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和宋希濂：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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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温伯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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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八事变”期间，日军轰炸上海闸北，炮火纷飞。
此刻正是中日两国战况激烈的时候，但日本生物学家西村真琴却在废墟中救起一只鸽子，带回日本养育。不久后，鸽子死去，西村真琴有些难过，便给这只鸽子修了一座埋骨塔，称为三义塔。
三义塔修成，西村真琴又给鲁迅写信，求一首诗。鲁迅收信以后，写了一首《题三义塔》，给西村真琴寄去，其中一句是：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这句诗的主旨是日本人民不等于日本军国主义，消灭日本军国主义以后，中日两国人民要消除恩仇，再做兄弟。
其实在那个国内外局势都很复杂的年代，有机会泯恩仇的不止中日两国，很多不同政治阵营的人，也经历了“劫波起、泯恩仇”的过程。
共产党员陈赓和国民党员宋希濂，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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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生于湖南省湘乡县，其祖父是湘军将领，参加过平定太平天国、镇压捻军、陕甘回乱、收复新疆、中法战争等决定历史走向的大战，一路积累军功，做到从二品武显将军。
受祖父的影响，陈赓年仅14岁就进入湘军当兵，并在那里结识了喜欢打抱不平的彭德怀。
不久后，彭德怀因杀了恶霸而被官府追捕，被迫离开湘军，陈赓也受彭德怀的影响，脱离湘军，到粤汉铁路做工人，随后考入教员创办的长沙自修大学。
从青少年时代的经历来看，陈赓有一股侠气，出身显赫却愿意接近草莽英雄，而不愿意倚仗家族的荫蔽，走一条更稳妥的道路。
正是这股侠气，推动着陈赓在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12月，又考入广州陆军讲武学校。
和陈赓一样，宋希濂生于湖南省湘乡县，曾祖父也追随左宗棠镇守西北边关，但和陈赓不同的是，宋希濂的祖父和父亲秉持耕读传家的理念，成为饱读诗书的文人，宋希濂本人的少年时代，也是在读圣贤书中度过的。
稍微长大一些，宋希濂考入长沙长郡中学，并和同学们创办《雷声》墙报，用写文章的方式批判帝国主义侵华和军阀混战的恶行。
和陈赓相比，宋希濂的家风和经历更为传统，没有太强烈的个人色彩，基本是按照既定轨迹随波逐流。
但这些特质，也让宋希濂得到国文教师熊亨翰的赏识，并经熊亨翰的介绍，宋希濂考入广东陆军讲武学校。
在前往广州的路上，陈赓和宋希濂，相识了。
因为陈赓比宋希濂年长四岁，又有丰富的社会阅历，江湖气息浓厚，所以在他们两人的关系中，陈赓理所应当的做了好大哥，宋希濂则是亦步亦趋的小老弟。
1924年2月，陈赓和宋希濂到了广州，进入陆军讲武学校。
然而，这所学校既没有经验丰富的教官，也没有正规课程，陈赓觉得，在这里混着也是浪费时间，不如另谋出路。宋希濂没有太强的个人主见，听说陈赓准备离开，便跟着一起走了。
那时，孙中山创办的黄埔军校正在招生，陈赓和宋希濂离开陆军讲武学校以后，随即报考了黄埔军校，成为黄埔一期的学员。
从此以后，陈赓开始了“黄埔三杰”的璀璨革命生涯，宋希濂则以黄埔一期最年轻学员的身份，默默无闻的学习和训练。
黄埔一期的学习时段只有半年，5月入学、12月毕业，随后就是东征陈炯明、镇压军阀杨希闵和刘震寰的叛乱。在这个过程中，陈赓亲自背起了中正，成为校长蒋介石的救命恩人，宋希濂也屡立战功，于1925年9月晋升为副营长，时年不到20岁。
一时间，两位湖南湘乡的同乡，都站在革命的风口浪尖上。
但，就在两人都有光明前途的时候，政治局势却将两人的人生底色急剧放大，为两人制造了巨大的人生分水岭。
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创办的，故而黄埔学员多数倾向于国民党，但陈赓入学的时候，早已是资深的共产党员，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也在积极发展共产党员，于是经过慎重考察之后，陈赓郑重邀请宋希濂，加入共产党。
那时，国共两党正处在密切合作期，陈赓又是宋希濂的好大哥，见陈赓亲自相邀，宋希濂便没有犹豫，追随陈赓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可以说，宋希濂加入共产党，只是因为追随陈赓的个人情怀，而不是革命的理想信念。
事物因人情而起，必因人情而终。
