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交工资的年轻人：不装了，钱不够

视觉志

2026年01月28日 18:33:11 来自山东省

“第一份工资4000，上交家用2500。”

“总是被问工资多少，明里暗里暗示我交家用。”

“潮汕男生出社会后每个月给家里打1000家用算少吗？”

社交媒体上，类似的帖子反复涌现。“交不交家用”这个话题，正悄悄在互联网上掀起一波又一波热议，成为年轻人之间新的分歧点。

争议围绕着“是否应该自愿交”“交多少算合理”“这笔钱和孝顺是否紧密关联”等等。

在某些地区，“交家用”成为一种默认的成人礼，一部分年轻人发现，他们进入社会后的第一笔长期固定支出，往往不是房租、社保，而是来自家庭内部。

在各抒己见的舆论场中，关于家用的争论也引来许多人的疑惑：家用，是什么？

家用，顾名思义就是“家里用的钱”——年轻人工作之后，每个月将工资的一部分上交父母，用于家庭支出或者孝顺父母。这一习俗在广东、香港地区尤为普遍。

有人调侃，“交家用简直是广东的特色社保。”

广东IP的网友发出疑问，“原来交家用不是全国统一？”

更有网友自嘲：“广东真是压岁钱最少、份子钱最少，从小穿拖鞋大裤衩校服裤，长大了还要交家用。”

但当“交家用”这件事变成默认义务，裂痕开始出现。

对一部分年轻人来说，交家用并非反哺，而是一种提前到来、无法拒绝的经济责任。

一毕业就交家用的年轻人

在林夕的成长经验里，“交家用”并不是一个需要被郑重讨论的概念。

“我们不说‘家用’这么文雅的词，就是直接说要给家里交钱。”

林夕今年22岁，来自广东梅州。在梅州的客家语境里，这件事从小就很直白：工作了，就要给家里转钱。

早在找工作的阶段，林夕就已经把“要给家里多少钱”算进了未来的收入里。在筛选岗位时，她会下意识偏向工资更高的那一个。

今年大学毕业后，她成为一名老师，住在学校宿舍。最初几个月，因为工资不太稳定，林夕没开始交家用。

但她明显能感受到母亲的旁敲侧击：“她会突然来关心我，先问我的钱够不够用，再问最近工作顺不顺利。”林夕很清楚，这样的关心，背后真正的指向是什么。

对林夕来说，弟弟出生后，这样的旁敲侧击就开始了。

林夕家里五口人：父母、姐姐、她，以及一个还在读高中的弟弟。姐姐中专毕业后当幼师，工资并不高，却很早就开始交钱，直到结婚才停止。

林夕是在“看着姐姐交”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这件事，迟早会轮到自己。

第一次交家用，林夕给母亲转了1500元。那个月，她的工资偏高，而弟弟正好开学要交学费。后来几个月，工资稳定在7000元左右，她把要交的家用降到了1000元。父母生日时，她会多给两百。

林夕给母亲转的部分家用/受访者提供

到现在为止，林夕已经交了四个月家用，一共将近6000元。这几乎等同于她一个月的可支配收入。

林夕对交钱这件事很反感，也很无力。因为要交家用，她只能减少一些在爱好上的支出。她还想存钱，但交完家用后几乎很难实现。

让她纠结的是，母亲其实并没有亏待过她。

大学期间，父亲受伤后不能工作，母亲一个月只有三四千的收入，却坚持给她两千的生活费，这在三线城市里并不算少。相比之下，她身边不少同学的生活费只有一千到一千五。以前上高中，在身边同学生活费只有几百的时候，母亲也坚持每个月给一千的生活费。

林夕感到很奇怪。也正因如此，拒绝，则显得更加困难。

这种矛盾贯穿她对家庭的全部感受。一方面，她觉得自己和父母的情感连接很弱，几乎不主动联系；另一方面，她又清楚地知道，自己无法彻底从家里抽身。

图/电影《女孩》

林夕对交家用最深的抵触，来自两件与姐姐有关的事。

第一件，是姐姐刚工作那年。姐姐当幼师的工资只有两千多，却被要求上交一千家用。冲突爆发在过年期间，因为放假，她的工资到账得很晚。

母亲连续几天追问、催促姐姐交钱，“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妈非要逼我姐拿钱。”

有一次林夕和姐姐在厨房干活，母亲直接冲进来质问姐姐，为什么还不把钱拿出来。“我当时就觉得很难过、很生气，但我还在读高中，什么都不敢说。”

第二件，是姐姐结婚。在梅州，结婚意味着“不再交家用”。林夕偷听到母亲私下抱怨，“这么早结婚，家里就少了很多钱。”

