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印前陆参透露2020年中印冲突决策内幕，暴出了个乌龙...（下）

三

2020年8月发生的事件——当时纳拉瓦内被告知可自行判断、酌情行事——本不应显得突如其来。纳拉瓦内写道，加勒万危机此前已“在政军体系内部引发震动”。他补充说，在战略层面并不存在意外，但“在战术、地面层面却出现了意外”。

他认为，这类战术层面的突袭“往往会伴随着率先掌握主动权的一方而发生”。他还指出，印方“未能及时判断对方真正的‘意图’”，原因在于战术层面“缺乏足够的情报、监视与侦察能力（ISR，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nd Reconnaissance）”。即便到2025年12月，印度官员仍对《经济学人》表示，其卫星实时覆盖能力依然存在明显空白，“无法持续、深入地观测中国境内”。

2021年2月15日，中印两国从班公湖沿岸争议段撤离。图源：“罗生门下歇”微信公众号

纳拉瓦内将这一过程描述为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其起点是2020年8月29日至30日之间的那个夜晚。解放军已将部队从其位于莫尔多的驻地，向班公湖南岸地区机动部署。

就在当日清晨，中方曾明确向印方表示，“出于维护稳定的考虑，不应进行任何‘山地机动’，尤其是在夜间”。然而，在发出这一表态之后——纳拉瓦内认为，“这很可能是为了麻痹我们、制造虚假的安全感”——解放军却“恰恰在当晚采取了相反行动”。对此，纳拉瓦内用一句话形容：“这是赤裸裸的背信行为。”

面对上述行为，纳拉瓦内写道，“我们也不得不采取相应行动，迫使中方重新评估其渐进推进的策略，并让其付出代价”。相关决定在一次中国研究小组会议上获得批准。该会议在纳拉瓦内的要求下提前召开，于8月30日上午11点30分举行。

他特别指出，有关命令“在会议仍在进行时就已下达给乔希，以免任何人临时改变主意”。出席此次会议的包括国防部长拉杰纳特、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以及外交部长苏杰生。需要指出的是，这并非由总理主持、具有正式决策权的内阁安全委员会会议，而只是一个不具备宪法或法律授权、无权做出主权性决定的非正式协调机制。

纳拉瓦内写道，在中国研究小组会议一开始，“是否开火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在加勒万冲突中失去20名士兵却未开火，印度陆军因此受到严厉批评。军方在会上辩称，“相关规程本身并无问题，但一旦遭到违反，就应视为失效”。

纳拉瓦内补充说，正是“由于这些规程的存在，以及我们不会开火这一预期，中方才会以非战术方式、大规模向前推进，其方式让人联想到人海战术”。印度陆军方面合理地担忧，如果“类似情况再次发生，而我方阵地被突破，那么外界势必会再次追问：既然我们携带武器，面对对面的行为，为何仍不开火”。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最终达成一致意见，”纳拉瓦内写道，“作为最后手段，如果自身的人身安全受到直接威胁，那么仅限于当下遭遇威胁的那支分队，才可以出于自卫目的开火。”

他明确指出，对一线士兵施加了极为严格的限制——只能作为最后手段、只能在自身安全受到威胁时、且只能由该具体分队实施，其他任何单位均不得开火。这与莫迪政府所偏好的“前线士兵拥有充分自主权”的官方叙事形成了明显反差。

纳拉瓦内写道：“在当时情况下，我方部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对对方整个行动过程进行了监控。我们的判断是，中方可能会重演其在班公湖北岸采取的做法，试图在其所认知的实控线附近占据制高点。我们已充分意识到这种可能性，一旦获知这一动向，北方司令部便立即决定前推兵力，对解放军进行先发制人。”印军此举旨在阻止中方占据关键地形，而非对中方5月的行动实施报复。

纳拉瓦内补充说：“相关方案此前已进行过讨论，部队也已提前指定，但真正的执行，直到威胁变得现实才启动。”

