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联合国研究会圆桌：促进人类团结与维护联合国权威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原副院长围绕促进人类团结、维护联合国权威性、坚定捍卫二战后国际秩序，上海联合国研究会与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日前组织专家学者举行专题研讨。
人类编年史迈入2026，变乱交织的世界显得越发不太平：美国突袭并“管理“委内瑞拉及其连锁效应几何、加沙地带能否实现持久停火、乌克兰危机“角力循环”怎样演进、特朗普执意购买格陵兰岛动向趋势如何、美国中期选举伴生何种风险、日本政治右倾化如何发展、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能否并进、世界经济能否穿越迷雾等，一系列“黑天鹅”“灰犀牛”谜团悬念令“我联合国人民”甚为困惑，深切感受到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动荡变革特征越发鲜明，不确定不稳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与人类文明进步面临严峻的重塑与考验。
新年伊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英国伦敦卫理公会中央礼堂举行的纪念联合国大会成立80周年活动时发表演说，警告称破坏全球合作的强大势力正在形成，但他同时强调：“人类在团结时，最强大”。这座礼堂，正是1946年1月10日首届联合国大会的举办地。古特雷斯感慨道：“从许多方面看，这座大厅正是联合国精神的实体化身——人们在此寄托对和平、安全与美好生活的信念。”围绕促进人类团结、维护联合国权威性、坚定捍卫二战后国际秩序，上海联合国研究会与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日前组织专家学者举行专题研讨。
章玉贵：在非合作性博弈困局中重塑联合国权威
（上海联合国研究会副会长、国际金融论坛学术委员）
经过80年风风雨雨的联合国，在单边主义盛行、丛林法则泛滥、国际格局日渐块状化的当今世界中，正面临着国际权威不断被侵蚀、国际公共产品角色可能被掏空的空前挑战。
从历史缘起和本质属性来看，总部设在纽约的联合国是以二战时期同盟国为代表的反法西斯力量重建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也是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等主要抵抗力量协调全球治理、促进战后国际重建的核心框架。联合国成立以来，随着自身功能的不断健全及相关机构的陆续建立和完善，作为全球最具权威、最具代表性的公共产品，集中体现着人类对正义价值的协力坚守，对和平发展与稳定秩序的共同维护。
但是，联合国毕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实体，而是一个年常规预算不到35亿美元且成员国拖欠会费频仍、缺乏高效执行力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在理想状态下，如果参与主体能够摒弃合成谬误思维，一定程度上展现出一致行动人的国际合作精神，则在主导性大国的引领下，各成员国相互协作，那么联合国肩负的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保护人权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等核心功能就能被广泛激活。但是真实世界一般很难兑现上述这种静态的假定。事实上，联合国成立之后的80年里，绝大多数的运作场景是有实力参与主体围绕各自国家利益或集团利益展开多回合的非合作性博弈，致使联合国在面对日益严峻的和平和发展议题时，往往议而难决，或有决难行，国际权威性被各种无休止的争论所消减，联合国改革也变得日渐迫切。
不过，联合国的官方改革方案自1997年首次提出以来，各方力量台前幕后不断角力，利益诉求更是千差万别，根本找不到一致行动人区间，加上美国认为联合国之于其国家利益的边际贡献日益为负，近年来视联合国为其战略包袱，于是，给联合国“断粮”便成为美国这个地主的常态化行为安排。
如今，特朗普政府准备抛开现行国际合作机制“另起炉灶”，不断掏空联合国功能，使得联合国在2030年之前面临存续危机。在此严峻时刻，作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并肩负着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使命的独特大国，中国应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深具前瞻性的战略思维、井然有序的协调工作，在坚持联合国需进行必要改革以增强有效性、权威性和争端解决能力的前提下，应最大限度争取国际力量共同维护以国际通行的规则为基础、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体制，重塑联合国权威。
汪伟民：联合国应对全球地区热点的困境与展望
（上海联合国研究会副会长，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当前，联合国正面临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合法性、有效性与代表性危机。展望2026年，其能否在地区热点问题的冲突预防与维和行动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取决于能否实施一场触及根本的自我革新。
