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 | 巴基斯坦为什么“穷而不倒”？外援托底、改革躺平

编者按

很多人习惯把巴基斯坦的贫困归因于宗教保守或军方干政，但作者认为，这些因素并不能真正解释问题的根源。真正拖住巴基斯坦发展的是一种被“托底”的经济结构：大量侨汇、国际援助和大国博弈带来的外部资金不断流入，使国家即便效率低下，也不至于崩溃。结果是，卢比被长期高估，出口和制造业缺乏竞争力，投资意愿持续走低，经济逐渐陷入“高消费、低投资、弱工业”的恶性循环。与此同时，军方、官僚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控制着关键资源和制度规则，在外部输血缓冲压力的情况下，缺乏推动深层改革的动力。正是这种长期被外援支撑的“低水平稳定”，让巴基斯坦既难以真正起飞，也迟迟无法倒逼结构性转型。南亚研究通讯特编译此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图源：《黎明报》

巴基斯坦的宗教原教旨主义无疑给印度带来了巨大麻烦，但这绝非巴基斯坦经济表现不佳的唯一原因。人们早已知晓原教旨主义造成的破坏、其幕后推手以及所产生的影响。对此大家已耗费无数笔墨——我无意重复。令我困惑的是，也有其他一些原教旨主义国家比巴基斯坦富裕得多。

总体而言，多数印度人对巴基斯坦的经济韧性仍知之甚少。深入理解这一点非常有价值。言归正传，让我们开始探讨。

印度与巴基斯坦的GDP（现价美元）。图源：世界银行

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印度经济规模始终领先于巴基斯坦，这给人一种印度比巴基斯坦更富裕的印象。若仅看经济总量来看，此结论确属事实。上图展示了1960年以来两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走势。自20世纪50年代起，印度经济规模始终保持约10倍于巴基斯坦。

然而，总GDP并非恰当的比较指标。人口更庞大的经济体通常会创造更多产出。人均GDP才是正确的衡量指标。直至2009年，印度的人均GDP仍低于巴基斯坦。2009年后印度才真正实现人均收入超越巴基斯坦，此后持续保持领先。若当前趋势延续十年，印度的富裕程度将很快达到巴基斯坦的两倍以上。

印巴两国人均GDP比例。图源：《金融时报》

巴基斯坦GDP约为4000亿美元，印度则达4万亿美元。鉴于两国经济规模比例数十年间基本稳定，因此自20世纪60年代起他们的名义增长率应大致相当。

那么为何印度人均GDP反而会领先呢？原因很简单：巴基斯坦高生育率推动人口增长速度超过印度。1952年巴基斯坦人口约为印度的十分之一，到2025年这一比例已增长至近七分之一。

巴基斯坦与印度数几十年间生育率对比。图源：Our World in Data

人们普遍认为，印度远比巴基斯坦富裕得多。这种观念因印度被宣称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而不断强化。因此当数据表明印度的领先优势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大时，人们不禁感到意外。部分原因在于媒体的煽动性报道，各家媒体争相将巴基斯坦描绘成失败国家，夸大其贫困与社会失序现象。该国显露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进一步强化了其经济必然存在功能障碍的信念。

统计数据的局限性也是症结所在。简单指标无法准确反映两国间的真实差距。衡量两国差异的有效指标是购买力平价（PPP）下的GDP。名义GDP有助于理解一国及其公民的国际购买力，像iPhone、笔记本电脑、电视机等商品在全球跨境贸易中价格趋同。人均名义GDP反映的是国民购买跨境商品的能力。

而购买力平价衡量的是国民在国内的消费能力，同样1美元在印度能购买的商品和服务远多于美国。在美国理发费用约是印度的五倍，但理发服务本身并不会因价格差异而产生明显变化。人们更关注本国居民实际能负担的商品服务总量。这正是印巴差距扩大的根源。印度人均GDP（购买力平价）几乎是巴基斯坦的两倍，这意味着：