在中国研究小组会议结束后，印军随即展开行动，占据了多处战略要点：在班公湖北岸，控制了Finger 4，以及阿内拉和久拉两处山口。在湖南岸，则占据了热藏和热钦，并从海拔约4350米的高地俯控斯潘古尔缺口（Spanggur Gap）。纳拉瓦内写道：“我们确实让中方军措手不及。”

纳拉瓦内（Manoj Mukund Naravane）记述称，当晚，“在班公湖南岸的古隆山（Gurung Hill）地区，第7维卡斯营（7 VIKAS，隶属特种边防部队〔Special Frontier Force，SFF〕）的一名准尉（JCO）尼玛·丹增（Nyima Tenzin）在集结部队时误踩一枚旧地雷，不幸身亡。”

特种边防部队（SFF）是一支从事隐蔽行动的部队，成立于1962年11月，向印度研究与分析局（Research and Analysis Wing，RAW）秘书汇报。SFF最初由1959年后逃至印度的藏人招募而成，其主要任务是深入中方防线后方执行隐蔽行动。

此后，该部队亦被作为准军事力量使用，并按正规陆军单位方式运作。尼玛之死之所以引发争议，是因为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领导人拉姆·马达夫（Ram Madhav）在推特上发布了其火化仪式的信息，从而确认了居住在印度的藏族人员参与对中方行动。鉴于此举可能进一步刺激中方，马达夫随后删除了该帖。

解放军的反应同样迅速，开始向凯拉什山脊地区机动部署兵力。纳拉瓦内写道，尽管中方部队所处高度低于印军，“但如果其大规模前推，试图从侧翼包抄或合围我方阵地，我们就必须采取行动”。“局势高度紧张，已接近临界点。”当日下午5点30分，中方请求在楚舒勒—莫尔多会谈点举行旗会，显示出可能出现转圜的信号。

旅级指挥官H·S·吉尔（H. S. Gill）出席了此次会谈，会谈持续至晚11点。纳拉瓦内回忆称，中方代表表示，两军应当“遵循两国领导人的战略指引，即不希望发生战争，并在下一次军长级会谈之前冻结一切行动”。当吉尔指出中方的实际行动与这一立场相矛盾时，中方代表回应称，他将“尽力控制局势，但由于这些部队‘来自外部’，因此事实证明难度不小”。

到8月31日，中方已开始试探印军阵地。印军此前已构筑野战防御工事，并在前方约50米处铺设了铁丝网，该位置被设定为“红线”——一旦中方越过，印军士兵将出于自卫目的开火。在凯拉什山脊地区，当日下午2点，一支解放军连队逼近由第13马哈尔团（13 Mahar Regiment）设置的野战工事，最近距离仅约35米，并向空中鸣枪两次，要求印军拆除防御设施。

纳拉瓦内写道：“当中方试图越过铁丝网时，我们也开了三枪，而且效果更为明显。”中方随后撤离。这可能是自1962年以来，印中两军在拉达克东部首次发生实弹射击，但局势已明显充满升级风险。随后，解放军将坦克向热钦方向前推，不过在事态失控之前，纳拉瓦内的一次电话沟通成功缓和了紧张局势。

在此前印中边境的几次危机中——例如2013年的德普桑对峙（Depsang standoff）、2014年的楚马尔事件（Chumar）以及2017年的洞朗对峙（Doklam）——谈判主要由外交官主导。军事指挥官负责在当地进行协调，而真正推动双方走出僵局的，是中印的高级官员。然而，2020年的这场危机标志着这种既有模式的改变。

当年夏天，在中方的建议下，印度接受了一种新的沟通机制——高级最高军事指挥官级会谈，通常被称为军长级会谈。与印度军队不同，解放军是一个权力地位极高的机构。纳拉瓦内在回忆录中解释称，这一安排本身就可能带来复杂后果。

首次此类会谈于2020年6月6日在楚舒勒—莫尔多边境会谈点举行，当时边境紧张局势已持续升级数周。印方由第十四军军长哈林德尔·辛格中将（Lieutenant General Harinder Singh）代表出席。中方代表则是南疆军区的柳林少将。会谈持续了近12个小时，其间多次因翻译延误和双方内部磋商而中断。双方“原则上”同意在PP-14、PP-15和PP-17A实现脱离接触，具体实施方式将通过后续的低层级会谈进一步商定。