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爆发，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出现裂痕，黄埔军校不再支持跨党成员，所有的在校生和毕业生，都要选择一个党做为自己的效忠对象。
陈赓的道路一向坚定，自然是站在共产党一边。
宋希濂要考虑的就多了。
从个人层面来看，宋希濂只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相当于现在高中刚毕业的年纪，仅仅因为黄埔军校的履历和蒋介石的提携，便用不到两年的时间成为营级干部，号令数百士兵，肉眼可见的前途光明。
如果按照既定轨迹持续深耕，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极有可能走到更高的位置，指挥更多的人马，成为号令一方的诸侯。
这样的美好憧憬，是蒋介石可以给与而陈赓无法给与的。
从革命层面来看，宋希濂原本就没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可能也没有坚定的三民主义信仰，现在陈赓和蒋介石发生冲突、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发生冲突，那么从现实角度考虑，选择蒋介石和三民主义，似乎是更稳妥的选择。
在这样的背景下，宋希濂便选择了国民党。
曾经的好大哥和小老弟，就此分道扬镳。
如果说陈赓是理想的具象人格，那么宋希濂就是现实的具象人格，而这种分歧，早在他们离开原生家庭时就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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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共产党的时候，宋希濂说：
“在当今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革命政党，目标是一致的。由于军队方面要求军官不要跨党，为避免发生不必要的麻烦，我打算不再跨党。我可以保证，绝不会做有损于国共合作的事。”
宋希濂曾试图兑现这份诺言，但在现实面前，他终究难以成功。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宋希濂不理解，便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说：“学生为党为国忧虑，切望校长百忙中赐教”，并希望蒋介石对那些有为青年，不要任意杀戮。
蒋介石看到信件，简单回了一句：“速来南京见我。”
三天后，宋希濂到了南京，蒋介石到底和他说了什么，现在已不得而知，但结果很明显，宋希濂彻底屈服于现实，不再对清党行动发表意见。
随后，宋希濂被保送到日本千叶陆军步兵学校进修，三年后回国，以中校团长的身份参加中原大战，1931年又晋升为旅长，驻防南京。
如果不是绝对信任，蒋介石不可能如此猛烈的提拔，如果不是绝对忠诚，宋希濂也不可能得到这么重要的职务。
可以说，宋希濂已经进入蒋介石的核心圈子了。
从1933年起，宋希濂的晋升步伐再次加速。
那年8月，蒋介石把第87师、第88师的4个团整编成第36师，任命宋希濂为师长，驻防江西抚州。在这里，宋希濂和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寻淮洲的红七军团交战，给两支军团造成一定的损失。
11月，第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反蒋事变，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蒋介石又命宋希濂率部进入福建，和第十九路军作战。
1934年9月，宋希濂再次率部回到江西，站在国民党一方，参与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虽然宋希濂被红军击中，身负重伤，但他也由此晋升为陆军少将。
次年5月，中央红军正在长征，留守中央苏区的瞿秋白被捕，关押在宋希濂的师部。蒋介石给宋希濂发文，要求“瞿秋白就地处决”，宋希濂不敢违抗命令，下令在福建长汀枪杀瞿秋白。
事后，宋希濂晋升为陆军中将，年仅29岁。
脱离共产党整整十年，宋希濂靠着追随蒋介石、和革命阵营作战屡次获得晋升，确实实现了当年的夙愿。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军政部长何应钦命宋希濂指挥第36师开拔北上，沿着陇海线进驻潼关，准备讨伐张学良和杨虎城。等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蒋介石又任命宋希濂为西安警备司令，负责西安防务。
那时，陈赓也奉教员的命令，指挥红一师自延安南下，进驻西安北部的三原县。
宋希濂听闻陈赓到来，便派人到三原，请陈赓到西安一叙。陈赓见到宋希濂的请柬，想着在上海被捕以后，宋希濂还带着黄埔同学向蒋介石求情，这份情不能不还，便收拾行装，到了西安。
多年后，宋希濂在文章里写道：
“陈赓由延安来到西安，久别重逢，欢喜异常，我约他吃饭并叙谈往事。”
但宋希濂没有写的是，陈赓穿着一身土布军装，麾下仅有几千人的一个师，他则穿着将呢军装和锃亮皮鞋，麾下不仅有一个满装师，还有一座西安城。
