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虚幻：从庞贝古城看西方历史遗址的虚假建构与认知误导

摘要：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造就的庞贝古城，被视为古罗马文明的“活化石”。然而自1748年发掘以来，历经两个多世纪的考古干预，这座遗址已非纯粹的原始遗存。本文以考古时间线为脉络，系统梳理庞贝遗址在早期发掘、技术重建、战争修复、景观复原等阶段的真实性争议，结合《威尼斯宪章》等国际准则与最新学术研究，剖析修复伦理的核心困境，并探讨现代技术带来的新挑战。研究表明，庞贝的“真实性”是原始遗存与历代建构的复合产物，而这一案例更揭露了西方历史遗址领域的虚假宣传积弊，为我们批判西方相关乱象、推动全球文化遗产保护坚守真实透明原则提供了重要镜鉴。

关键词：庞贝古城；考古干预； 真实性； 修复伦理；文化遗产

庞贝古城被掩埋居民化石

一、引言

庞贝古城的发掘与保护史，是一部考古学理念与技术不断演进的历史，更是一部关于“真实性”定义的争议史。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庞贝以其“被火山灰瞬间定格”的独特性，成为公众认知古罗马文明的核心载体。但学界始终存在一个核心追问：我们今日所见的庞贝，究竟是公元79年的原始城市遗存，还是19至20世纪考古学家、建筑师与政治家共同建构的文化景观？

这一追问触及文化遗产保护的本质命题——当原始遗存无法独立存续时，干预性保护如何平衡“留存历史”与“避免建构”？自18世纪中叶发掘至今，庞贝经历了“寻宝式发掘”“创造性重建”“紧急修复”等多个阶段，每一次干预都在改变遗址的物质形态与认知维度。本文结合最新考古发现与国际保护准则，系统解析庞贝真实性争议的核心维度，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历史镜鉴。

二、历史干预的脉络：庞贝“真实性”的逐步建构（一）18-19世纪：科学缺失下的“记录黑洞”与认知偏差

庞贝的现代发掘始于1748年的波旁王朝时期，直至19世纪中叶，整个发掘过程始终缺乏科学的记录体系，形成了影响深远的“记录黑洞”。伦敦大学学院（UCL）的考古学研究指出，这一时期的发掘本质上是“寻宝式作业”，发掘者的核心目标是获取精美文物以彰显王室权威，而非还原历史语境。这种发掘模式带来了三重不可逆的损害：

其一，文物脱离原始语境。在赫库兰尼姆遗址发现的一套青铜字母，因缺乏任何出土位置与关联信息，被发掘者随意摆放，最终丧失了重构铭文、还原历史信息的可能性。类似的案例在庞贝早期发掘中俯拾皆是，大量陶器、雕塑被移出原址后，其作为历史场景组成部分的价值彻底湮灭。

其二，破坏性发掘手段。由于缺乏专业工具与保护意识，发掘者不仅使用撬棍、锄头等简陋工具强行拆解建筑遗存，导致大量壁画、墙体在发掘过程中碎裂损毁；波旁王朝的工程师甚至使用炸药来加速发掘，这种极端手段对遗址造成的结构性破坏与信息湮灭。

其三，主观化重建雏形。早期发掘后，为满足公众参观需求，建筑师往往依据古典美学想象填补遗址空缺，而非基于考古证据。正如考古学家马里奥·米龙所言：“19世纪的庞贝重建，是艺术家对古罗马的浪漫想象，而非历史学家的严谨复原。”这种缺乏证据的主观建构，为后世的真实性争议埋下了伏笔。

（二）20世纪初：斯皮纳佐拉的“创造性重建”与政治话语渗透

20世纪11至23年，维托里奥·斯皮纳佐拉在阿邦丹扎街的发掘与重建，将“主观干预”推向了新的高度。其提出的重建理念——“尽可能完整地重建纪念碑、姿态、生活，甚至生命被熄灭的瞬间”，突破了传统发掘的“被动记录”原则，采用“原址重建法”（anastylosis）对遗址进行主动塑造。