2021年2月10日，印度和中国陆军军官举行会晤。图源：“罗生门下歇”微信公众号

纳拉瓦内指出了谈判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缺陷：会议并未形成任何正式记录或会议纪要。他写道：“所达成的决定仅属于‘原则性’共识，需经双方在适当层级予以批准确认。

这种安排本身存在内在缺陷，即双方对会议内容的表述和理解，可能因个人认知不同而出现偏差，而且也不存在任何机制，防止一方事后否认此前‘原则上’同意的内容。这一点后来产生了严重后果。”

他还补充说，当最初提出应当保留会议记录的问题时，外交部曾表现出犹豫，因为“边境谈判属于其职权范围”。直到2021年1月举行的第九轮会谈，双方才正式签署会议纪要。在此之前，“由于缺乏正式记录或会议纪要，谈判推进十分困难”。

第二轮会谈于2020年6月22日举行——距离加勒万冲突仅一周时间——清楚暴露了双方分歧的深度。中方主张局部后撤，而印度则坚持恢复至2020年4月的现状。随后，新德里要求在每一轮军事会谈之前或之后，安排印中外交官在磋商与协调工作机制（Working Mechanism for Consultation and Coordination，WMCC）框架下举行会谈。

纳拉瓦内指出，这样做“可以使我方以更加正式、制度化的方式阐明立场，同时还有一个额外优势，即WMCC会谈均留有正式会议纪要存档”。

随后，双方立场发生了逆转，中方拒绝再讨论“降级”（de-escalation），且这一立场至今未变。所谓脱离接触（disengagement），是指在对峙点位上实现局部、战术层面的分离，包括部队后撤、设立缓冲区以及消除直接对峙。而降级则是指更广泛意义上的降势，即从高度战备状态中全面回撤和削减兵力与重型武器，降低整体动员水平与威胁程度，而不仅仅局限于一两个对峙点。

纳拉瓦内写道：“双方都基于各自立场准备了相应方案，但地面情况并未发生实质变化。”他指出，与此同时，中方“持续改善其部署态势，修建掩体和野战防御工事，这无疑清楚表明了其中长期意图”。

第二轮会谈中还浮现出另一个关键问题：脱离接触的参照点。长期以来，印中双方在实控线的位置上存在分歧，至少在十余个地段存在显著差异。既然双方大体同意“后撤”，问题随之而来：从哪里后撤？这一选择至关重要，因为它将界定地面控制的范围，并可能“成为未来任何边界解决方案的基准”。其对未来边界谈判的影响极为深远，也凸显了纳拉瓦内披露内容的重要性。

纳拉瓦内与军事行动总长（Director General of Military Operations）提出了一项创新方案：设立两个参照点，各自对应一方，双方部队均从各自的位置等距离后撤。与其围绕一条可能被永久固化为边界的单一线位争执不休，不如让双方各用各的参照点、对等后撤。该方案获得了中国研究小组的批准，避免了固定一条存在争议的单一线位，但也伴随着隐含代价。

首先，印度首次在实践中接纳了中方对实际控制线的主张，将其版本纳入参照点体系。其次，由此设立的缓冲区意味着，印军巡逻将不再进入那些在2020年5月之前曾例行巡逻的区域。这一做法后来被称为“加勒万模式”，并被运用于其他脱离接触方案之中。

纳拉瓦内写道，在6月30日举行的第三轮会谈中，“中方似乎也表示同意”。双方同意各自从本方的参照点后撤5公里。其间的区域——也即6月15日发生冲突的地点——“将被划为一处缓冲区”，双方部队均不得进入2024年12月，苏杰生在议会发言时，刻意使用了一段较为迂回的表述，以回避直接使用“缓冲区”一词，而纳拉瓦内对此并不避讳。