一是多重热点考验凸显联合国机制的现实困境。首要挑战源于中东的结构性矛盾，尤其是巴以冲突的长期化与人道灾难，不仅侵蚀国际法根基，更直接暴露了联合国决议被漠视、权威受损的尴尬。其次，非洲大陆的和平赤字（如苏丹、刚果（金）、萨赫勒地区）呈现跨国界、多行为体的复杂特征，超出单一国家应对能力。更深层的风险在于，大国竞争外溢使许多地区争端被纳入地缘博弈叙事，导致安理会共识难以达成。
二是功能阻滞与能力赤字是当前最突出的系统性缺陷。第一，安理会陷入“决策瘫痪”；第二，维和模式面临时代不适应；传统维和原则在应对非对称威胁和故意阻挠的当事方面前效能锐减，且与长期发展脱节，难以根治冲突；第三，机构臃肿与资源错配严重；第四，深刻的“代表性赤字”削弱了其合法性，尤其是在全球南方国家中的认同感持续流失。
三是困境根源在于权力结构、国家利益与制度惯性间的深层矛盾。机制失灵的深层原因在于国际体系转型期的结构性矛盾，根本上是全球权力变迁与既有架构脱节。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要求更多话语权，直接原因是单边主义对多边规则的侵蚀。内在症结则是八十年的机构惯性，使得联合国难以敏捷应对危机。
四是2026年的关键作用发挥取决于务实、聚焦的深度改革。2026年应成为联合国革故鼎新的关键行动年，必须在冲突预防与维和两大基石领域实现突破：推动“未来契约”落地，实现和平工具箱现代化，核心是全面落实“行动21(b)”；以“增效”改革重塑机构，释放资源聚焦核心使命；强化冲突预防，投资重心从“救火”转向“防火”，即大力支持秘书长在潜在热点开展“静默外交”与“穿梭斡旋”；以包容性改革重建合法性，尤其重视青年与全球南方的力量。
张磊：全球治理“再出发”三重考验与中国回应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上海联合国研究会副会长）
联合国成立80周年之际，全球治理进入“再出发”的关键窗口。联合国80周年并非纪念性节点，而是全球治理再校准的现实拐点。走向2026年，关键已不是“还要不要联合国”，而是“联合国还能不能”：能否在大国竞争加深、全球南方集体性崛起与新技术冲击的三重压力下，重新证明自身的合法性、有效性与不可替代性？能否在更碎片化、更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中重新连接权力、规则与公共产品供给，避免被地区化、联盟化与“伪多边主义”小圈子进一步架空？
当前，以联合国为轴心的治理体系面临三重叠加困境：一是权力结构与代表性失衡，安理会在重大热点议题上易陷僵局，安理会改革长期停滞，使“谁代表世界”成为全球治理的根本争议之一；二是治理效能受会员国选择性执行与财政资源紧张双重制约，决议与落实之间的断裂加深；三是价值理念分歧凸显，发展权、主权原则与西方普遍主义叙事之间的张力持续上升，使联合国从“技术协调平台”转向“范式竞争场”。因此，联合国当下面临的不是单一议题失灵，而是制度权威、资源能力与规范共识的同步承压。2024年“未来峰会”及《面向未来的协定》为改革提出路线图，但真正考验在于能否把愿景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安排。
进入2026年，联合国与全球治理的互动将集中体现在三条主线上：第一，安全层面，传统冲突的长期化与网络、太空、人工智能、气候等复合风险叠加，迫使联合国推动“新和平议程”的机制化落地，在集体安全与大国博弈之间争取更现实的调解与预防空间。第二，发展层面，2030议程已进入“时间不足、资金不足、信心不足”窗口期，全球治理焦点将从目标宣示转向融资重建、债务协调与公平转型的制度安排，全球南方将更强势地要求兑现承诺与修正规则。第三，科技治理层面，AI与数字规则从原则走向架构之争，关键在于弥合“技术鸿沟+规则鸿沟”的叠加不平等，避免数字秩序被少数国家与企业锁定为排他性标准。
面向上述挑战，联合国需要在多层竞合中实现“再制度化”，不是另起炉灶，也不仅是程序修补，而是在权力包容、功能闭环与价值最低共识三方面重建制度韧性。2026年或许不会出现戏剧性转折，却可能成为多边主义从被动维持走向主动发挥作用的关键起点。
中国与联合国关系的演进为理解这一重构提供坐标，中国的作用正在从规则适应者转向议程与规范的建设性塑造者。其关键路径在于“破局而不颠覆”：坚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体系，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接联合国未来议程，以全球发展、安全、文明与全球治理倡议为议题抓手，通过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与增量改革提升联合国的可塑性与行动力。
刘宏：全球可持续发展与上合组织大学教育合作新机遇
（辽宁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教授，上海联合国研究会特聘专家）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理念作为一种综合性发展观，突破了传统发展模式的局限，强调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维度的协调统一。这一理念在对教育领域提出崭新要求的同时，也指明了教育改革的方向。教育需要培养学习者理解和应对全球挑战的能力，塑造可持续发展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可持续发展理念对教育领域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主要体现在教育目标的重塑、教学内容与方法的创新和教育体系的重构等三方面。可持续发展理念要求构建终身学习体系，使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在不同生命阶段获得相应的学习机会。