彼时林夕在上大学，弟弟在上高中，都需要学费和生活费。母亲便一直对姐姐挑刺，甚至说出“女儿嫁出去就是卖出去”“跟别的男的跑了”“是不是就是不想给家里交钱”这样的难听话。

转头又跟林夕说，以后不能那么早结婚，还要给家里多挣点钱，弟弟还要上学。

林夕气得流泪，她觉得不可理喻——明明姐姐结婚时的彩礼已经收下，母亲却仍然指责姐姐“让家里少了一份收入”。

在某些家庭叙事中，子女的成长，并不等同于家庭的退出，而只是资源流向的改变。

图/电影《我的姐姐》

林夕一直以为交家用是客家人的传统，上大学后发现粤西那边也几乎是这样。

但是，林夕有一个堂妹，堂妹家里只有她和她哥哥两个小孩，她哥哥已经挣钱，因此家里的钱基本都给堂妹花。

林夕不由得会想，那是不是她以后就不用交家用了？想到这里，林夕心里升起些许羡慕。

交家用对林夕意味着什么？责任？还是义务？

“还债吧。”她的声音染上几分哽咽。

去年国庆回家，林夕无意中看到母亲的一个账本。上面的数字密密麻麻，记录着这些年家里在孩子身上花过的每一笔钱：学费、生活费、零用钱，以及后来她和姐姐陆续交的家用。

林夕粗略估算了一下，从高中到大学，只算生活费和学费，她花了大概10万。她想着，要把这些钱都还上。

于是她在交家用这件事上妥协了。

钱转出去，她就可以理直气壮地退出那些关于家庭、责任和牺牲的讨论。

至少在当下，这是她能为自己争取到的最大自由。

被压缩的生活

其实，这不仅仅是广东地区的传统，在很多地方、很多家庭，“家用”依然存在，只是换了个形象出现。

如果说林夕的故事发生在“大学毕业后”，玫瑰的时间点则更早。

玫瑰来自福建莆田，上有姐姐、下有弟弟，他们都在上学，只有玫瑰，19岁便从中职护理专业毕业，进入当地的卫生院工作。

第一份工资3500元，她没有为独立生活高兴太久。饭桌上，当着弟弟的面，母亲要求她每个月给家里交1000元。

“我第一反应是不想交。”她说，“我才刚开始工作，手里几乎没有存款。”她原本是想把这些钱存下来的。

争执很快升级。母亲的态度很强硬，拿养育之恩压她，“她会说，养你这么久，这不是应该的吗？甚至会说，不交的话就当没这个女儿。”

在那次争执里，她第一次意识到，她们讨论的并不是钱，而是立场——她是否有资格拒绝。

第二个月，她还是开始转账了，一交就是一年。她算了一下，如果不交家用，现在她已经能存下一万多块钱。

玫瑰上交的部分家用/受访者提供

交出去的钱并没有被明确说明用途。最初是说“帮她存”，后来变成“家里有困难”，再后来，是房租、日常开销、姐姐读大学的生活费。

“钱转出去之后，我就已经当它不存在了。”她不再细算，也不再追问流向，“否则我会一直难受。”

3500元的工资，扣掉1000元家用，只剩2500元。吃住在家，账面上看似“够用”，但她很清楚，自己过的是一种被压缩过的生活。

小县城的生活两点一线，枯燥又乏味，她只能寻找少得可怜的娱乐活动。她喜欢剧本杀，一次100多元；她想学跳舞，却迟迟不敢报班。每到月底，即便账户里还有两三百，她也不敢轻易花出去，想买的东西不敢买。

玫瑰玩剧本杀的照片/受访者提供

在父母眼里，她剩下的钱是够用的，甚至还能再存一点。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解释，这是不够用的，根本剩不了什么。”她知道，如果说自己没钱，得到的只会是“乱花钱”的指责。

她的兴趣、社交、想要的生活，并不在被理解的范围内。

某种程度上，交家用换来了一种自由。母亲管得少了，不再事无巨细追问行踪。

但这种自由是有限的。她依然有门禁，晚上十一二点回家会被电话催促；想搬出去住，哪怕是单位宿舍也不被母亲允许，被认为是“浪费钱”；想为兴趣投入时间和金钱，也得不到尊重和支持。

