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展=新疆域:“全球科技春晚”CES释放的关键信号|多极视角


Club提要:在刚刚落幕的“全球科技春晚”CES(国际消费电子展)上,一个清晰的信号正在浮现:全球科技叙事正在从“虚拟世界”的算法、模型与云端,重新回到“现实世界”的硬件、能源与物理基础设施。
作为五十余年来全球消费电子产业的风向标,CES早已不仅是新奇技术的展示窗口,更是产业力量此消彼长的可视化舞台。中美在同一空间内形成了新的分工结构——美国依然主导AI的“大脑”和规则制定,而中国则在“躯体”层面占据压倒性优势,从机器人、家庭能源系统到完整制造链条,逐步成为全球家庭与城市运行不可或缺的底层平台。中国不再只是追赶者,而是在定义“必需品”的形态。
这一变化也意味着传统技术中心地位的松动。日本停留在概念与美学阶段,韩国则在成熟产品上叠加“焦虑式”升级。相比之下,中国企业凭借高度工程化和快速迭代能力,把技术直接嵌入真实生活场景,转化为可规模部署、不断更新的基础设施。然而,硬件出海所面对的阻力也随之升级:当产品进入家庭、能源与数据层面,技术问题便迅速演化为信任、隐私与政治问题。多起争议案例提示中国企业:成为基础设施供应者,意味着必须承担更高层级的制度与价值审视。
更宏观地看,包括CES在内的国际会展正演变为实力投射与“召集权”的关键场域。从能源展、防务展到金融科技论坛,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传统外交机制,成为规则制定、资本撮合与叙事塑造的新疆域。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权力不再专属于传统强国——海湾国家、非洲与东南亚等“全球南方”与边缘国家,正通过打造自身的国际会议与展会,培育并行使召集权,重塑全球资源流向。
对中国出海企业而言,这一趋势带来根本性启示:真正的全球化并非“去国籍化”,也不是形式上的无国界布局。无论是Manus、Shein等公司尝试的新加坡架构,还是跨国企业的注册地调整,都无法消解技术、资本与团队背后的国家属性。在一个高度地缘政治化的世界中,逃离身份反而会失去支点。更现实的路径,是主动构建“引力中心”——通过产品、平台与会展,吸引开发者、供应链与合作伙伴,让自身成为不可替代的关键节点。当企业具备号召力时,身份不再是负担,而会转化为影响力的来源。这,正是中国企业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必须回答的核心命题。
一、全球最大消费电子展上,AI的“躯体”争夺战打响
五十六年来,拉斯维加斯的美国消费电子展(Consumer Electronics Show,CES)一直被视为“全球科技界的春晚”。它是抽象实验室技术转化为具象生活工具的核心枢纽。1970年,VCR在此首次亮相,将时间的主权交还给观众;1996年,DVD于此发布,开启家庭娱乐的数字化进程。消费半导体、个人电脑、移动手机,众多“科技改变生活”的里程碑都曾在此上演。然而,当时间来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CES的叙事开始被硅谷的软件与云端霸权主导,硬件仿佛只是承载算法的附庸容器。
直到刚刚结束的2026年CES上,钟摆剧烈回摆。大会主题回归“物理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但聚光灯下的主角已完全转变:“云端”的战争或许仍由美国主导,但“地面”的战争(如对机器人、能源及物理世界的控制权之争)正由中国重新定义。CES展商名录本身就是全球产业力量变迁的备忘录。本次大会参展商总数超4100家,美国(33%)与中国(32%)占据绝对主导,但双方的生态位已截然不同;韩日企业占比则从巅峰时期的50%跌至不足30%。
美国依然是“架构师”。从亚马逊到英伟达,美国企业掌控着AI的底层逻辑、算力基础设施与全球操作系统,定义了未来科技的“大脑”。但当视线转向“躯干”,那些需在物理世界中移动、抓取、清洁与交互的机器时,以及机器内部的电路板底座和传输线缆等,重心已显著向东偏移。
数据显示,在被视为具身智能技术“皇冠”的人形机器人领域,中国参展商展现出压倒性规模优势。官方统计的38家人形机器人展商中,中国企业占据21席,占比超55%。这不仅是数量的胜利,更彰显了产业链的深度。当美国Open AI仍在云端训练模型时,深圳和江苏的工厂已将这些模型嵌入可自主行走的钢铁躯壳。
