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论实事求是与《斩杀线》叙事（下2）——美国中下阶层风险区的数据分析与结构归因

4. 数据定量分析

接下来，可从定量角度入手，展示结构性风险如何反映在个体悲剧上：

获取数据。从美国的国家部门、世界卫生组织，OECD等机构收集美国最新年度非正常死亡数据，包括事故、毒品过量、枪支伤害、酒精伤害等类别。对比其他主要经济体（西欧、日本、中国）的同类数据，找出显著异常类别。并对异常数字进行历史回归分析。

分析关联。将异常死亡类别与经济层级（中低收入群体）、居住/工作环境等安全性指标关联，评估这些死亡与美国资本主义三大特征的关系。

归因辨析。区分主要归因与次要归因，分析中低收入经济脆弱性在意外死亡中的贡献程度。

通过上述定量分析，可以得出较为确定的结论，即中低收入经济脆弱性是否为美国人民意外死亡的主要归因，或至少是其中一个显著因素。

对崩塌区与赤贫阶层的风险大小或者类别做其他可能辨析，识别所谓”崩塌“特征的描述是否具有统计学依据。

4.1 选择非正常死亡指标 我们可以参考国际通用的外因死亡分类，例如 国际疾病分类 ICD-10（External causes of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V01–Y98） [1]。在这一类别中，以下死亡类型被认为与社会结构性问题密切相关，因此纳入本分析的考虑范围：自杀、因枪支暴力死亡、因酒精死亡、毒品过量死亡等。以下类别因与社会结构性因素关联相对有限，故不纳入本次分析：交通事故、其他意外伤害、医疗事故。

4.2 无家可归者数量的特殊处理 除上述分类外，还有一个跨类别现象，即流浪汉相关死亡。这一现象在《斩杀线》叙事中具有显著结局冲击力。虽然我们认为《斩杀线》叙事属于荒诞黑色幽默的文艺作品，不能直接纳入我们的数据分析，但故事中提到的美国普通工薪阶层最终流落街头的结局，与近年来美国无家可归者数量的快速增加的人们感性经验观察相符合，将无家可归者数量作为单独的数据分析类别进行研究有其合理性。

4.3：非正常死亡率的数据

各主要经济体的意外死亡数据来源渠道分别为WHO，各国CDC， OECD等数字统计部门。初略数据见表1：

                                 表1：四大主要经济体2023基准年非正常死亡比较

（注1：关于自杀率的数据，直接引自世卫组织（WHO）2021年数据，其中英法德三国的数字来自各国单独数字后作者加以总人口加权计算而得。链接见参考资料。

注2：关于毒品过量死亡数据，美国的来自CDC数据[3]，计算为15-64岁的成年人区间，西欧没有找到单独英法德三国的数据，暂时用了全欧盟的数据代替。日本的数据来自一篇长达10年的学术论文，取了2019年的数据[5]，中国数据缺乏，但是公众认知中这一数字该极低。

注3：关于枪支暴力数据，美国的是来自皮尤调查[6]，西欧三国来自各国资料汇集后[7][8]，笔者自行加权计算（总枪杀人数22+887+661）=1570，总人口约2220个十万）。日本与中国都是在官方统计与国际公共卫生文献中的低枪支犯罪国家，加上缺乏数据，故略去数据，以”极低“代替。

注4：因酒精的死亡率，美国来自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 [9]，西欧只有英国一国数据可得[10]，故而让英国做了西欧代表。日本的更新数据缺乏，这里采用的是发表于2016年的期刊报道[11]。中国的因酒死亡率来自根据2023年的中国疾病控制中心从GBD推算方法而得[12]。

综合来看，本表数据主要基于2021年-2023年WHO数据以及CDC统计为主，虽然随后年份的部分数据有更新，但不影响后续分析。）

该图1显示的数字虽然粗略，但趋势清晰：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美国的自杀率及因酒精导致的死亡人数并不特别突出；然而，美国因毒品和枪支导致的非正常死亡率显著高于其他发达经济体以及中国（10倍以上）。