1、印度公民在国内能购买的商品服务篮子规模，远超单纯人均GDP差异所显示的水平。

2、印度货币可能略微被低估，而巴基斯坦货币则被高估。

3、印度消费主要由国内产出支撑，而巴基斯坦消费很可能因廉价进口商品而被推高。

印度人均GDP（购买力平价）几乎是巴基斯坦的两倍。图源：Our World in Data

至此，希望您已明白：尽管巴基斯坦比印度贫穷得多，但差距并非如此悬殊。这种差异在结构上具有重要意义，但远不及印度与美国之间的差距。

巴基斯坦被视为贫穷且所谓失败国家，主要源于其宗教原教旨主义。这一认知因塔利班掌权的阿富汗同样是一个失败国家而得到强化。但事实上，直至2010年前后，巴基斯坦与印度的发展水平基本持平。2008年金融危机重创巴基斯坦出口，印度由此实现反超。如果这场危机没有发生，印度可能还需要数年才能超越巴基斯坦。

此外，孟加拉国人均GDP曾与印度基本持平，直到学生抗议活动推翻谢赫·哈西娜政府。该国存在与巴基斯坦相同的宗教原教旨主义因素，尽管程度不同。孟加拉国境内始终存在反对脱离巴基斯坦的势力。因此，既然孟加拉国与巴基斯坦同样存在原教旨主义根源，为何其经济状况未见恶化？原教旨主义势力并非近年才复苏，1971年孟加拉国独立战争期间，印度教徒曾遭针对性迫害。《既得财产法》没收了逃往印度的印度教难民的财产。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针对印度教徒的暴力事件频发，作为对罗摩神庙-巴布里清真寺争端的报复。可见尽管原教旨主义存在，孟加拉国原教旨主义者并未像巴基斯坦那样严重阻碍经济增长。

印度、伊朗与土耳其人均GDP对比。图源：Our World in Data

伊朗和土耳其是反驳“巴基斯坦因宗教原教旨主义而贫穷”这一论点的其他论据。“世界数据”机构的图表显示，伊朗人均GDP是印度的两倍，土耳其则达到印度的七倍。这两个国家都曾出现原教旨主义运动。公平地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原教旨主义程度远高于土耳其埃尔多安的当选。

事实上，1979年伊斯兰革命前伊朗比土耳其更富裕。革命后伊朗是否变得更贫穷？若属实，则表明存在特定因果关系，即宗教原教旨主义确实会导致经济表现不佳。但伊朗的情况并非如此。伊朗经济在1976-77年急剧下滑，这在上图中有所体现。1976年石油收入暴跌，数十亿美元收入蒸发，由此产生的缺口导致预算赤字。通货膨胀紧随其后，使伊朗成为革命的温床。

伊朗国王曾对商人实施反暴利运动，并监禁了许多商人。在绝望中，他们求助于一个他们并不完全理解的人。商人与神职人员之间被称为“市场-教士”联盟（bazaar-clergy alliance）动员了广大民众，并引发了伊朗伊斯兰革命。革命后伊朗经济实际上趋于稳定，此后一直缓慢增长。

若伊朗未能重现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繁荣景象，本可成为原教旨主义扼杀经济增长的有力控诉。但美国的制裁构成了关键干扰变量。1979年后，美国对伊朗经济实施了多轮制裁。据估算，若无这些制裁，伊朗经济本可增长20%。2016至2018年美国短暂解除制裁期间，伊朗实现了7%的GDP增长率。

图源：Our World in Data

另一组比较对象是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成员国——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巴林和阿曼。选择这些国家进行比较显然是因为伊斯兰教作为国教的突出地位。沙特阿拉伯是宗教原教旨主义的中心，瓦哈比教派已全面掌控该国。科威特议会则被试图伊斯兰化社会的议员主导，他们力推教育领域的性别隔离、禁酒令及仅限穆斯林入籍等政策。

阿联酋始终是该地区最世俗的国家。过去十年间，沙特通过教育改革对抗极端主义，并大幅削弱宗教警察权力。巴林则相当开放，允许酒精流通和夜店经营。据我所知，阿曼在某些方面具有宗教保守性，某些方面则较为开放。

