思想文化的基础；而伦理道德在调节社会秩序和促进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主要是以人们的善恶观、荣辱观来实现的。因此，作为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社会正统文化思想形成发端的春秋时代，其所发生的每一件历史事件、人们其每一件历史事件的道德评判都极有可能对中国的正统文化思想的形成产生深远的影响。

比如，在宋襄公时期，孙子、吴起尚未出世；因此，“兵者，诡道也”尚未成为当时作战的规则——窃以为，孙子的“兵者，诡道”的规则实际上就是无规则。大抵，在孙、吴出世之前，“君子不困人於‘戹’（呃），不鼓不成列”确实是当时的作战规则。我想，随着军事史的发展，“兵以胜为功，何常言与”的战争观念将必然地代替“不鼓不战也。不成列，未成陈”的观念；在观念的更新过程之中，同样地必然出现固守旧有观念而吃大亏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完成人们作战观念转变的过程之中，宋襄公固守成规而成为牺牲品也属正常。但问题在于：人们对于这种因墨守成规而导致失败的人应当如何进行道德上的评判呢？

在社会的发展之中，虽然规则需要不断的创新和改变，但是遵守规则则是一个社会得以长期稳定和发展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固然我们需要对在社会发展进步中创新规则的人予以颂扬，但同时更需要对于那些遵守规则的人应当予以尊重和敬仰——哪怕他是因为墨守成规而成为了牺牲品；至少，我们不应当对于那些因遵守规则而导致失败的人予以嘲讽和讥笑。唯如此，伦理道德中的善恶观、荣辱观才能够起到对社会秩序的调节和规范作用，社会才能够长期的稳定和进步。但是，当宋襄公的墨守成规得到了人们什么样的评判呢？在两千多年占主流的思想文化之中，宋襄公的墨守成规却成为了“妇人之仁”——既为了“小仁”而丢弃的“大仁”——成为了人们嘲笑和讥讽的对象！

当遵守规则或者“墨守成规”成为人们嘲笑和讥讽的对象时，既然社会的规则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着的，那么说谁能够判断出此规则是否是即将转变的规则呢？假如自己遵守现在的规则，那么会不会成为象宋襄公那样，成为人们嘲笑和讥讽的对象呢？在这种文化思想的环境中，谁还会肯坚持既有的规则呢？

并且，我们说，我们的社会需要“大仁”这样一个结果；但问题在于：应当通过什么样的过程实现“大仁”这样的结果、或者说怎么样的过程才能够实现“大仁”这样的结果呢？当着“襄公之仁”与因“小仁”而丢弃掉“大仁”同义语而成为人们嘲讽的对象时，那么说相对应地，为了所谓的“大仁”而不计“小仁”、就可以为了所谓的“大仁”而抛弃所有的规则，只要最后得到了“大仁”这样的结果而可以忽略取得“大仁”的过程，其中的问题在于：人们是否能够对于什么是“大仁”制定出一个统一的、具体的标准？如果人们无法对于什么是“大仁”制定出一个统一的、具体的标准时，那么说是否每个人都可以认定自己的目标就是为了实现“大仁”这样一个结果，而不注重在过程之中遵守既有的规则呢？

尤其是，孙子云，“兵者，诡道也”，双这个观点而言，宋襄公或许显得迂腐可笑；但所谓的“诡道”，正如孙子所云“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事实上“无规则”就是最大的规则！但老子还说过“以正治国，以奇用兵”，既诡道仅仅限于用兵的领域而已；但由于有了“襄公之仁”，那么说孙子的“诡道”在实际上也就不会仅仅限于用兵领域了，孙子“无规则”的“规则”已经涉足于我国古代政治、经济等各种领域了。我想：可悲的是：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正是由于人们尤其是所谓的“英雄”们往往视宋襄公的墨守成规为“妇人之仁”，于是为了他们的所谓“大仁”、为了他们所谓的“天下”而忽略了所有的规则，从而造成了中国历史的反复动荡和不安——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何尝出现过什么“大仁”的社会！！！

比如，作为我国正统文化的儒家学说系建立在无神论基础上、以个人道德修养来实现社会“大治”的；因此，但正是由于“无规则”成为了普遍的、最大的规则，那些坚守儒家精神家园的学者往往成为了“书呆子”——正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

社会长期稳定发展需要建立在一定规则之上的；当着遵守既有的规则而被视为“妇人之仁”与迂腐可笑的代名词之后，有谁还愿意遵守既有的规定，社会还会有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