玫瑰和母亲的部分聊天记录/受访者提供

真正让她产生动摇，是在工作半年后，她开始社交，认识新朋友。她发现，并不是所有家庭都默认“子女一工作就要交钱”。

很多同龄人，甚至在存下第一笔钱后，才开始自愿补贴父母。有人只会逢年过节给，也有人完全没有“交家用”的概念。

那一刻，她的情绪变得复杂、苦涩。

“你说家里对我不好，也没有不好到哪里去，也把我照顾长大了。家里的困难确实是有，但想了想，这些压力好像又不该由我来承担。”

玫瑰的母亲是医务工作者，家里还开了间小店。今年三四月，爷爷奶奶生病，家里支出骤增；经营的店铺也有资金压力；家里甚至开过信用卡，挂在她名下，用来周转，母亲承诺自己还。

这些都让“拒绝”变得更加困难。如果她反驳“这些跟自己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她来承担”，便会被指责为“不孝顺”。

19岁出来工作，一年时间，已经交了1万2的家用。甚至在姐姐、弟弟还在读书的阶段，她是家里最早承担“经济责任”的那个孩子。然而，她依然会被说“不够懂事”。

玫瑰玩剧本杀时抽中的角色，便签上是剧本中的父亲给予疼爱的女儿的祝福/受访者提供

玫瑰并不是完全不愿意反哺家庭。在她看来，理想的状态是，等自己稳定下来，每个月工资有结余，再自愿地给。可以是钱，也可以是买东西等其他形式。

“而不是现在这样，每个月像交工资一样。”

当交家用发生得太早、太强制，它不再是反哺，而是提前透支年轻人的未来。

交与不交

在浙江地区，“交钱”往往被包装成另一种说法。

白术是浙江温州人，已经上班5年，有一个还在读书的弟弟。她读的是医学类专科，专升本没考上，索性直接工作，进了老家附近的卫生院。

第一份工资，一个月3000元。

因为吃住都在家里，花销不多，母亲告诉白术：“你工资发了的话，每个月给我转1000块，我帮你存着，当嫁妆。”

这句话在她的成长环境里并不陌生。

在温州农村，“女儿把钱存在父母那里，出嫁时再拿回来”，是一件被反复提起、默认成立的事。

这种说法听起来温和而合理，她没有反对。

那时她20岁，对钱的概念很模糊。3000元工资，交完1000元，还剩2000元，在乡下生活完全够用，她也没有什么强烈的消费欲望。

这一存，存了差不多一年。她没有问过钱放在哪里，也没有确认过具体用途。

后来，她为了考试和学习，就和母亲说，自己要攒钱买平板，不往家里存钱了。母亲没有明确反对。再后来她考到了外地，不再住在家里，交钱这件事就这样停了下来。

不过年终奖发下来，她还是给家里陆续转过几次钱，有时是几千，有时是一万。

白术给家里的部分转账/受访者提供

父母的说法始终是：家里要周转、先放着、以后会还。她没有追问，后来她才慢慢知道，父亲这些年一直在做投资，不止一次地失败。房子、理财、借贷，反复周转。

她不理解。在她看来，父母并不是没有稳定收入。父亲在体制内，一年有二十多万。如果只是老老实实上班、存钱，不至于走到负债这一步。

今年年初，父亲找到她，希望她用自己的公积金，帮忙贷款20万，理由依旧是“用来投资”——他和母亲手上能贷的都已经贷完了。

白术觉得父亲真是疯掉了。她知道，一旦还不上，这笔债最终只会落在她身上。

但面对父亲的请求，她没有办法，母亲也说，“你这个钱先给你爸，到时候连着嫁妆一起还你。”最终，她只同意贷10万。

贷款办下来没多久，她就用自己多年攒下的钱，加上年终奖、取出的公积金，再借了一万多，提前把这10万还清了。

父母并不知道她已经还完。而她也意识到，如果不自己兜底，这件事没有人会替她考虑后果。

直到要谈婚论嫁，她才第一次真正算了一笔账。

这些年，她陆陆续续转给家里的钱，加起来有4万。而父母口中的“嫁妆”，是20万，这在温州当地属于正常水平。

她忍不住问了一句：“那你们给我的，是20万，还是20万加上我之前存在你们那的钱？”