可持续发展理念重塑教育内涵与价值，对上合组织大学的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中国积极以可持续发展理念推动了上海合作组织大学的发展。2025年，中国作为轮值主席国，在天津成功举办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宣布2025年为“上海合作组织可持续发展年”，使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理念与区域性国际组织的发展紧密结合。作为上合组织区域内部教育合作的最重要成果—上合组织大学，无疑在中国的引领下将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框架下开启区域内国家高等院校崭新时期的合作。可持续发展理念对上海合作组织大学具有多个维度启示，涵盖大学治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以及校园建设等多个方面。
上合大学可以借鉴可持续发展理念，构建更加包容、公平的治理结构。在人才培养方面，上合大学未来将发展可持续发展教育，要培养具有系统思维、跨学科能力和全球视野的人才；在科研创新方面，可持续发展理念将引导上合大学关注区域共同挑战，开展有针对性的合作研究；校园建设是可持续发展理念在上合组织大学中的具体体现，可持续发展校园不仅是一种物理空间规划，更是一种教育理念的实体化表达；校园文化也是可持续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培养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意识和行为习惯。
可持续发展理念对上合组织大学的启示是全面而深刻的，它要求上合大学在多个层面进行改革创新。将这些启示转化为具体行动，需要上合大学各成员国的共同努力和长期承诺。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框架下，上合大学拥有广阔合作前景。
达贝妮：非洲能源棋局的欧美话语权优势与中国机遇挑战
（上海联合国研究会特聘专家，非洲能源商会驻华总代表）
在非洲的能源版图中，欧美企业凭借长达数十年的经营，构筑了一种深厚而系统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不仅来源于资本与技术，更植根于历史形成的关系网络和制度框架。许多欧美能源巨头自殖民时期便进入非洲，与当地政治精英建立了跨越世代的人际联系，其管理模式也与非洲国家独立后保留的两方法律和行政体系高度契合。与此同时，从深海勘探技术到行业环保认证，国际通行的规则与标准多由欧美机构制定，这使其在项目实践中天然占据主导地位。金融层面，欧美企业背靠成熟的国际资本市场，融资渠道广泛且成本较低，并深度嵌入当地金融系统。此外，通过全球媒体、智库以及日益主流的ESG（环境、社会和治理）话语体系，欧美成功塑造了自身“负责任开发者”的公共形象，这种软实力使其在舆论和道德层面也握有显著的话语权。
面对这种格局，中国作为后来者，其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的优势在于能够提供集勘探、建设、融资于一体的“一站式”解决方案，这种全产业链整合能力特别契合非洲基础设施薄弱的发展现状。在政治上，“不干涉内政”原则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机制，为中国积累了区别于西方的信任资本。尤为重要的是，在光伏、储能等引领全球能源转型的领域，中国拥有从制造到应用的完整产业链和成本优势，这为在非洲开拓新能源市场打开了关键窗口。
然而，中国的参与也面临严峻挑战。在国际上，“债务陷阱”等叙事被不断炒作，损害了项目的声誉和可持续性。在非洲当地，如何超越简单的资源开采模式，真正提升本土就业、技术转移和社区融合，是中国企业必须回答的课题。同时，来自欧美竞争对手的战略围堵、部分非洲国家资源民族主义的抬头，以及地区安全风险，都构成了复杂的外部环境。
未来，中国若想走出一条可持续的合作之路，关键在于推动合作范式从“资源获取”转向“系统共建”。这需要将自身在基建和制造业的优势，与非洲国家的工业化愿景深度融合。具体而言，可以探索与欧美企业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以淡化零和博弈色彩；通过“光伏+农业”“光伏+供水”等创新模式，让能源项目直接惠及民生；并着手建立一套既符合国际规范、又尊重非洲发展实际的可持续投资标准。归根结底，在非洲能源这场多维度的博弈中，最终的胜者不会是任何单一的外来者，而是那些能真正将商业利益与非洲大陆自主、绿色、包容的发展未来相对齐的合作模式。对中国而言，这既是对其全球治理智慧的一次考验，也是一个塑造新型南南合作范例的历史性机遇。
朱少华：大变局下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中国实践创新
（上海联合国研究会特聘专家，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
联合国维和行动，是联合国的重要职能，也是彰显联合国作用的重要方式。中国是“蓝盔部队”的重要成员，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肩负着重要的和平使命、展示着独具特色的“中国实践”。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也是联合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中国自1990年以派遣军事观察员的方式参加维和行动，35年来，共派出维和官兵5万余人次，参加的维和行动类型达26项，中国维和工兵部队共修筑修复道路1万多公里、架设维修桥梁207座、排除爆炸物2万余枚。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实践贡献，主要体现在人员与行动规模、能力与任务遂行、资金与项目支持、培训与国际合作、人道与专业救助等方面。