这种分工或许揭示了一种新的共生与博弈:美国提供灵魂,中国塑造躯体。而在一些国际政治语境下,控制“躯体”往往比控制“灵魂”更具渗透力。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韩企业凭借精准的技术突破与规模化制造能力强势崛起,逐步打破美国的独家垄断,跻身CES舞台的核心力量。如今,与中美两极的活跃形成鲜明对比,曾经的亚洲科技霸主日本和韩国,在CES2026上显露出令人不安的疲态。
曾几何时,索尼和松下是CES的绝对主角。但2026年,日本企业的存在感越来越像“高雅的装饰”。以索尼本田移动为例,其备受瞩目的Afeela汽车再次展出原型车,尽管搭载虚幻引擎与高通芯片,技术概念惊艳,量产交付的时间表却一再延后。这种漫长的开发周期,被业界戏称为“概念陷阱”。日本企业仿佛成了展会上的“哲学家”,似乎甘愿停留在思考阶段。
相比之下,中国企业的“深圳速度”能让产品从图纸到量产仅需数月。在消费电子这个快节奏的战场上,日本正在失去“当下”。日本本土电子展CEATEC的衰落(相比2013年参展企业较峰值减少3成,海外企业锐减),也从侧面印证了日本企业在全球消费电子领域影响力的下滑。
韩国巨头三星和LG的困境则截然不同。它们仍手握庞大市场份额,但创新策略已转向“防御性”,即通过叠加不必要的复杂性维持高端定价,而非创造新品类。
最典型的案例是三星的定制AI冰箱。这款产品因“过度设计”被评为CES2026“最差展品”之一。它试图用AI视觉识别食材、用语音控制开门,但在嘈杂的展会现场,这些功能频频失灵。这种为AI而AI的堆砌,暴露了韩国硬件巨头的焦虑:在显示面板和存储芯片之外,他们似乎找不到下一个增长点,只能在成熟家电产品上堆叠冗余的“智能”泡沫。

▲ 本次CES被视为中国科技企业主导权的转折点。中国展商在机器人、XR硬件、智能家电及能源系统等关键领域展现了压倒性的影响力,不仅参展规模巨大,且在技术商业化进度上显著超越了美国及日韩竞争对手。来源:Forbes
二、从“新奇”到“必需”:中国科技产品如何成为全球基础设施
此次CES大会上,中国科技产品将彻底已撕下“性价比”的标签,开始成为“实用主义”、“家庭必备”以及“生态平台”的代名词。
宇树科技(Unitree)展出的G1人形机器人,售价仅约1.6万美元,直接将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奢侈品转化为可大规模部署的工业耗材,同时成为全球高校机器人科研与教育的基础平台。借助AI软件,时空壶等智能耳机凭借超低延迟翻译,打破语言巴别塔,让物理上的跨国交流成为零门槛日常。
家用机器人品牌也开始定向解决西方家庭的特有“痛点”:追觅展出的新款扫地机器人搭载可伸缩激光雷达技术,机身压缩至7.95厘米,专为清洁西方低矮家具底部设计;其泳池清洁机器人更直接切入美国中产阶级后院维护市场。同时,正浩科技的家庭光伏-储能系统继续在欧美快速普及,不仅是电网稳定性下滑时的重要保障,更通过智能系统帮助家庭做好能源管理及电力交易。
此外,联想集团也在CES上举办史上最大规模全球创新科技大会,官宣同英伟达、AMD、英特尔、高等四大芯片巨头的合作,并发布个人超级智能体Qira及多款AI硬件新品,实现硬件领域的强强联合。另一方面,TCL则与谷歌和微软等硅谷软件巨头达成合作,率先在旗下高端电视产品中搭载谷歌Gemini功能,并整合微软Azure 与AI服务及 Copilot 等生态技术。
当然,随着中国硬件从“新奇玩具”走向“生活必需品”,政治与文化的摩擦力也随之而来。商品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它承载着制造者的社会逻辑。
当宇树科技的机器人在展台上以惊人敏捷度做出类蜘蛛动作,甚至被描述为“进入攻击状态”时,西方世界的反应不仅是惊叹,更夹杂着深深的恐惧。这种“恐怖谷”效应,不仅源于视觉感受,更扎根于文化差异。西方语境中的机器人,往往被期待为顺从的助手;而中国机器人所展现的集体化、高效率,以及某种程度的“武器”美学,在潜意识中触动了各界对“中国崛起”的焦虑神经。
更致命的挑战在于隐私与信任。CES2026上,中国健身品牌Merach(麦瑞克)遭遇公关危机:其智能跑步机的隐私条款中赫然写着“我们无法保证您个人信息的安全”,因此被授予“网络安全最差展品奖”。这或许源于法务翻译疏漏,或是对免责条款的生硬照搬,但在西方媒体眼中,却成了中国硬件漠视隐私的铁证。