母亲很不高兴，“4万块钱算什么钱？”白术也不满了起来，不管多少钱，也是她工作几年辛辛苦苦攒的。她想买车，这4万如果拿回来，她立马就能买。

母亲当初一直说帮忙存着，到时候会还，但并没有说具体期限。白术也发现一个事实：那些她过去心甘情愿上交，默认“存着”的钱，其实早就不在她的控制之中。

“最好能要回来，最坏的情况，就当我补贴家里了。”而那10万的贷款，白术也当作是借父亲的了。

去年母亲生日，白术给母亲换了手机、买了金耳钉。白术说：“可以买东西，交家用不能接受。”/受访者提供

和许多讨论“交家用”的年轻人不同，豆豆并不排斥这件事，甚至在社交平台上明确表达过自己赞成交家用的态度。

但前提是，出于自愿，且不影响子女的基本生活与发展。

豆豆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帖子

豆豆是95年生人，广东潮汕人。第一次开始给家里钱，是在工作第四年之后。在那之前，她从未被父母要求过交家用。

“刚毕业那几年，我工资也不高，只有三四千，还在外面租房子，自己都是负的，家里跟我说，你的钱留着自己花。”

她出生在一个做生意的家庭，父母没有稳定退休金，但在她和兄姐还小的时候，家庭收入尚可。在之前，“交家用”从未出现在这个家的日常讨论里。

后来，父母年纪渐长，母亲已经六十多岁，没有收入；兄姐成家，豆豆的工作节奏也趋于稳定。姐姐商量说，兄妹三人每个月轮流给家里交点钱，就当给妈妈一点零花钱。

于是，兄妹三人达成了一种默契。没有强制金额，也没有固定标准。豆豆每次给2000元；姐姐收入更高，有时会给到3000、4000元。谁有能力，谁就多给一点。

豆豆给妈妈转的家用/受访者提供

“我们没有把这当作家用，就是想给老人一点钱，让他们自己买点衣服和好吃的。”

这种“给钱”的方式，在豆豆看来，更接近情感回馈，而非责任上缴。她强调，这是在她已经有余力之后才发生的事情。

工作第四年，她收入提升，也攒下了一点积蓄。这个时候再拿出一部分钱给家里，对她来说不构成压力，也不会影响她的日常生活和未来计划。

她不否认，给钱这件事对父母来说意义很大。“他们嘴上会说不用给，你自己花。但你能感觉到，他们心里是高兴的。”

这种高兴不是因为钱本身，而是一种被确认的感觉——孩子已经站稳脚跟，但还是愿意回头反哺尽孝。

也正因为这种清晰的前提，豆豆对“强制交家用”的情况始终难以理解。“你刚出来工作，几千块钱，已经是维持最基本的生活了，不往家里要钱，就已经算独立了。”

在她看来，这已经不是反哺，而是一种对年轻人生活的挤压。如果交家用已经影响到年轻人的基本生活、兴趣发展，甚至心理状态，“那就是不合理的”。

豆豆并不否认，不同地区、不同家庭，对“家用”的理解存在差异。在潮汕地区，儿子往往承担更明确的养老责任；女儿即便出嫁，仍然可能出于情感继续给予支持。

而她认识的两个潮汕人，其实也没有被强制要求交家用，而是逢年过节给家里发红包。

但她观察到，是否强制，往往比是否给钱更重要。

“有些父母让子女交家用，本质上是控制。通过钱，确认你还是被我支配的。”在她看来，当父母无法把子女视作独立个体，而是始终视作“家庭资源”的一部分，交家用就很容易变质。

图/电视剧《好事成双》

在豆豆家里，钱的流向也并非单向。

周末和节假日，她常回家住，母亲总会炖汤、准备补品。那些交上去的钱，很快就会被消耗在一家人的日常里。

“后来我算过一笔账，我给的钱，最后其实也回馈在了我们自己身上。”

但豆豆仍会在有些时候感到不适，那就是当交家用成为父母在外攀比的资本时。

豆豆妈妈那一辈喜欢在亲戚朋友面前展示孩子的孝顺，“她们之间会互相攀比，我的小孩给我买礼物了，给我红包了，仿佛小孩的付出是她们在外谈话的资本。”

即使豆豆会给母亲家用，但当母亲偶尔提到，别人家的孩子帮忙装修家里房子、带父母出去玩，她的心里还是会被刺挠一下，感到些许压力。

如果要用一句话总结她对“交家用”的理解，豆豆会说：那是一种附加行为，而不是人生前提。

“它是提升生活质量的点缀，而不是必须完成的任务。它不应该影响你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去生活、去成长。”

