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街角报童到商界富豪、国会殿堂，梅县籍印尼客商邹丽英伉俪传奇

在印度尼西亚的商界与政界星空图中，傅志宽（Murdaya Widyawimarta Poo）与邹丽英（Hartati Murdaya）夫妇是一对极为独特的双子星。他们的人生轨迹，交织着白手起家的商业奇迹、为族群权益奔走的政治勇气，以及客家人坚韧不拔的文化根脉。丈夫从赤手空拳的报贩，成长为身家逾十二亿美元的多元化集团缔造者，更毅然踏入政坛，成为推动废除歧视性政策、改写华人地位的关键立法者。妻子则不仅是丈夫最亲密的创业伙伴，更是印尼福布斯富豪榜上为数不多的女强人，在商业与宗教文化领域独当一面。

他们的故事，远超越了一般富豪传记的范畴。这是一部关于印尼华人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如何通过卓越的商业智慧积累资本，又勇敢地运用这种力量去争取平等、尊严与政治话语权的壮阔史诗。从雅加达的街巷到国会大厦，从家族企业的账本到国家法律的文本，傅志宽与邹丽英用毕生奋斗，诠释了何为“商以济世，政以维权”。

     商界木兰的财富版图与“夫妻档”创业传奇

邹丽英（Hartati Murdaya）

在2025年的福布斯印尼富豪榜上，邹丽英以12.5亿美元身家位列第44位，她的名字在众多男性富豪中显得格外醒目。然而，她的身份远不止“富豪夫人”。她是雅加达国际博览会（JIExpo）的董事长，执掌着印尼最大会展中心的运营；她是印尼佛教徒协会的总主席，在精神领域拥有广泛影响力；她曾担任印尼民主党的财政负责人，深入涉足政治实务；更在2012年被《福布斯》评为“亚洲50名商界女强人”。这些头衔共同勾勒出一位拥有非凡能量与多维影响力的女性领袖肖像。

邹丽英的财富与事业，与丈夫傅志宽紧密相连，共同谱写了一曲动人的“夫妻档”创业交响乐。

两人的结合是商业智慧与坚定情谊的结合。创业初期，生活平凡，但邹丽英始终是傅志宽最坚定的支持者。1984年，她正式从幕后走向台前，与丈夫携手投身商海。他们的合作并非简单的夫唱妇随，而是优势互补的完美搭档。

傅志宽富有远见和开拓魄力，善于捕捉宏观机遇；而邹丽英则以细腻的管理才能、敏锐的谈判技巧和卓越的人际关系处理能力见长。

雅加达国际博览会（JIExpo）董事长邹丽英（右）

他们的创业历程是一部典型的“滚雪球”式扩张史。从1972年傅志宽创立的第一家小承包公司Metropolitan Kentjana（MKPI）起步，到1992年成立中央穆达亚集团（Central Cipta Murdaya, CCM），业务触角从最初的承包工程，逐步延伸至房地产、建筑、信息技术、棕榈油种植、林业、制造业、酒店等众多领域。其中，雅加达国际会展中心（JIExpo）和Pondok Indah商场等地标性项目的成功，成为他们商业帝国皇冠上的明珠。邹丽英在集团发展，特别是在国际化合作与现代化管理方面，贡献了关键力量。

一个广为流传的轶事，生动体现了邹丽英独到的商业眼光和果决魄力。上世纪80年代末，韩国经历经济波动，许多工厂倒闭，大量经验丰富的职业经理人失业。就在旁人尚未察觉其中机遇时，邹丽英做出了一个大胆决策：邀请这些韩国高管前往印尼，帮助管理他们旗下正蓬勃发展的制造企业。这一“借脑”战略，不仅为集团引入了先进的生产管理经验，提升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展现了邹丽英全球化的人才观和敢于打破常规的魄力。

此后，CCM集团与耐克、日立、惠普、IBM等国际巨头的成功合作，以及与中国的西电集团合资创办印尼及东南亚最大的变压器制造厂——西电斯科，都离不开这种开放、合作的国际化视野。

随着岁月流逝，企业传承自然提上日程。傅志宽与邹丽英育有二子二女：Karuna、Prajna、Uppeicha和Metra。与许多家族企业一样，子女们已逐渐渗透到家族事业的各个板块中，进入接班培养阶段。他们将家族产业分布于不同领域，由下一代分别参与管理，这既是风险分散，也是能力锤炼。

尽管二代已开始扛起更多责任，但邹丽英作为集团的核心灵魂人物之一，尤其在社交网络、文化事务及部分核心资产运营上，依然保持着活跃的影响力。这个家族企业的传承，不仅关乎财富的移交，更是创业精神、商业智慧与社会责任感的接力。