这恰恰揭露了中国科技出海的最大隐忧:当硬件开始收集生物数据、扫描家庭地图、记录语音对话时,技术问题便转化为政治信任问题。对于试图切入海外核心家庭场景的中国企业而言,跨越“不信任鸿沟”的难度,远比攻克任何工程难题都要大。
无论如何,正如CES创新奖评委Chris Pereira所言,中国企业正在展现一种“端到端”的执行力,在能源、健康、移动出行等关键领域,它们正从单纯的设备制造商,转型为全球基础设施供应商。这或许也代表着一种新的“硬件外交”方向。

▲在2026年CES开幕首日,联想集团同步举办Tech World创新科技大会。现场一票难求,美国芯片四巨头罕见同台,众多科技公司负责人齐聚捧场。图源:联想
三、“会展=新疆域”:21世纪会展的地缘政治经济
这种“硬件外交”的发生场域也在悄然转变。如今,“会展”已超越贸易集市或文化橱窗的传统定义,蜕变为大国博弈的前沿阵地与构建技术主权的战略工具。
从上海的重型机械展台到利雅得的沙漠会议中心,会展正重塑全球权力的物理与心理疆域。“召集权”(convening power)从西方向全球扩散的转移,恰恰标志着欧美垄断全球叙事时代的终结,一个多极化、务实且以“硬科技”为核心的新秩序正在崛起。
会展作为权力投射的工具,其发展历程与现代外交相辅相成。1851年伦敦“水晶宫”万国博览会,不仅展示了工业革命的成果,更成为大英帝国建立全球等级秩序的手段。宗主国的工业成品与殖民地的原材料在同一空间形成鲜明对照,将“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直观呈现。
冷战时期,会展进一步演变为美苏意识形态的角斗场。1959年莫斯科举办美国博览会,两国领导人的“厨房辩论”,本质上就是一场关于哪种制度能提供更优生活方式的代理人战争:美国用洗衣机、彩色电视机推销自由主义,苏联则以卫星和重工业彰显生产主义乌托邦。自20世纪中后期起,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CES)等科技展会,也成为各国科技创新势力投射实力的重要平台,也导致了此前欧美大型科技展会对中国企业及其成员的大量封堵措施。
如今,在自由主义全球化衰退留下的真空期,以特定行业为核心、由巨型企业主导的“生态系统展”,正逐渐成为技术标准的“立法机构”。
硅谷科技巨头通过年度开发者大会,行使着堪比“主权国家”的权力。这些活动早已超越单纯的产品发布会范畴,更像是面向全球数字公民的“国情咨文”,直接确立未来数字世界的规则、语言与文化规范。
若说现实世界的基建是道路与桥梁,那么谷歌I/O大会展示的,便是数字世界的“水与电”。其通过Gemini模型、AI概览(AI Overviews)以及阿斯特拉计划(Project Astra,通用AI代理)等产品发布,实则在更新全球信息的“操作系统”。
谷歌的权力投射核心在于“无孔不入”(Ubiquity)。通过将AI深度植入搜索、安卓系统和Workspace全家桶,谷歌绝非单纯售卖服务,而是在重塑全球数十亿人获取信息、处理工作的方式。I/O大会传递的核心信号是:未来的互联网不再是一个需要“访问”的场所,而是一个由谷歌AI编织、让人“身处其中”的环境。这种通过技术标准(如水手计划Project Mariner的代理能力)定义商业交互规则的能力,本质上是典型的基础设施权力——它让全球企业与开发者必须依附于谷歌定义的体系内生存。
与谷歌的基础设施权力不同,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WWDC)更像是一场彰显“苹果文化霸权”的“宗教仪式”。2025年WWDC上,即便AI功能交付推迟,苹果依然凭借强大的叙事掌控力主导了舆论走向。
苹果的核心策略是将“隐私”武器化,将其包装成区别于其他技术形态的高级生活方式进行推广。通过推出“私有云计算”(Private Cloud Compute),苹果实则在数字世界划定了一块享有“治外法权”的领地,向用户承诺唯有在苹果的疆域内,数据安全才能得到保障。此外,通过强制推行“液态玻璃”(Liquid Glass)界面等新设计语言,苹果单方面制定了全球移动应用的审美标准与交互规范。WWDC展现了软实力的极致:它不强迫加入,却能制造“不加入即落后”的文化焦虑。在这一生态系统中,苹果身兼立法者、法官与执行者多重角色,其对应用商店的控制权,本质上就是一种数字税收权。
