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1/3参保人是灵活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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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街头能接触到的人群，大概率是城市主城区、正规就业、中青年劳动力，这类群体本就是城镇收入的中上层，而城镇家庭可支配收入中位数（收入 4.3 万 / 年/2024）、3-4 人大家庭（月入 4800-5200 元），更多分布在三四线城市、县城、城镇郊区，以及主城区的灵活就业、低技能务工、中老年低收入就业群体。以上才是城镇人口的主体，却往往是街头观察的盲区。

  你质疑的 “4800-5200 元 / 月家庭收入”，是3-4 人大家庭的整体收入（1-2 个劳动力支撑全家，含老人 / 孩子无收入人口），而非 “单人收入”—— 现实中，城镇普通大家庭的核心劳动力单人月入多在 3000-4000 元，夫妻二人合计 6000-8000 元，扣除社保 / 个税（灵活就业自己交社保也要扣除，国家统计局对可支配收入的定义是：在调查期内获得的、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扣除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障费之后的收入），实际家庭可支配总收入正是 4800-5200 元。

  统计调查，是分层抽样、全域覆盖的（涵盖不同城市等级、职业、年龄、家庭结构），远非街头随机观察可比，用 “街头没看到” 否定全域分层抽样统计数据，就像用 “身边人都有车” 否定中国仍有大量家庭无车一样。美国家庭汽车拥有率约 91%，乡村约96%；中国家庭汽车拥有率约 42%，城镇约47%、农村约35%

  2025 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 5.1 万，若按 2 人小家庭算，人均 5.1 万对应家庭总收入 10.2 万 / 月（月均 8500 元）。按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序取中位数，天然会落到 2 人小家庭（年轻丁克和体制内双职工退休）。但这类家庭并不是城镇家庭的主流，4 人大家庭，家庭总收入正是 4800-5200 元 / 月，这也是为什么说人均中位数被2人小家庭拉高。

  在按城镇家庭总收入排序取中位数，结果会落在3-4 人大家庭，原因是城镇家庭结构的规模分布特征——大家庭是城镇家庭的绝对主流，2 人小家庭仅为少数群体。中位数作为 “排序后中间位置的数值”，其结果必然由占比最高的主流家庭类型决定；而人均收入中位数因核算单位是 “人”，会被小家庭的高人均值拉高， 2 人小家庭虽家庭总收入未必是顶级，但人均收入远高于大家庭。

  只要大家庭是城镇家庭的数量主流，按家庭总收入排序的中位数，就必然落在大家庭的收入区间，小家庭即便收入更高，但数量占比太低，只能排在排序后半段，无法改变中位数的结果。城镇 3-4 人大家庭的收入分布还有一个核心特征：高度集中在中低区间，几乎无极端值，而 2 人小家庭的收入虽整体更高，但分布相对分散，这一特征让家庭总收入中位数更难偏离大家庭。退休双职工小家庭的养老金收入约 6-8 万元 / 年，年轻丁克双职工的收入约 8-12 万元 / 年，少数高收入小家庭（如双体制内、高技能行业）收入可达 15 万元 / 年以上，但这类高收入小家庭占比低（仅占 2 人小家庭的 10%），且整体分散在6-15 万元 / 年的宽区间，无法形成像大家庭那样的 “数量壁垒”，排序时只能零散地排在大家庭之后，无法推动中位数上移。

  城镇家庭可支配收入中位数（4.3 万 / 年/2024，3-4 人户月均可支配 4800-5200 元），是中美家庭收入最具可比性的核心口径—— 原因是：中美两国对 “家庭可支配收入” 的统计核算法则趋同，均以 “家庭” 为民生负担、消费能力的核心核算单元，同时 3-4 人核心家庭是中美城镇家庭的主流结构；而若用中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 去对比美国“家庭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完全错位，完全失去实际对比意义。

目前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三分之一参保人是灵活就业，这部分人群不仅要承担20%费率（远高于有单位承担的城镇职工个人缴费比率8%）以及承担一样的医保费率，还要至少按照最低基数缴费。这部分城镇人口自己缴纳的社保（城镇职工保险或者城乡居民保险）要在毛收入扣除，才是可支配收入。

城镇家庭可支配收入中位数（收入 4.3 万 / 年/2024）、3-4 人大家庭（月入 4800-5200 元），更多分布在三四线城市、县城、城镇郊区，以及主城区的灵活就业、低技能务工、中老年低收入就业群体。以上才是城镇人口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