可以想见，宋希濂见到陈赓的时候，应该有一种得意的心情，那意思就是：
“大哥，我的选择是对的，你不行了。”
而陈赓在离开三原时，专门印了一张名片，既表示对此次会面的郑重，也表示两人分处不同阵营，此次会面是国共两党干部的会面，而非湖南好大哥和小老弟的会面。
陈赓和宋希濂在西安会面，其实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又一次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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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和宋希濂再见面，已是13年后。
1949年1月，淮海战役刚刚结束，陈赓便出任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并在“渡江战役”爆发以后，指挥第四兵团突破九江防线，横扫江西和福建两省。
不久后，第四兵团划归第四野战军序列，陈赓又在林彪的指挥下，经江西赣州进入广东，11月在雷州半岛击败华中长官公署的三个兵团，威震南疆。
此时的宋希濂是华中“剿总”副总司令、第14兵团司令、川湘鄂边区绥靖司令官，名义上总揽四川、湖南、湖北三省的军政实权，但在二野和四野的夹击下，宋希濂很快就兵败如山倒，他麾下的部队，包括勤杂兵在内也仅剩一万余人。
以后该怎么办？
和解放军对抗，根本不可能。
投降，便是否定了自己的前半生，证明二十年前的选择是错的，到时如何面对好大哥陈赓，如何面对黄埔的同学们？
就在宋希濂手足无措之际，他麾下的一个军长提议：
“被共军包围歼灭，是死路。现在举白旗投降，也是百步五十步之差。活路有两条，一是退回重庆或成都，与顾祝同、胡宗南同谋共济，二是自己往西闯出一条出路，插到云南或西藏去。”
经过一番讨论，宋希濂和部将们选择了最后一条，往西走，建立一个根据地，做割据一方的土皇帝，具体计划是先到四川西昌，再到滇缅边境的腾冲一带。
11月26日，宋希濂召集部队出发，但到了12月19日，这支残军就在大渡河边兵败被俘，宋希濂被送到重庆的白公馆，开始了漫长的战犯生涯。
从“西征”到被俘，仅仅过了20余天。
差不多相同时间，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宣布起义，陈赓率部进驻云南，出任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兼云南省军区司令员。
宋希濂想去云南，没去成。
陈赓没有准备去云南，却做了云南王。
宋希濂想要荣华富贵，最终成了革命战犯。
陈赓准备牺牲奉献，终成一省封疆。
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较量，到底成败如何，在陈赓和宋希濂这对湖南兄弟的身上得到了验证。
住在重庆白公馆，宋希濂的心理压力很大，明明是最不可能成功的一条路偏偏成了，明明是手握三省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偏偏成了阶下囚，这就意味着，二十年前的选择错了。
曾经在陈赓面前的优越感，此刻仿佛是一个笑话。
夜深人静时，宋希濂可能会想起蒋介石的声音：“我不明白......”
就在宋希濂深感苦恼的时候，陈赓专门从云南赶到重庆探望他，开口第一句话就是：“你好啊，看见你身体挺好，我很高兴。”
一瞬间，宋希濂泪如雨下，紧紧握住陈赓的手，久久不愿放开。
此时此刻，宋希濂的想法应该是——好大哥就是好大哥，当初真应该跟着好大哥走啊。
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
陈赓和宋希濂聊了整整六个小时，并请他吃了午饭，临走前，陈赓给他留下一句话：
“你不要有负担，好好读书，接受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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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宋希濂从重庆转移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五年后和杜聿明、王耀武、陈长捷、溥仪等人一起获得特赦，成为新中国第一批获得特赦的战犯。
听闻黄埔同学们出来了，陈赓随即从广州返回北京，请杜聿明、宋希濂等六位黄埔一期的同学，到北京民族饭店聚餐。
刚一见面，陈赓就意味深长的说：
“我们又走到一起来了。”
获得特赦，摆脱了战犯的身份，重新成为人民的一员，自然就是和陈赓走到一起了。
对于宋希濂来说，这也意味着，陈赓重新接纳了他。
1961年3月，陈赓因心脏病去世，宋希濂在追悼会上嚎啕大哭，事后又写文章回忆陈赓：
“陈赓的逝世是国家的一个巨大损失，对于我个人来说，也是丧失了我一生中难得的良友。我对他印象最深的是解放后的几次见面，他没有一点胜利者自居的那种神气，他的每一次谈话都令我心折，使我永远不能忘怀。”
经过十年的改造和反思，宋希濂最终认可了陈赓，否定了过去的自己。
这就是，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