美国科技巨头通过完善生态持续优化“统治规则”,中国企业则借助会展彰显对“原子世界”的绝对掌控。在硬科技与重工业领域,会展已然成为展示肌肉的“震慑外交”舞台。
大型车展正成为西方汽车工业的“斯大林格勒时刻”。欧美行业高管对中国电动车的产品设计与制造能力,已从最初的“惊讶”转变为深切的“惊慌”——电动汽车本身的技术创新背后,是人工智能驱动的“熄灯工厂”与高度自动化生产线的支撑。这种通过展会直接展现工业碾压优势的方式,所产生的心理震慑力,或许远超任何外交辞令。
同样,在SNEC、RE+等全球新能源展会上,中国不仅展示了对全球太阳能供应链超80%的控制权,更在N型电池等下一代技术标准上确立了无可撼动的霸权。
中国也在持续扩大会展领域的“主场优势”。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世界机器人大会等科技峰会,不仅是全球关注的技术风向标,更是彰显中国新型治理理念与开放合作态度的关键平台。而上海宝马工程机械展等工业展会,也在悄然塑造全球基建话语权——徐工、三一重工等企业展示的不仅是机械产品,更是为全球南方国家量身定制的成套“发展方案”。通过展出能在极端环境下作业的无人驾驶矿卡与超大型盾构机,中国向非洲、拉美和东南亚国家传递了明确信号:现代化道路并非只能依赖西方技术援助。

▲ “厨房辩论”是指 1959 年 7 月 24 日,时任美国副总统尼克松与苏联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举行的美国国家展览会开幕式上,通过翻译进行的一系列即兴交流。为了此次展览,美方专门建造了一整栋房屋,并声称美国任何人都负担得起。屋内配备了大量节省劳动力且极具娱乐性的设备,旨在展示资本主义美国消费市场的丰硕成果。赫鲁晓夫曾轻蔑地称这些家电为“毫无意义的小玩意”,而尼克松则以此证明资本主义能为普通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物质繁荣。图源:wikipedia
四、真正的“生而全球化”,是从“逃离身份”到“构建引力”
在官方多边组织外,世界经济论坛曾代表了全球化精英(Davos Man)的“软实力”巅峰。数十年来,瑞士小镇达沃斯一直是全球化、贸易自由化与多边合作的代名词。但疫情之后,这一光环已明显黯淡。
随着民粹主义兴起、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碎片化,达沃斯论坛逐渐陷入“悲观主义泥潭”,其旗舰报告不再像昔日那样聚焦机遇,转而充斥着对气候灾难、人工智能失控与社会极化的“末日预言”,被批评为“刻意散播恐慌和对立”。更致命的是,达沃斯日益沦为“只产承诺、不落地执行”的精英回音室,其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力,正被更务实、更侧重交易属性的平台逐步取代。
与此同时,被西方媒体戏称为“沙漠达沃斯”的沙特“未来投资倡议”(FII),却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活力。在利雅得,讨论的焦点从抽象的道德规范,转向数百亿美元的真金白银合作。仅2024年的FII论坛,就宣布了超700亿美元的合作协议,吸引了从华尔街巨头到硅谷科技领袖的纷至沓来。
这一对比背后,恰恰凸显了所谓传统的“边缘地带”培育并运用“召集权”的雄心。海湾君主国、北非强国,以及身处地缘夹缝中的“连接者”国家,正借助国际会展、论坛等工具,构建独立于自由主义秩序之外的替代性全球生态系统。
防务展会的重心转移首当其冲。沙特政府明确要求,到2030年,50%的军费支出必须用于本土采购。因此,在沙特世界防务展(WDS)的展厅里,洛克希德·马丁、雷神等美国军工巨头被迫调整策略,从单纯“卖产品”转向“卖生产线”“转让技术”。与此同时,中国和土耳其企业在此大放异彩,填补了西方因意识形态、人权或政治因素而留下的技术空白。
阿联酋的国际防务展(IDEX)则更进一步。通过集中展示本土防务巨头EDGE集团的两百多种产品——从无人机到精确制导弹药,阿联酋向世界宣告,自己正崛起为新兴中等军事强国。IDEX也成为阿联酋投射地区影响力的“前沿阵地”,其在也门、利比亚和非洲之角的存在感,以及在无人作战、人工智能领域的非对称优势,都借此平台充分彰显。
能源领域,非洲和海湾国家也借气候变化议题,通过专业会展完成“绿色能源救世主”的形象重塑,进而在与欧洲的博弈中争取新筹码。