21世纪以来，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联合国维和行动也面临授权偏离与行动原则动摇、安全威胁与有害信息冲击、经费供应与资源保障困难、机制障碍与社会文化差异、政治利益与默契合作行动等多重复杂挑战，维和行动面临的挑战，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严峻性，更具有深刻的历史性，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面对多重复杂挑战，中国应深刻把握大变局的特点规律，顺势而为，积极作为，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全球治理理念宣传；持续能力创新，构建复合型维和支持体系；深化技术赋能，推动维和行动数字化转型；整合培训资源，打造多维复合培训模式；合作样式创新，构筑新型维和伙伴关系。中国在遂行维和行动中的实践创新，是一个涵盖理念贡献、能力生成创新、装备研发创新和合作样式创新等全方位的系统工程，这些创新，必将增强中国维和部队自身的履职能力，也将为联合国维和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做出中国新的贡献。
杨鹏飞：联合国正在成为 AI 全球治理核心平台
（上海联合国研究会秘书长、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进入 2026 年，全球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治理将进入加速期，但各国立法模式仍呈明显碎片化特征。欧盟《AI法》确立风险分级监管模式，美国持续以行业自律与部门规制为基础同时通过推动专项立法、搭建跨国技术联盟等方式强化AI治理，中国加强算法备案与内容安全管理，日本、韩国等国则在推动“促进创新+风险治理”的平衡框架。尽管路径迥异，各国对关键风险的关注却高度趋同：人工智能的安全性、虚假信息操控、算法公平以及潜在的AI武器化，都成为共同的政策焦点。
随着AI能力的跨境影响愈发明显，传统以国家为边界的监管手段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虚假信息快速跨境散播使政治安全风险全球化，大模型安全性不足及算力垄断问题已超越国家边界，数据开放与保护在国际间形成结构性冲突；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在算力、人才、制度方面的不足，使“AI技术鸿沟”迅速扩大。这些趋势共同推动全球对多边治理机制的需求迅速上升。
在此背景下，联合国正逐步成为AI全球治理最具包容性的平台。2025年8月联大通过决议，设立“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与“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机制，专门负责AI风险评估、共识凝聚与能力建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AI伦理建议书》已获193个成员国签署，成为目前采纳国家最多的国际伦理框架。与此同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和国际电信联盟（ITU）正帮助全球南方搭建数字基础设施、提升治理能力，避免因技术不均衡造成新的国际不平等。联合国还在算法审查、军事和安全领域的AI应用的规范协调等议题上承担协调职责，但在资源、政治分歧和执行机制方面仍面临挑战。
面对不断收紧的全球AI治理窗口期，各国在联合国框架下最迫切需要推进三项工作。其一，推动建立全球AI行为准则，使模型透明度、可解释性、安全测试和内容标识等要求形成跨国基准，为国家立法与企业实践提供最低标准。其二，构建国际AI风险评估与通报机制，建立跨国专家网络和风险指数体系，对高风险模型、算法失控事件或跨境虚假信息进行预警，提高治理前瞻性。其三，建立全球数字就业与社会影响协调机制，应对自动化带来的就业调整、劳动者技能再培训与社会保障压力，为全球劳动力转型提供制度支撑。
从全年趋势来看，AI技术迭代仍将快于治理体系的完善进程，国际竞争也将更加激烈。但多边主义正在重新成为全球治理的关键支撑。联合国能否在未来一年推动形成基础性规则、强化全球南方能力，并在政治分歧中维持最低程度的共识，将直接决定全球AI风险能否被有效控制，也将影响未来国际秩序的稳定性。
胡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中美联合国相处之道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创始所长、学术委员会执行副主任，上海联合国研究会特聘专家）
2026年，联合国迈入新的历史关口，秘书长换届与改革进程深化交织，全球治理体系处于重塑关键时刻。习近平主席于2025年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其倡导的主权平等、国际法治、多边主义、以人为本与行动导向五项核心原则，与《联合国宪章》精神高度契合，为应对当前全球治理赤字、推动联合国改革提供了方向性指引。
联合国改革成效，深系于大国协调，尤其是中美两国的互动。中国作为创始会员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全球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倡议的积极推动者。反观美国，单边主义倾向加剧，其退出多项国际协定与侵犯他国主权的极端主张，严重冲击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