4.4 无家可归者数据分析

除了在表1中对这些不同类别的非正常死亡率以外，我们也试图探讨一下这四大主要经济体的无家可归者的的数据。关于这些数据最大的问题就是各国并无一个可以都接受的同一统计口径，故而直接比较多数情况下非常困难。以下我们引用的是来自网站Statistica的一个利用Point-In-Time（PIT）方法来做的OECD部分国家的2023年无家可归者的对比统计 [13]，见图1：

（图1：经合组织主要成员国2023年无家可归者人数对比，单位为每10万人。数据来源：Statistica）

由于中国不是OECD成员国，故而中国的无家可归者资料并未出现在这个列表。但是，由于中国缺乏可与 OECD PIT 方法直接可比的全国性数据，本文无法对中国无家可归者规模作出定量比较，仅能在制度层面进行定性讨论，故而可以比照日本或者韩国来处理。

从图1的直观分析来看，与英国高达占总人口的0.426% （426/100,000）比例的流浪汉数目相比，美国流浪汉的人数并不突出，约占总人口的0.193%（193/100,000），与西欧三国以及加拿大差距在2倍上下，不构成前文说的”三倍“的显著性截取点，但是其中，美国的住在街上而不是住在避难所或收容机构的人数是最多的。考虑到其相对比例与德国相当，我们认为因为报道中高曝光度的美国大城市的流浪汉严重的情况更多是一种能见度的偏差。即便流落街头在斯奎奇大王的作品《斩杀线》是终末结局，按照目前的数据，我们依然无法定性为美国独有的特征，故而后面的分析就不再采信这一类数据了。后续的归因相关分析，主要还是基于表1中的美国独有的非正常死亡类型的数据而展开。

4.5.非正常死亡的历史回归分析

美国有着历史悠久且受宪法保护的民兵-枪支文化。美国庞大的私人枪支保有量，甚至在不少地区超过正规军队，体现出强烈的文化因素。历史上因枪支死亡的人数长期存在，这一文化因素叠加现行社会结构，使得枪支致死问题持续值得关注。根据维基百科资料[14]，从长期趋势看，美国枪支相关死亡并未随社会发展而系统性下降，而是在 1990 年代中期短暂回落后，于 2010 年代中后期重新进入上升通道，并在 2020–2022 年出现明显跃升。在本文框架下，枪支问题可视为一种长期存在、并在特定制度条件下被重新激活的结构性风险源。

（图2：美国社会30年间枪支相关的死亡案数。在这三十年间美国总人数稳步增长（2000年美国人口约2.8亿，2026年约3.46亿，维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Gun_violence_in_the_United_States）

毒品相关死亡则是美国过去三十年社会问题的新发展。在中国、日本对毒品严加管控、欧洲有效管制的背景下，美国毒品死亡人数从1999年与其他主要经济体差别并不显著开始[16]，进入长期攀升通道，2022 年达到峰值，约 32/10 万人，然后2023年开始回落到27.3/10万人

（见表1）。同年欧洲仅为美国的不到十分之一，而中国、日本在官方统计与国际公共卫生文献中处于极低水平（远低于可比经济体）。

根据 Krausz 等2021年分析[15]（见图3），美国过去三十年毒品市场经历三次浪潮：第一波由阿片类镇痛药滥用引发，奥施康定及其生产商普渡制药与医疗系统的联动推动了大量非必要的阿片类药物的使用；第二波是 2010 年代街头海洛因滥用；第三波是合成阿片类药物（芬太尼及类似物）的泛滥。

尽管在近年该势头有所控制（据CDC初步统计，2023-2024年因毒品过量死亡人数下降约24-26%）[3]，但毒品过量死亡总体仍处于高位，成为美国人生活中的重要死亡原因。此外，可卡因、甲基苯丙胺、氯胺酮及致幻剂等在美国的社会使用也频繁存在，形成长期公共卫生挑战。

图3：美国三次毒品危机

（Krausz et 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Systems, 2021)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