埃及充分利用COP27的遗产,结合埃及能源展(EGYPES)等各类绿色氢能论坛,成功将自身包装成欧洲未来的“能源电池”。这些会议的讨论重点,早已从石油配额转向数百亿欧元规模的绿氢、绿氨投资协议。借助这些平台,埃及将苏伊士运河经济区(SCZONE)推向全球舞台,吸引了挪威Scatec、比利时DEME等欧洲巨头落地。北非国家通过掌控欧洲未来的清洁能源命脉,在粮食安全、债务重组谈判中,获得了对欧盟的巨大议价权。
卢旺达举办的非洲能源博览会(Africa Energy Expo)与坦桑尼亚的坦桑尼亚太阳能展(Solar Tanzania),则展现了另一种叙事:非洲不再等待西方援助,而是直接寻求分布式、可再生的能源解决方案。这些展会成为中国光伏企业与非洲本土公用事业公司对接的核心节点,推动非洲能源体系从大型电网向微电网跨越式发展,逐步构建一套独立于西方传统能源基建标准之外的“非洲能源新标准”。
最引人瞩目的权力转移,发生在金融科技领域。当大国分别对加密货币实施严厉监管或禁令时,新加坡、迪拜等“边缘”小国,通过Token2049、新加坡金融科技节(SFF)等大型活动,确立了自己在未来金融体系中的“首都”地位。
在新加坡与迪拜轮流举办的Token2049,已成为全球加密货币行业的“麦加”。这里不仅汇聚了被大国市场排挤的Web3创新者,更成为地缘政治避险资本的集散地。展会讨论的核心,往往是如何利用去中心化金融(DeFi)和稳定币,构建一套平行于现有体系的全球支付系统。对于面临制裁风险或希望“去美元化”的国家而言,这些论坛提供的不仅是技术交流平台,更是生存解决方案。
这类混合型金融科技展会,还承载着更隐蔽的地缘政治功能。有报告显示,受制裁实体(如俄罗斯、伊朗相关企业)利用这些展会的虚拟参会渠道和去中心化特性,寻找绕过SWIFT体系的路径。在迪拜、新加坡的展厅里,即便西方制裁名单高悬,关于“抗审查货币”“隐私交易”的讨论却从未停歇,实则为被孤立的经济体提供了“输血管道”。小国通过举办这类展会,实则掌握了全球“灰色金融”的开关,这种“中立召集权”赋予它们远超国土面积的地缘影响力。

▲2021年6月打车软件滴滴曾低调赴美 IPO,但上市后不久便因数据安全问题被我国启动网络安全审查,APP遭下架、停止新用户注册,股价大幅暴跌,最终于当年12月启动纽交所退市并筹备赴港上市,此次赴美IPO以失败告终。图源:The China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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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大国博弈加剧与全球南方同步崛起,传统的“生而无国界”(Born Stateless)策略已被证明是一场危险且徒劳的“法律表演”,与真正的“生而全球化”(Born Global)可谓南辕北辙。
无论是中国企业通过变更注册地(如Shein或Manus曾尝试的“新加坡架构”)仍无法“取消”母国身份,亦或美国企业(如辉瑞与希捷等)不断寻找税收和监管洼地但依然被罚款,种种案例都表明地缘政治遵循“实质重于形式”的底层逻辑。只要代码基因、核心团队与资本纽带未断裂,单纯的物理切割无法规避长臂管辖。试图让自身“无国籍化”,往往只会让企业在风暴中失去主权背书,沦为无依无靠的弃子。
正如边缘国家通过会展和论坛等形式构建独立的影响力,企业真正的出海生存之道,也不在于“逃避管辖”或“选边站队”,而在于“制造引力”。从Apple的WWDC到Google I/O,这些行业龙头已展示出终极防御策略:建立召集权(Convening Power)。与其费尽心机隐藏“我来自哪里”,不如构建一个让全球开发者、供应链与用户都必须依附的“平台生态系统”。当你成为行业标准的制定者与交易规则的维护者时,这种“不可替代性”便构成了最坚固的地缘政治护盾。
因此,新一代科技巨头的战略必须从“隐形”转向“统一”。在日益碎片化的世界中,企业不应追求在雷达上消失,而应致力于建造一个所有人赖以导航的雷达系统。无论来自深圳、硅谷还是班加罗尔,通过掌握召集权,将自身打造为连接全球、整合碎片化市场的“引力中心”,才是对抗地缘政治撕裂、实现真正“生而全球化”的唯一解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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