斯皮纳佐拉的创新发掘顺序（从上至下）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上层建筑，但也带来了严重的真实性问题。为还原“古罗马街景”，他依据壁画中的建筑形象，重建了大量木制阳台与建筑立面，这些重建元素缺乏直接的考古遗存支撑，更多依赖于视觉美学的推测。例如，他通过建筑正面的窗洞布局推断店铺功能，却未能进入建筑内部进行验证，导致部分“复原”的商业空间与实际历史功能不符。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重建成果后来被墨索里尼政权所利用，成为彰显“意大利管理文化遗产能力”的政治符号。法西斯政权将庞贝塑造为“古罗马帝国辉煌的延续”，通过斯皮纳佐拉重建的整齐街景，传递集权统治下的秩序美学。这种政治话语的渗透，进一步模糊了遗址的历史真实性，使其成为权力意志的投射载体。

（三）二战后：紧急修复的材料异化与记录缺失

1943年9月，盟军对庞贝的轰炸造成100余座建筑受损、1378件文物被毁，这场灾难开启了遗址的“第二次生命”——紧急修复阶段。为防止遗址进一步坍塌，修复者广泛采用钢筋混凝土等现代材料进行加固，这种“实验性修复”虽解燃眉之急，却留下了长期隐患。

现代材料与古代遗存的兼容性问题很快显现：钢筋混凝土的热胀冷缩系数与古罗马砖石差异巨大，长期作用下导致墙体开裂、遗存剥离；更致命的是，钢筋混凝土中的氯离子随时间迁移，引发古代砖石发生盐析破坏（salt efflorescence），这正是2012年“庞贝坍塌危机”的核心技术根源之一。更严重的是，紧急修复过程中的“双重标准”与记录缺失。部分修复段落（如波塔·马里纳门外立面）刻意隐藏现代干预痕迹，未设置任何铭牌标记；而另一些段落（如轰炸后修复的城墙）则用红砖线明确区分古今。这种混乱的修复逻辑，使得后世难以准确甄别原始遗存与现代添加的界限，进一步加剧了真实性认知的复杂性。正如考古学家安娜·玛丽亚·利贝拉蒂所言：“战争与紧急修复，让庞贝从‘火山灰保存的古城’彻底变成了‘古今材料混杂的建构体’。”

（四）当代景观：花园重建的时代错位与生态失真

庞贝的花园复原是真实性争议的典型案例，其核心问题在于“时代错位”的美学建构。维蒂之家的花园作为早期复原典范，依据种植床轮廓与1879年植物学家科梅斯对壁画植物的研究，种植了柏树、夹竹桃等50种植物。但这一复原模式很快走向极端，潘萨之家的花园被错误种植了橙子、柑橘、木兰等品种——历史考证显示，橙子9世纪才传入意大利，柿子直至20世纪才在坎帕尼亚地区广泛种植。

1906年，考古学家索利亚诺在提交给意大利公共教育部的报告中，尖锐批评这种复原“以美学诉求取代历史真实”。当代孢粉分析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这种失真：通过对庞贝遗址地层孢粉的提取与鉴定，古代庞贝的植物种类约为120种，与今日遗址内279种植物存在显著差异。这些“想象中的古代花园”，虽满足了公众对古罗马田园生活的浪漫期待，却扭曲了历史生态的真实面貌。

三、技术创新的悖论：从石膏铸像到AI重组的真实性困境（一）菲奥雷利石膏铸像：情感真实与科学真实的撕裂

1861年朱塞佩·菲奥雷利发明的石膏铸像技术，成为庞贝最具标志性的文化符号。其技术原理是利用火山灰中有机物质腐烂后留下的空腔，灌注石膏还原遇难者的“死亡姿态”。104具铸像所营造的“灾难瞬间”，让公众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但这一技术自诞生起就伴随着科学争议。