苏杰生当时表示：“在2020年发生摩擦的其他一些地点，双方根据当地条件，商定了若干临时性、有限度的措施，以避免进一步摩擦。”他随后强调，这一安排“适用于双方”。然而，对印度而言，更应被重视的，是当印军不再在这些地区进行巡逻后，对相关地域控制权的实际丧失。

在通过热线完成批准程序后，加勒万方向的脱离接触迅速推进。两天之内，解放军拆除了帐篷并撤离了相关区域。然而，在2020年7月14日举行的第四轮高级最高军事指挥官级会谈之前，中方拒绝就班公湖北岸问题展开讨论。

纳拉瓦内回忆称，印方代表在会上主张“分阶段撤回人员、武器和装备，后撤至双方商定的距离。同时推进降级，以减少该地区双方整体兵力规模”。中方已对地形作出大量改造，并搭建了数量众多、用于居住和行政用途的设施，“其中包括在靠近Finger 6一带绘制的一幅中国地图轮廓，其规模之大，足以在空中清晰可见”。中方还将用于湖上巡逻的船只从Finger 8前推至Finger 5，并修建了浮动码头。

纳拉瓦内写道：“我们重申，恢复至2020年4月的原状是唯一可行的出路。”他指出，中方“再次对我方的兵力集结表示关切，并提出了五项建议，即：在部分孤立地段实现降级（而非脱离接触）；基于相互、对等的安全原则推进降级（这一点与我方立场一致）；尊重各自对实际控制线的主张；停止新的兵力投入；以及保持良好的沟通渠道。”

在第五轮和第六轮会谈中，双方立场趋于强硬。印度坚持全面脱离接触并恢复原状，而中方则将重点放在“降级”上，同时反对印度的军事集结。

在9月21日举行的第六轮会谈中，印方开始在代表团中纳入一名外交部官员，以对等应对中方的政治委员。纳拉瓦内解释称，这一安排至关重要，因为“军长在多数问题上都必须向上请示，毕竟即便是在拉达克东部就看似微小的让步，也可能对整个边界问题的解决产生深远影响”。尽管北方司令部对此并不热衷，但外交部东亚司的联秘最终成为印方代表团的固定成员。

至此，印度已在凯拉什一线取得了战术优势。纳拉瓦内写道，在第六轮会谈前召开的中国研究小组会议上，已明确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部分后撤”。他补充称，中方的谈判立场在这一阶段发生了显著变化——“当战术优势转移到我们一方之后，他们改变了口径，开始强调脱离接触的必要性”。

这标志着一次重要的策略调整。外交部官员的加入也发挥了作用，因为他“能够逐字引用此前各类会议（包括双方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会晤）中发生的情况，从而不给中方留下回避既有承诺的空间”。

然而，会谈并未取得具体成果，因为中方希望首先在凯拉什一线实现脱离接触，而印方代表团则坚持应当优先解决此前遗留的问题。纳拉瓦内写道，这意味着脱离接触将“按照班公湖北岸—班公湖南岸—凯拉什一线的顺序推进”。双方均承认，有必要制定“一份有时间表的脱离接触路线图”，但在实施顺序和范围等根本问题上，分歧依然存在。

在第七轮会谈（10月12日至13日）中，中方代表团还纳入了一名来自海洋与边界司的代表。纳拉瓦内回忆称，中方提议从班公湖南岸和凯拉什一线开始脱离接触——而这两个方向正是印方占据优势的地段。

对此，印方认为“在两个方面完全不可接受：第一，该方案从南岸开始；第二，中方在北岸提出的后撤不仅是部分性的，而且明显对其自身更为有利”。印方代表团评估认为，“我们唯一的筹码在于凯拉什一线，一旦放弃这一优势，中方很可能会再找各种理由，在北岸问题上违背其承诺”。

因此，印方提出应从班公湖北岸率先启动脱离接触，并在凯拉什一线作出象征性后撤，作为善意姿态。纳拉瓦内回忆称，这一提议“令中方一时手足无措”。尽管会谈未能取得具体成果，但仍被视为一种进展，因为“至少双方已将各自立场摆上桌面，为未来谈判以及缩小分歧提供了起点”。印方代表团还主张采用“加勒万模式”，该模式自7月6日以来已使加勒万方向保持无摩擦状态。