关键在于这些国家仍存在大量极端分子。几十年前他们对政治的掌控力很强，但如今这种控制力正在减弱。与此同时，这些国家成功依靠石油资源致富，并维持了政治稳定，没有出现巴基斯坦常见的动荡局面。

将这些国家与巴基斯坦对比引出另一个关键问题：既然它们能摆脱原教旨主义势力，为何巴基斯坦未能做到？这虽与巴基斯坦贫困成因无关，但仍然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

图源：Our World in Data

即便军队主导经济也无法解释巴基斯坦的贫困问题。埃及和阿尔及利亚同样存在军方掌控经济的现象。与巴基斯坦相似，军方在埃及同样掌控企业并拥有独立财源，加入军队是一项有利可图的职业。

埃及军方能影响水泥、建筑、食品加工及零售等行业；阿尔及利亚军方则在石油天然气、武器制造采购及银行业拥有不成比例的影响力。然而两国比巴基斯坦富有得多。

斯里兰卡曾发生泰米尔人与佛教徒的内战，其经济水平仍高于巴基斯坦。这个岛国同样存在试图干预政策的佛教原教旨主义者。因此宗教原教旨主义并非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

经济自由指数与人均GDP对比。图源：弗雷泽研究所

巴基斯坦的经济自由度。图源：网络

当然，我们已知一个令人不满意的答案：经济自由度越高则繁荣程度越高，而巴基斯坦位列经济压制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其得分仅为49.1分，在184个国家中排名第150位。作为参照，印度得分53分，排名第128位。（印度得分虽不理想，但发展轨迹似乎正确。）

经济自由指数（EFI）旨在量化各国政府干预本国经济的程度。其衡量指标包括产权保护、合同执行、监管力度、贸易开放度及营商便利度等指标。高分意味着政府制定规则后放手让市场运作，低分则表明政府热衷于微观管理或榨取租金。该指数也解释了为何起点相似的国家会出现显著分化。这并非关乎私有化或低税率，而是取决于游戏规则是否可预测。

那么为何这个答案不够令人满意？这只是将问题推向更高层面。通过改革完全有可能提升EFI排名。印度和巴基斯坦从英国继承了相似的殖民结构，为何印度能在独立后凝聚精英共识，推行多次改革，而巴基斯坦却未能做到？

印度历经多次危机，我在此列举三大危机：

1、印度在1957年迎来首次危机。重工业化的推进需要大量进口资本货物，但出口增长未能同步。进口账单激增导致外汇储备枯竭。政府未推行改革，而是采取经济封闭政策并实施进口许可证制度。

2、第二次国际收支危机发生于1966年，导致印度被迫将货币贬值57%，汇率从每美元4.76卢比跌至7.5卢比。此举有效提振出口，化解了外汇危机。

3、最著名的是1991年的国际收支危机。时任总理纳拉辛哈·拉奥借机强推了最具影响力的改革方案。印度此前获得的IMF贷款也起到了推动作用，而贷款条件之一便是推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荐的改革措施，这也为改革提供了助力。

这些改革得以实施，关键在于利用外部环境作为掩护，悄然推进结构性变革。改革会改变经济结构，造就新的赢家与输家。既得利益集团往往抵制改革，因为他们不愿失去现有制度安排带来的寻租收益。

自1958年以来，巴基斯坦已实施23项IMF计划。2010年后，该国历经四轮IMF计划，获援总额逾120亿美元。IMF计划通常附带改革条款，但历届巴基斯坦政府均未能落实。关键问题在于：印度仅需一次IMF援助便能推行重大改革，巴基斯坦为何不能？

遗憾的是，我尚未完全破解这个谜题。不过有两个部分解释或许能帮助我们更清晰地理解全局。

让我们先探究改革发生的动因。我认为“固定匪帮”（编者注：stationary bandits，政治经济学概念，指长期盘踞在某地的统治者）理论对此颇具启发性。在国家形成之前，游荡的匪徒可以掠夺产品，然后转移到下一个定居点进行劫掠。但如果一群游荡的匪徒决定留在定居点，掠夺该群体部分财富以换取安全与繁荣，那么这对其本身也是有利的。这些人被称为“固定匪帮”，他们为观察现代国家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视角。