菲奥雷利未详细记录操作流程，导致技术细节成谜。2015年庞贝铸像项目通过CT扫描与X光分析发现，大量铸像在浇筑前被人为移除了遇难者骨骼，部分铸像还混入了石膏、砖块等非原始材料，所谓“真实还原”实则包含大量人为操控。2024年，哈佛大学与佛罗伦萨大学的研究团队通过古DNA分析进一步证实，铸像所呈现的“身份特征”与骨骼遗骸的实际遗传信息存在显著偏差——部分被认为是“本地平民”的铸像，其遗骸DNA显示具有外来族群特征。

这一发现彻底撕裂了石膏铸像的“科学真实”外衣。伦理层面，该技术因破坏遗骸完整性已被禁用；认知层面，它塑造的“情感真实”误导了公众对灾难现场的理解，让人们忽视了考古遗存的复杂性与模糊性。

（二）现代数字技术：虚拟重建与AI重组的新挑战

进入21世纪，数字技术的应用为庞贝保护带来新机遇，也引发了新的真实性争议。“罗马重生”3D重建项目与“庞贝元宇宙”展览等数字产品，通过沉浸式体验让公众“穿越”回公元79年的庞贝，但这种“过度真实”的虚拟场景被批评为“整体化的历史叙事”。学者指出，这些虚拟重建将考古假设固化为“既定事实”，无法呈现研究中的争议与不确定性，容易让公众产生“考古学家已完全掌握历史真相”的误解。

2024年欧盟资助的RePAIR项目更具争议性。该项目利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重组二战期间被炸碎的壁画碎片，技术上实现了壁画的“完整复原”，但核心问题随之而来：AI依据算法逻辑选择碎片拼接方式，这种“算法选择”是否掺杂了当代技术伦理与审美偏好？由AI重组的壁画，究竟是对公元79年原始状态的还原，还是21世纪技术理性的建构？这一问题将真实性争议从“物质层面”延伸至“算法层面”，为文化遗产保护提出了全新命题。

四、修复伦理的核心困境：真实性与可读性的博弈

庞贝的百年干预史，集中体现了文化遗产修复的核心伦理困境——如何平衡“真实性”与“可读性”。1964年《威尼斯宪章》确立了“最小干预”“真实性保护”的核心原则，明确反对无依据的物质性再造；而1994年《奈良真实性文件》对真实性的界定更具阐释力，其明确提出真实性应包含“形式与设计、材料与物质、使用与功能、传统与技术、位置与环境、精神与情感”等多维内涵，这一多元框架更能精准揭示庞贝“原始遗存与当代干预复合”的复杂性，也为批判西方单一化、主观化的修复逻辑提供了更全面的理论依据。

“可读性修复”的误区在庞贝表现得尤为突出。部分修复者为让遗址“易于理解”，刻意简化历史层次，将复杂的叠压遗存改造为“清晰的古罗马场景”。这种做法看似提升了公众的参观体验，实则剥夺了遗址的历史模糊性——而这种模糊性恰恰是激发公众批判性思考的重要载体。正如遗产保护专家詹姆斯·科纳所言：“古迹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原始形态，更在于其承载的历史层积；过度追求可读性，本质上是对历史复杂性的简化与背叛。”

庞贝的钢筋混凝土加固、壁画AI重组、花园植物补植，都是“原始物质与当代干预的复合产物”的体现。我们如何重新定义“真实性”？真实性不应局限于“原始物质的纯粹性”，更应包含“历史层积的透明性”，即让公众清晰知晓遗址中哪些是原始遗存，哪些是后世添加。

五、认知鸿沟与传播反思：公众对庞贝“真实性”的误解

伦敦大学学院（UCL）2013年的游客调查揭示了一个严峻问题：绝大多数游客认为庞贝是“保存完好的原始古城”，仅有极少数人意识到遗址的“建构性”。这种认知鸿沟的形成，与传播方式密切相关：旅游宣传将石膏铸像、重建街景塑造为“庞贝真实面貌”，数字展览通过沉浸式体验强化了这种“伪真实”，却忽视了对“干预历史”的科普。