在第八轮会谈（11月6日）中，依然未出现突破，但“围绕脱离接触的路线图，具体细节已被明确”。中方希望将地形恢复与脱离接触进程脱钩，但这一主张遭到印方拒绝。

纳拉瓦内解释称：“如果相关基础设施得以保留，一旦时机成熟，便更容易迅速回撤并重新占据此前腾出的区域。”

到第九轮会谈（2021年1月24日），中方同意后撤至Finger 8以东，并恢复地形——这一进展出乎意料，构成一次重要突破。也是在这一轮，会谈首次正式签署了会议纪要。

1月27日，中国问题研究小组决定接受这一协议，但附加条件是：该协议仅作为实现全面脱离接触的前置步骤。这一决定在性质上既是政治性的，也是军事性的。

纳拉瓦内写道，尽管仍有若干问题悬而未决，但印度依靠其在凯拉什一线占据的优势，并不足以迫使对方接受一次性、全面的解决方案——这一判断此后一直引发争论。

此外，班公湖北岸中国基础设施的影像在政治上已令莫迪政府陷入尴尬。纳拉瓦内指出，当时摆在面前的选择是：先确保看得见的80%，而不是在就剩余部分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冒失去一切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相关考量已不再是军事层面的，而是外交和政治层面的——而这些因素，本不应由陆军参谋长来权衡。

2021年2月10日至19日，脱离接触按部就班地展开，并被向全球公开展示。然而，最终呈现出的并非如以往对峙结束时那样恢复到事态发生前的原状，而是一种新的分隔地理格局。一些从未被公开承认为“缓冲区”的区域，实际上限制了印军在2020年5月之前仍可进入的巡逻范围。

国防部长就班公湖脱离接触向议会通报情况时，并未说明该安排是以双参考点为基础。莫迪政府选择了沉默而非透明，使脱离接触被包装为一次成功，而其所做出的让步则被掩盖在公众视野之外。

纳拉瓦内的叙述揭示了印度方面所做出的让步。所设立的所谓“缓冲区”，并非和平的象征，而是一种被管理的分隔状态。与此同时，印度事实上承认了中方关于实控线的主张与自身主张具有同等有效性。这一方案并非源自印度军方的作战需要，而是在政治现实压力下形成的权宜之计。围绕边界问题的全面解决，仍在等待之中。

在2026年1月的年度新闻发布会上，现任印度陆军参谋长乌彭德拉·德维韦迪将军（General Upendra Dwivedi）在回应有关“降级（de-escalation）”的问题时透露，政府已成立专家组和工作组，印度陆军目前“正在等待这些讨论的结果”。他表示，一旦这些小组形成某种“具体、合乎逻辑且具协同性的解决方案”，军方将开始在实地加以执行。德维韦迪还指出，这一过程“将需要一定时间，而我们已经做好了等待的准备。”

四

在2020年8月危机之后，战略圈内逐渐形成了一种叙事：认为印度对凯拉什一线高地的占领，是一次事先筹划好的行动——一种“以牙还牙”的反制方案，旨在惩罚中国在5月和6月的推进行动。在这一叙述中，莫迪只是一直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于8月30日动用军队，在没有直接中方挑衅的情况下重新夺回主动权。

这一版本最为明确地由乔希提出。他在2024年出版的回忆录《谁敢胜出：一名士兵的回忆》（Who Dares Wins: A Soldier’s Memoir）中写道：“在经过充分的规划和准备之后，我们在凯拉什一线的R2地区（即热藏拉—热钦）发起了对等反制（Quid Pro Quo，QPQ）行动，覆盖班公错南北两岸，并进一步向北延伸至久拉和阿内拉等山口。”

现任印度外交部智库“当代中国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负责人的乔希声称，印度陆军“完全出其不意地打了中方一个措手不及，将其重新拉回谈判桌，并迫使其仓促后撤”。

然而，纳拉瓦内的回忆录——即便并非有意——却对这一说法构成了实质性反驳。相关行动并非预谋，而是对中方当时行动的直接应对。这一差别至关重要：如果这是一场事先策划的对等反制，那么主动方将是印度，而非中国。