通过这个视角，改革可被理解为在时间维度上最大化租金提取的手段。若生产力提升，国家创造更多财富，而掌握权力的精英阶层们便能在维持原有税率水平下攫取更多财富。当民众抗议威胁到精英阶层生存时，改革便会启动以缓解自下而上的压力。

巴基斯坦军方正是这种“固定匪帮”。军官-官僚集团掌控着国家与经济命脉。租金榨取主要通过税收、政府合同、土地及监管特权实现。改革将威胁这种租金榨取机制。即便经济增速加快，精英阶层仍会失去对经济和特权的掌控。唯有民众起义抗议，使租金榨取难以为继，军方才会考虑改革。

巴基斯坦在此方面存在一些优势。我在此直接引用巴裔美国经济学家阿蒂夫·米安的观点：

当侨汇规模如巴基斯坦般庞大时，其宏观经济影响不容忽视。首先，侨汇提升消费与购买力的速度快于经济自身生产能力。其次，美元的持续流入往往推高卢比实际汇率，这会对生产效率更高、面向出口的贸易部门造成不成比例的伤害。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该国“成本”超出其生产力所能支撑的水平——这正是经济学家所称的“荷兰病”（又称资源诅咒）经典模式。

巴基斯坦的宏观经济趋势强烈表明，侨汇的负面效应正在发挥作用。随着侨汇主导地位增强，出口部门持续疲软。巴基斯坦汇率长期处于高估状态。与同等收入水平的其他国家相比，巴基斯坦的投资占GDP比重异常偏低——意味着其消费占GDP比重异常偏高。

侨汇占GDP百分比。图源：Our World in Data

巴基斯坦的货币与国家财政政策人为支撑卢比汇率，使进口商品更便宜，实质上补贴了进口。其代价是出口失去竞争力，导致投资在经济中占比下降。巴基斯坦在南亚次大陆的投资率处于最低水平。

投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是未来创造财富的储备。对国家而言，这些要素包括高速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对私营企业而言，则可能是新型机器、计算机或提升生产力的软件，这些投资能在多年间创造更多收益。由于消费得到补贴，民众相对安于现状，鲜少发起抗议，这削弱了重要的改革动力。

私营投资占GDP比重。图源：IMF

巴基斯坦更易维持现状的另一解释在于其地缘政治的黄金位置。该国能从美国获取地缘政治租金，其毗邻阿富汗的战略要地使美军长期使用巴基斯坦空军基地。

冷战期间，巴基斯坦获得了军事援助与武器；9·11事件后反恐行动期间，又获得数十亿美元经济援助及反恐行动补偿。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通过优惠融资补贴巴基斯坦。中巴经济走廊（CPEC）使中国获得瓜达尔港使用权，从而获得优惠条件下的投资与融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也附带政治上可接受的条件。世界银行也因其战略位置优先考虑巴基斯坦项目。

这些半定期的外汇注入使巴基斯坦货币得以维持，补贴了消费，并缓解了改革压力。

如前所述，这些解释并不完全令人信服。许多国家在改革压力下最终仍能凝聚共识以顺利推进改革。若精英阶层无法达成共识，国家往往会陷入暴力分裂。（索马里兰是最新例证，南斯拉夫亦是经典案例。）巴基斯坦既能避免恶性结局，又能（基本）跟上印度的发展步伐，实属惊人。

巴基斯坦出口主力商品。图源：网络

最终，总要有人付出代价。巴基斯坦出口以纺织品为主，辅以少量农产品和原材料。这不足以赚取稳定货币所需的外汇，因此必须增加外汇收入。但只要美国认为巴基斯坦在地缘政治上具有价值，这个食利国家（编者注：rentier state，依赖自然资源出口获得财富的国家）就能维持相当长的时间。

我最担忧的是，若巴基斯坦持续陷入贫困，印度西部边境将爆发大规模难民危机。这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作者简介：罗希特·辛德（Rohit Shinde），软件工程师，政治学、历史学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