客家乡贤的政商双栖与华社脊梁

邹丽英（左1）与子女等为傅志宽（左2）庆贺80大寿

傅志宽的传奇，始于一个再平凡不过的起点。

他是一名在印尼出生的客家人，祖籍广东梅县——那片以“勤劳、坚韧、团结、念祖”著称的客家热土，似乎早已将文化的基因刻入他的血脉。

少年时期，傅志宽家境清贫，曾以沿街卖报为生。然而，客家人“敢闯敢拼、白手起家”的精神在他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三十而立之年，他抓住机遇，以承包商身份闯入商界，凭借敏锐的眼光和过人的勤奋，在公用工程供应这一当时竞争尚不激烈的蓝海领域，掘得了第一桶金，也点燃了构建商业帝国的雄心。

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并未让傅志宽满足于仅仅做一个富足的商人。客家文化中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族群意识，或许驱使他思考更深远的问题：华人群体在印尼的地位与未来。

傅志宽

1998年“五月暴行”的惨痛经历，深深刺痛了印尼华社，也让许多有识之士，包括傅志宽，清醒地认识到：没有政治上的代表性和话语权，经济上的成就如同沙上堡垒，无法保障基本的尊严与安全。由此，他做出了一个对印尼华社影响深远的选择：积极参政。

傅志宽加入了当时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印度尼西亚斗争民主党，并凭借其经济实力与社会声望，担任了该党的财政负责人。2004年，他成功当选国会议员，任期至2009年。这本身就是一个里程碑——在当时的印尼政坛，华裔国会议员凤毛麟角。但傅志宽的政治参与绝非“点缀”，而是实质性的、富有成效的攻坚。

傅志宽的政治成就中，最为人称道的两件事，直接关系到全体印尼华人的法律地位与尊严认同。

第一，是参与推动2006年《印尼国籍法》修正案的通过。傅志宽作为议员，深度参与了法案的起草与辩论。该修正案最关键的一点，是将“印尼原住民”的定义从基于血统，改为“在印尼出生且未加入外籍的公民”。这一法律条款的根本性改变，从法理上彻底瓦解了针对华裔的制度性歧视，使华裔印尼人能够与其他族裔公民享有完全同等的权利。这是一次 quiet but profound的革命。

邹丽英也积极参与社团活动

第二，是2014年推动废除带有贬义的“支那”（Cina）称谓，恢复使用“中华”（Tionghoa）与“中国”（Tiongkok）。

1967年，苏哈托政府出于政治目的，强制在官方用语中以“Cina”取代“Tionghoa”，这一称谓带有强烈的历史屈辱色彩。尽管民主化后印尼华社屡次呼吁改正，但阻力重重。2014年，傅志宽联合印尼民族建设基金会主席汪友山等华社贤达，直接向时任总统苏希洛提交建议书，并多方斡旋，最终促成总统发布政令，正式在官方层面恢复使用中性、尊重的称谓。从“Cina”到“Tionghoa”，一词之改，象征着印尼华人被剥夺数十年的文化尊严与历史正名得以部分恢复，其社会心理意义极其重大。

除了在国会和总统府的政治斡旋，傅志宽也是华社活动的积极组织者和参与者。他活跃于印华百家姓协会、印尼中华总商会、印尼客属联谊总会等社团，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凝聚华人力量，促进族群和谐与社会公益。他不仅为华人权益发声，也致力于推动华人融入印尼主流社会，成为国家建设的积极力量。

傅志宽曾动情地阐述自己的理念：“每个人在上帝面前基本上皆属同等。印尼华族与其他种族拥有同等之权益……有政治权益，可参与维护国家；有经济权益，可参与印尼的经济建设；有社会文化权益，可自由参加任何文化教育。”这席话，是他一生奋斗的最佳注脚。

傅志宽的生活并非只有沉重的商业与政治。他是一名狂热的高尔夫球爱好者，并曾出任印尼高尔夫球协会总主席。这项运动或许是他繁忙生涯中难得的休憩，也成为了他搭建跨界人脉、以更轻松方式促进沟通的桥梁。

傅志宽

2025年4月7日，与癌症抗争两年多后，84岁的傅志宽在新加坡与世长辞。他的离去，标志着印尼华社一位巨擘的谢幕。

回望他的一生，从梅县客家的文化根系，到雅加达街头的报童；从建筑工地的承包商，到横跨多国的集团掌舵人；再从国会大厦的立法者，到为千万华人正名的社会活动家——傅志宽的人生，是一条不断跨越边界、突破天花板的上升轨迹。

他与妻子邹丽英共同书写的，不仅仅是一个财富累积的故事，更是一段关于尊严、权利与归属的抗争与赢得的历史。他们证明了，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华人，完全可以并且应该运用其资源与智慧，在政治与社会的广阔舞台上，为自己所在的族群，也为建设一个更加公平、多元的国家，贡献不可替代的力量。他们的传奇，将永远镌刻在印尼华人奋斗史的丰碑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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