纳拉瓦内在是否下令开火问题上的犹豫，正是进一步的旁证——如果印度是主动发起行动的一方，那么冲突升级在逻辑上或许可以成立。但如果印度是在回应中方推进，那么“第一枪”的政治与战略责任，就应当落在中方一侧。

边境公路组织（BRO）的工作人员在班公湖畔休息。图源：“罗生门下歇”微信公众号

这一差别决定了印度战略体系如何理解刚刚发生的一切。印方担心，任何主动的军事行动都可能刺激中国、引发更大对抗。苏杰生在2023年接受ANI采访时说：“你看，他们是更大的经济体。那我能怎么办？作为一个更小的经济体，我要去跟更大的经济体打架吗？这不是‘反应不反应’的问题，这是常识问题。”

纳拉瓦内的回忆录还揭示，政府对拉达克危机的媒体报道极为在意。最早的迹象来自他与苏杰生的私下会面——会谈时没有随行助手或参谋军官。在一次会面中，纳拉瓦内回忆称，苏杰生表示，他对有关与中方磋商内容向媒体泄露“非常担忧、非常不安”。纳拉瓦内说，他“更为担忧”，因为这类泄露会直接影响军事谈判。他向部长保证，军方不是消息源，并指出中国问题研究小组会议“与会者太多”。

同时，尽管军方作战机构已明确限制在相关部门使用手机，但“一些高级总干事（DGs）和秘书（Secretaries）并未遵守”。他回忆说，他在2020年11月10日与莫迪举行的双月例行会晤中提出了这一问题。在向总理汇报拉达克东部局势及谈判进展后，他警告莫迪，信息泄露正在危及谈判，因为中方“经常推翻此前讨论过的内容”，理由是其认为印度试图通过“带有目的的泄露”让中方陷入被动。纳拉瓦内未记录莫迪对此作出何种回应。

到2021年1月，对信息泄露的担忧已促使召开了一次纳拉瓦内所称的“知情必要”（need-to-know）的小范围中国问题研究小组会议，地点在拉杰纳特住所。与会者包括苏杰生、多瓦尔和纳拉瓦内本人，以及外秘哈什·瓦尔丹·什林拉（Harsh Vardhan Shringla）、东亚事务联合秘书纳文·斯里瓦斯塔瓦（Naveen Srivastava）和军事行动总参谋帕拉姆吉特·辛格·桑加中将（Lieutenant General Paramjit Singh Sangha）。

纳拉瓦内写道，触发此次会议的直接原因是：在谈判仍在进行之际，第八轮和第九轮高级军事指挥官级会谈的结果在数日内即出现在媒体上。“这已反复成为一个令人头痛、令人担忧的问题，”他指出，“因为它有可能使谈判脱轨。”他称，中方多次向印方抱怨，“甚至在他们尚未来得及向更高层汇报之前，相关新闻就已经出现在我们所有的电视频道上。”印方军官不得不一再解释说，“我们是一个拥有自由、开放媒体的民主国家，这一点他们只能予以理解和承受。”

然而，将责任归因于“自由、开放的媒体”，与印度当下的现实并不相符。莫迪在其执政期间从未召开过一次新闻发布会，只接受过对其友好的媒体采访，而且相关内容需经其办公室审阅。纳拉瓦内写道，他在2021年1月的这次会议上再次强调，如果信息泄露如此具有破坏性，“国家安全顾问办公室拥有足够的资源来锁定泄密源头”。

他补充说，“国家安全顾问一定对此进行了调查，因为此后就再也没有发生过泄露。”这一情况究竟更能说明多瓦尔在管控媒体报道中的作用，还是媒体本身愿意被管控，仍有不同解读空间。可以确定的是：鉴于纳拉瓦内尚未出版的回忆录自2023年以来已在内部流传，但其中具有爆炸性的披露几乎未引起任何公开讨论，关于电视新闻曾揭露政府试图压制的‘不便事实’这一说法，如今看来已显得难以成立。