她并不认为不给家用就等于不孝，也不认为给得多就更值得被称赞。

真正重要的，是边界是否清晰。交家用，应该是爱的延伸，而非负担的来源。

当交家用成为一种默认

把“交家用”放回更大的语境里看，它并不是一个新鲜的社会现象，而是一种被反复复制、却很少被认真讨论的家庭机制。

“养儿防老”的观念在老一辈那里依旧根深蒂固，交家用，则成为一种孝顺的体现：是对父母多年辛苦抚养的回馈，也是家庭内部互助的一部分。

有时，更是子女的一种身份认同——我长大了，我有能力照顾家人。

这种家庭机制并非只存在于广东、香港地区。在当下，比起地域差异，这更像是一种个体的家庭差异。只不过，在不同的家庭里，“交家用”被包装成不同的模样。

在一些家庭中，“交家用”被视为理所当然：孩子成年了、有收入了，就该为家庭分担。它不一定以强制的方式出现，更多时候是通过暗示、默契，甚至是沉默完成的。

父母或许不一定会明确说“你必须给多少钱”，但生活里的水电费、房租、弟弟妹妹的学费、家里的日常开销，会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一种压力场，让年轻人难以置身事外。

阿祖交伙食费名场面

图/电视剧《外来媳妇本地郎》

表面上，大家争论的是“该不该交”“交多少合适”，但真正困扰人的，其实是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在当下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成本下，年轻人到底还能不能承受这样的责任。

问题并不完全在于“给不给”，而是这种责任是否出于自愿，又是否有清晰的边界。当交家用变成一种默认义务，而非协商后的选择，年轻人的个人需求、独立价值，往往会自动让位于家庭整体的运转。

许多选择交家用的年轻人，也许并不完全出于被迫。相反，他们往往清楚家庭的现实处境：父母收入有限、兄弟姐妹还在上学、家庭抗风险能力弱。

正是这种“清楚”，让他们更难抽身。但理解家庭的难处，反而成为年轻人压缩自我空间的不得已。

一部分年轻人很早就被推到了家庭的“前排”。家里一旦需要用钱，第一个被想到的，往往就是那个已经开始领工资的人。慢慢地，他们不只是子女，也像是家庭账本里一项可以随时调用的收入来源。

从父母的认知上说，“出来工作了就该交家用”，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阶段转换，是年轻人的“成人礼”。他们并不觉得这是负担，而是把它理解为成长的标志、责任的体现。

另一方面，在他们眼里，“交家用”本就意味着一家人共担风险，是他们熟悉、也曾亲身经历过的生活方式。

而这种代际认知的差异，则成为很多家庭矛盾的导火索。

这种差异，往往并不是情感上的对立，而是对“现实”的判断出现了错位。

过去的年代，住房成本低、社会流动尚存，个人的发展路径也相对单一，把钱交回家庭，并不会被理解为对未来的牺牲。

图/年代剧《六姊妹》

但对当下的年轻人而言，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工作不再等同于稳定，收入也不再自动通向上升。起薪偏低、增长缓慢、岗位不确定，成为很多人的常态。

与此同时，房租、交通费、餐费等基本开支往往就需要三到五千，社交和自我提升的支出被前置到人生的更早阶段。

在这种现实下，第一份工资承担的不只是“补贴家用”，而是个人能否站稳脚跟的底盘。每一笔钱都要反复计算，稍有意外就可能入不敷出。

在收入本就有限、生活成本不断攀升的情况下，把大部分工资提前划拨给家庭，意味着个人生活空间被一再压缩，甚至失去最基本的安全感。

表面上看，年轻人已经有工作了，但实际上，他们对生活的掌控感却并没有随之增加。

父母看到的是“你已经有工资了”，而年轻人感受到的，是“我还没有安全感”。当双方站在不同的现实坐标里，交家用就很容易从一种情感连接，变成一种消耗性的责任。

图/电视剧《都挺好》

对一些家庭而言，或许并不需要一个固定的“上交标准”，而是更灵活的方式：在子女收入尚低时，先让他们站稳脚跟；在家庭确实需要支持时，再坦诚沟通，而不是用“理所当然”替代讨论。

而对年轻人来说，学会表达边界，同样重要。

表达这种边界并非否认传统家庭的重要性，而是试图厘清：在承担家庭责任的同时，能否先完成自我的成长需求；在照顾父母之前，先照顾好自己。

不把“拒绝”等同于不孝，而是承认，只有先活得下去，才有能力谈长期的照顾与回馈。

归根结底，“交家用”不该是一道检验孝顺的试题，更不该成为衡量子女价值的唯一尺度。

它可以是一种选择，但不该是唯一的选项；可以是一种支持，但不该建立在牺牲个人基本生活之上。

当家庭关系不再依赖默认的责任转移，而是建立在理解与协商之上，年轻人才有可能既不逃离家庭，也不被家庭拖住脚步。

当责任被更公平地分担、被认真地讨论，“交家用”或许才真正回到它本该处在的位置——不是负重前行的起点，而是有余力之后，主动伸出去的一双手。

监制：视觉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