中美战略差异，折射出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刻嬗变：一是机制“双轨化”，联合国改革艰难与“全球南方”构建新框架并存；二是领域“阵营化”，经贸科技标准渐趋分化；三是供应链“区域化”与金融“多元化”，以规避单边风险。这些变化凸显了全球权力转移的结构性矛盾，导致全球治理面临领导力缺位、效率低下及科技治理滞后等挑战。
破解困局，关键在于中美在联合国框架内找到相处之道。2026年作为中美关系可能的“窗口期”，双方元首外交若能发挥“压舱石”作用，或可为全球治理创造有利条件。为此，需着力推动以下路径：
其一，强化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落实中美既有共识是稳定双边关系的基石，充分利用多次元首会晤机遇，及时校准关系航向，为在联合国事务中的合作积累互信、延长关系提供稳定期。
其二，共同激活联合国体系效能。应争取美方共同维护联合国权威，尊重各国发展道路选择。双方可携手其他常任理事国，广泛吸纳成员国意见，提出可行改革方案，增强联合国的代表性与行动力。
其三，秉持求同存异、由易到难原则。在全球治理框架内，优先从禁毒、人工智能治理、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紧迫性强、共识度高的领域开展务实合作，以点带面，积累合作经验。
其四，建立健全危机管控机制。在战略竞争背景下，需特别是在台湾、南海等敏感议题上构建有效沟通渠道，防止局部争端升级为系统性对抗，危及全球治理合作大局。
在此基础上，中国可进一步发挥建设性作用。例如，通过与联合国南南合作机构设立专项支持机制，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可持续发展，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平、包容的方向演进。
总之，以全球治理倡议为遵循，通过持续对话推动美方摒弃零和思维，聚焦共同利益，方能为联合国在百年变局中成功转型奠定基础，担负起促进人类团结的历史使命。
何建华：联合国权威基于人类文明进步规则
（上海联合国研究会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原副院长）
今年1月16日上午，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并对使节们发表讲话指出，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球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事实上，回应世界怎么啦、我们怎么办等“时代之问”，中国的立场与理念早在10年前就非常清晰明确：“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强权独霸不是人类和平之策。赢者通吃、零和博弈不是人类发展之路。和平而不是战争，合作而不是对抗，共赢而不是零和，才是人类社会和平、进步、发展的永恒主题。”
源自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丛林法则”概念，原本用于描述自然界的竞争状态，其核心是弱肉强食。一些西方国家强化甚至扭曲了这一法则，使其成为在国际社会中欺压弱小的思想工具，成为殖民主义的理论依据。80多年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燃遍四大洲两千多万平方公里土地，8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20亿人被卷入战火，军民共伤亡7000余万人，财产损失4万多亿美元。战争的空前残酷，让历史学家将20世纪称作“极端的年代”，它“激起了人类最伟大的想象，同时也摧毁了所有美好的设想”。这种惨绝人寰的兵燹之灾，正是丛林法则极端泛滥的恶果，就是少数国家凭借强权争夺霸权、瓜分世界，最终将人类拖入战火浩劫，用血淋淋的事实证明，信奉“弱肉强食”只会带来毁灭，绝非人类共存的正道。
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多边主义、国际法、联合国权威面临挑战，国际治理架构急需改革，重温80年前成立联合国的初心和价值理念正当其时。”诞生于二战余烬之上的联合国，是人类摆脱“强权即公理”的丛林法则和以西方为中心等级秩序的伟大尝试。《联合国宪章》庄严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第一次从国际法高度确认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由此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如今，信奉丛林法则的西方大国“立起炉灶”，欠费退群“去联合国化”，使当今世界最具代表性、普遍性、权威性的国际组织面临生存发展危机，也使二战后国际秩序面临严峻挑战。严格意义上说，联合国地位与权威，基于会员国公认的《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基于人类同舟共济、和睦相处、渴望和平的文明进步愿景。世界变局中的联合国被矮化、弱化、边缘化，不单单是这一全球最大国际组织的悲哀，更是人类正义、光明、进步的悲哀。历史不能倒退，应当向前；世界不能分裂，应当团结；人类不能回到丛林法则，应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