在以往与中国发生的边境危机中，印度一贯坚持恢复到既有现状。这通常包括拆除任何新增基础设施、恢复原有的军事部署，并继续行使既有的巡逻权利。然而，在拉达克东部，这些做法全部被放弃。纳拉瓦内在回忆与苏杰生的一次谈话时，记录了一种颇为反常的理由，用以解释为何不再严格坚持“既有现状”——苏杰生当时主张不宜过早解决问题。

苏杰生认为，谈判拖得越久，对印度反而越有利：各方占据的阵地会逐步固化为一种“新的现状”，这一逻辑与中国在其陆地和海上边界问题上的做法相呼应。他表示，印度应当做好准备，不仅在整个冬季维持前沿部署，而且要“坚持到问题解决为止，哪怕需要多年”，并以1987年桑多河谷（Sumdorong Chu）危机的长期化解过程作为例证。纳拉瓦内指出，这一思路直接塑造了印度作出为“长期驻守”建设相关基础设施的决定。

这一论证建立在一个有缺陷的前提之上：即时间天然有利于印度。2020年之后的现实表明，情况恰恰相反。1987年时，中印两国在相对实力上更为接近。而今天，力量差距已十分明显。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在经济、技术和基础设施方面的优势显著扩大。

作为结构性更强的一方，在地形条件更为有利、边境基础设施更完善的情况下，中方更有能力将“半永久性”的前沿部署转化为持久的既成事实，并在外交与军事层面上与印度长期周旋、消耗时间。

相比之下，印度在资源更为有限的条件下，不得不承担维持高海拔前沿阵地的高昂成本，其负担明显更重。与此同时，中国已将其在拉达克东部的部队规模削减了一半，并将平民进一步向边境推进，安置在靠近班公湖的村庄。

《经济学人》在2025年12月获准进入拉达克东部地区采访后报道称，“自加勒万事件以来，中方在实控线沿线的建筑数量增加了十倍。”报道指出，尽管印度也在推进一定程度的基础设施建设，但一名印度军官表示，“在更大预算支持下，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速度至少是印度的四倍。”卫星影像显示，中国正在缓冲区附近修建新的建筑。虽然这些活动发生在中方控制区域内，但它们巩固了解放军的实体存在，并以一种不显眼却持续的方式，重新校准了中方的领土主张。

换言之，时间站在中国一边。中方可以耐心等待，通过选择性脱离接触，为渐进式既成事实赋予合法性，并逐步消磨印度政治意志。这一动态在王毅外长2025年访印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即便核心争议仍未解决，莫迪政府仍作出多项让步，以对外营造双边关系“恢复正常”的形象。

长期对峙还牵制了印度的军事资源，限制了印度将注意力投向印太地区、或应对来自巴基斯坦挑战的能力。《经济学人》援引一名西方官员的话称，印度资源之紧张，以至于在2025年5月的印巴空战期间，不得不将两支旅从实际控制线方向调往印巴边境。

纳拉瓦内的披露揭示了莫迪政府对华战略核心处的一项根本性矛盾——这一矛盾常被战术层面的高调表述所掩盖，却在回忆录冷静而不回避的作战细节中清晰显现。政府宣称通过兵力重新部署和基础设施投资实现威慑。而在现实中，其主导的却是一次战略性后退，这一后退被民族主义修辞所包装，并通过信息管控得以维持。

看看地面上的现实。印度已经放弃了冬季牧场，并设立了缓冲区，在没有任何正式书面协议的情况下，事实上让出了存在争议的地区。作为高度军事化边境地带中中国最突出的单一优势，基础设施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

位于实控线中方一侧的阿克赛钦是一片高原地形，平坦的地势使解放军能够在仅用两个夜晚的时间内，将后方兵力机动至边境，速度远快于印度。中方拒绝按照“基于机动时间”的原则讨论降级，而莫迪政府则以边境“和平与安宁”的话语作掩护，佯装局势已经恢复正常。