2025年北京举办的《庞贝古城：最后一日》VR展览，虽吸引了大量观众，但也因“过度真实”的场景设计引发争议。部分观众在体验后表示“仿佛亲历了火山爆发”，却不知VR场景中的大量细节（如建筑内饰、人物动作）是基于考古假设的艺术创作。这种沉浸式传播虽提升了文化传播的吸引力，却加剧了公众对真实性的误解。

解决认知鸿沟的关键，在于构建透明化传播体系：在遗址参观区域设置详细的干预历史说明牌，标注不同遗存的年代与修复信息；在数字展览中增加“考古争议”模块，呈现不同学者对同一遗存的解读；更需明确的是，针对西方历史遗址的传播乱象，我国学者和媒体应主动发声，要求其披露遗址的干预历史与建构过程，打破“绝对真实”的叙事假象，引导公众建立批判性历史认知。

六、结论：作为“历史层积”的庞贝及其遗产启示

庞贝古城的真实性争议，本质上是对文化遗产本质的追问。这座被维苏威火山“冻结”的城市，在两个多世纪的考古干预中，逐渐形成了“原始遗存+19世纪想象+20世纪政治建构+当代技术重塑”的多层历史叠加体。我们今日所见的“庞贝古城”，是历代考古理念、技术水平与价值观念的投射载体。

认识到庞贝的“建构性”，为我们提供了更理性的保护与传播视角：在保护层面，应遵循“最小干预”与“透明性”原则，避免无依据的主观重建，同时清晰记录所有干预行为，为后世研究留下完整档案；在传播层面，应打破“绝对真实”的叙事模式，向公众呈现遗址的“历史层积”特征，培养公众的批判性历史认知。值得注意的是，中西方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存在显著差异，可形成鲜明对照：中国古建筑保护秉持“修旧如旧”原则，强调在修复中最大限度保留原始材料与传统工艺，如故宫太和殿的修缮严格遵循“原形制、原结构、原材料、原工艺”；而圆明园遗址则采用“遗址保护”模式，不进行主观重建，仅通过清理、加固保留历史遗存的原始形态，让公众直面历史创伤与岁月痕迹。这种理念与西方“anastylosis”（原址重建法）常出现的主观补全、美学优先逻辑形成鲜明对比——西方重建往往为追求“可读性”而牺牲原始性，而中国理念更侧重真实性的多元维度与历史层积的完整呈现。此外，庞贝的乱象并非个例，雅典卫城的重建中曾用现代钢材替代原始木构、罗马斗兽场的修复存在过度补全的主观建构，这些案例共同印证了西方历史遗址领域虚假操作的系统性问题。

必须清醒认知：西方诸多历史遗址的发掘、修复与传播中，以“可读性”“吸引力”为借口的虚假操作早已形成惯性——或用现代想象伪造历史场景、填补考古空白，或刻意掩盖干预痕迹、将“建构产物”包装成“原始遗存”，或固化单一叙事、消解历史的复杂性与争议性。这种系统性虚假宣传绝非偶然失误，而是对文化遗产本质的根本背叛，更是对公众历史认知的蓄意误导。它将动态复合的历史真实粗暴简化为静态绝对的“伪真实”，既剥夺了公众理解历史复杂性的权利，也消解了文化遗产的历史与教育价值，使诸多西方历史遗址沦为商业利益与政治诉求的工具。唯有精准批判并根治这一积弊，推动西方披露遗址干预历史与建构过程，坚守真实透明的核心原则，才能为全球文化遗产保护树立正确标杆。（微信公众号【雁木之间】）

参考文献（部分）

[1] 马里奥·米龙. 庞贝的考古与幻想[M]. 罗马：意大利考古研究所出版社，2018.

[2]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 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威尼斯宪章）[Z]. 1964.

[3] 安娜·玛丽亚·利贝拉蒂. 战争与修复：庞贝的第二次生命[J]. 考古学评论，2020（2）：45-62.

[4] Mittnik A, Caramelli D. Ancient DNA Reveals Unexpected Diversity in Pompeii's Human Remains[J].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24, 15(1): 7892.

[5] 弗朗索瓦·马佐瓦. 庞贝古城壁画[M]. 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社，1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