与此同时，脱离接触的具体机制本身仍属机密，既不接受议会审查，也不受民主问责。当民主监督在战略上变得不便时，莫迪政府便直接将其从公众视野中删除。这并非审慎的安全管理，而是通过操控认知来掩盖重大让步。

更具指控意味的是，2020年8月危机中暴露出的政治责任缺位。莫迪将具有历史意义的决断责任交由陆军参谋长承担，这一先例具有危害性。它确立了一种模式：当压力达到顶点时，印度的文职领导层选择退回到作战层面的模糊地带，而非提供战略上的清晰指引。

印中关系中的结构性问题之所以持续存在，是因为历届印度政府始终回避根本性问题，而非正面加以解决。2020年的脱离接触框架重蹈了这一覆辙：在未就实控线这一任何持久解决方案的前提条件作出明确界定的情况下，印度让步于某些表述和机制，这些安排不仅限制了印度自身的政策灵活性，也在事实上为中方主张赋予了正当性。印中双方或许降低了该地区发生冲突的风险，但这种脆弱的“和平”一旦受到扰动，双边关系仍可能迅速再度陷入混乱。

这一点，印度民众似乎比政府看得更清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在2025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三分之一的印度受访者认为中国是对印度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46%的受访者认为两国之间的领土争端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一比例与2016年调查结果几乎完全一致。此外，约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是一个“非常严重”或“比较严重”的问题。

这种不对称并不仅仅体现在军事层面，而是认知层面的不对称。据报道，在2025年5月印巴冲突期间，中国曾使用无人机对印度边境进行侦察。中方将未解决的边界问题视为长期施压点，而印度则将其视为可以通过邻国间“善意相处”加以管控的摩擦因素。这是两套彼此不相容的认知框架。在缺乏大量前期实质性准备的情况下，任何峰会层级的外交都无法消解这种不相容性。

莫迪在与中国领导人互动上投入了大量政治资本，却在核心问题上毫无进展。在2025年5月的冲突中，巴基斯坦不仅部署了中国的武器系统，还依赖中国提供的天基情报收集、目标指引、数据处理和网络活动支持。中国同时还提供了外交层面和叙事层面的支援。印度陆军副参谋长拉胡尔·R·辛格中将（Lieutenant General Rahul R. Singh）公开表示，巴基斯坦“从中国获得了有关印度军事动向的实时情报”。 

纳拉瓦内在回忆录的结尾保持了一种谨慎的自信，认为印度已从“劝阻性威慑”（dissuasive deterrence）转向“可信威慑”（credible deterrence），中方必须认识到通过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极低。但这一判断的前提，是中方曾经寻求过军事解决方案——而事实未必如此。即便在台湾问题上——这一政治优先级更高的议题——中国迄今采取的也是施压，而非战争。

其对印策略似乎同样如此：在不升级的前提下持续施压。因此，真正的差距并不仅存在于军事或外交能力上，而在于政治意志。纳拉瓦内在2020年8月31日保持克制，在作战层面或许是合理的。但莫迪拒绝为这一决定承担政治责任，则并非如此。缺乏政治决断支撑的威慑，只是一种表演，而非战略——它释放出的信号是软弱，而这种软弱只会招致中方持续不断的试探。

印度未来的出路，取决于是否正视一个莫迪政府始终回避的事实：中国并不将印度视为对等国家，并据此展开谈判。在中国看来，印度在大国等级序列中的位置，远低于美国。纳拉瓦内提出过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作为一种建立信任的措施，但这样的协议在政治上并不现实——而且颇具意味的是，双方都不愿主动提出这一设想。

在军事能力、战略理论与文职决策之间缺乏协调一致的情况下，印度的威慑态势将继续呈现出不对称、且在作战层面空洞化的状态。真正不可或缺的，是政治上的坦诚。

压制纳拉瓦内回忆录，本身已成为这一失败的象征。一个不愿向议会或公众坦陈印度在2020年距离冲突升级究竟有多近、以及其决策过程何等临时拼凑的政府，无法令人信服地宣称其拥有战略自信。被保护的并非国家安全，而是对掌控力的幻象。

作者简介：苏珊特·辛格，印度《大篷车》杂志咨询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