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能量特性谈明、清二朝的历史教训

深思的蓝

昨天 14:09

关于明清历史的争论还在延续，热度一直不减。我在看史料的时候发现下面这段话。它出自《皇明宝训》中的《明太祖宝训》。这部书是明代官修正史。

洪武二年正月庚子，太祖御奉天门，召元之旧臣问其政事得失。马翼对曰：“元有天下，以宽得之，亦以宽失之。”太祖曰：“以宽得之，则闻之矣。以宽失之，则未之闻也。夫步急则踬，弦急则绝，民急则乱。居上之道，正当用宽。但云宽则得众，不云宽之失也。元季君臣耽于逸乐，循至沦亡，其失在于纵，元实非宽也。大抵圣王之道，宽而有制，不以废弃为宽；简而有节，不以任易为简。施之适中，则无弊矣。”

这段话的大致意思是，朱元璋召见元朝旧臣马翼谈论元朝政事的得失。马翼认为元朝的败亡在于“以宽失之”。朱元璋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元末君臣耽于逸乐，循至沦亡，其失在于纵，而非宽厚仁德。继而，朱元璋说了他心中的圣王之道。那就是“宽而有制，简而有节，施之适中，则无弊矣”。

关于历史思维，我自己的观点是——历史是一部“方法史”。

人、阶级、社会、民族、国家、文明……说到底都是“方法”的产物。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方法”。思考历史就是判断各种方法的对错优劣，以及各种势力的进步与反动。

“方法”仿佛“缰绳”。它驾驭的是“能量”。能量就是物质的运动变化，其中也包括人类的运动变化。这些运动变化构成了万事万物的历史过程和历史内容，并从中展示出历史样貌及其规律。

“能量”体现为物质的“运动变化”。“运动”追求速度，讲求“效率”。“变化”追求不同，讲求“丰富多彩”。因此，效率和丰富性的矛盾斗争或互动协调就构成了历史的主要内容。

更具象化一些就是，集权和自由，集体和个人，公利和私利的互动构成了历史的主要内容。而“方法”就是在它们之间进行有关效率和丰富性的调整。或偏向集权、集体和公利，或偏向自由、个人和私利。

至于协调的原则就是，确保新老方法可以顺利交替。新方法和好方法都拥有自由生长的空间，不被压制。它们或与老方法并存，以不损害效率为前提，去增加历史的多样性；或取代老方法，获得集权统治力，以便更好地提升社会运行的效率。

历史上，各种文化思想里所说的天道、真理，善良、正确、圣意、神意……等宏观思想与理论，背后隐藏的其实就是效率与丰富性的调和。目的是要让二者少发生冲突，少闹矛盾，使能量运行既有效率又不缺少丰富性，不断推动世界进化。“进化”就是效率提高，丰富性扩大，二者相助而不相害。这就是宏观历史追求的终极目标。

只是，历史上的各种思想没有清晰地阐述这些道理，它们只是笼统地说要“和而不同”，“美美与共”，“宽严相济”，“中庸之道”，或者类似朱元璋说的“施之适中”。具体要依据什么指标来判断协调程度，要协调成什么样才合适，调整的标准和原则是什么，调整的物质基础是什么，可行性来自哪里……往圣绝学都没有给出明确细致，较易把握的解答。所以，人类历史的运行常常失控，过分曲折，起伏过大。人类解读历史规律的思想也因为抓不住关键问题与核心事项而主观性强，客观性差，至今莫衷一是。

这些问题没有说清楚，或基础条件不具备，就会导致整个历史的运行过程缺少清晰的坐标。后果就是历史进程忽左忽右，忽高忽低，忽进忽退，曲折太甚，犯错太多，以致进步的代价过于惨痛。

回到明清历史的话题。朱元璋说元朝败亡于“纵”而非“宽”，意思就是问题不在“宽厚仁德”，而是在“胡作非为”。其表现就是国家运行的统一性被破坏，运行“效率”严重恶化，法令规则荡然无存。社会被私利侵蚀，以致利令智昏，引发篡乱，造成整个社会的碎片化，最后分崩离析，国破家亡。这就是过分追求私利，没有与公利协调好，没有把自由和集权、丰富性和效率协调好。

所以，解决的办法就是，或者说历史规律就是，分崩离析形成的丛林社会必以残酷的逞凶斗狠重建强弱排位，再造秩序，复修法令，恢复社会运行的统一性，也就是重建“效率”，使社会再次向“效率和丰富性相协调”的原则回归。

效率的提高依赖“丰富性”的扩大，因为后者意味着方法创新。而“丰富性”的扩大也需要效率来提供高速度。所以，效率和丰富性是一个表面上相互矛盾，实际上相互促进的关系。这就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思维。它要求效率和丰富性，集权和自由，公利和私利，要各司其职，不能越俎代庖，也不能一意孤行。

所以，乱世用重典就成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是求得“中和”的矫枉措施。因此，从元末乱世到明初官场，朱元璋频施“铁腕”手段，不惜掀起血腥杀戮，目的就是要压住私利，压住自由，压住丰富性，去恢复集权、统一、公利、效率。这才稳住了局面，奠定了明朝的基业。

可是，明朝勋贵和地方世家大族依旧尾大不掉。朱棣反叛后的“两京制度”就是一种表现。淮西勋贵与商人，尤其是东南地区的“士商”关系密切。这些“士商”家里有钱，是当地的世家大族，富甲一方的巨贾。他们有良好的教育资源和教育传统，是科举考试中的最强“做题家”，因而很快就跻身朝堂，掌权理政。

于是，整个朝廷，整个官场，就逐渐被官商集团控制。这些人擅长党争，党同伐异，心里有家无国，重私利而轻公义。所以，整个明朝的政治就从最初的杀伐森严的皇权统治，退变为结党营私，各怀鬼胎的“浑水摸鱼政治”。尤其是高级官员们，不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长远利益放在心上，而是只一门心思争权夺利，所以才导致明朝的灭亡。崇祯帝说“诸臣误我”并非虚言。这里举两个例子。

一是，崇祯后期，税政废弛，国库空虚。李自成的起义军攻打北京，崇祯皇帝希望朝臣捐款做军费，即“助饷”。然而，满朝文武无人响应，就连国丈都不愿出钱。最后还是皇后出钱，以国丈的名义捐了款，才凑了一点钱支援军队，但是杯水车薪没起作用。

等到城破明亡后，起义军大棒伺候，进行“拷饷”，满朝文武才在痛打之下交出了天文数字的银两。据说有“七千万两”。这真可谓反智奇观，称一时之绝了。其后果是什么？

后果就是“联虏平寇”。边关洞开，引清入明，卖国求荣。满人为什么“满万不可敌”，为什么小民族可以统治大国家？原因就是明朝官吏已经私心爆棚，没有国家概念和民族意识了。他们看到自己胡作非为得罪了黎民百姓，被恨之入骨，所以才横下心来卖国求生，想要继续荣华富贵。这就是满清能够以少胜多，用叛逆的汉人做军队，冲毁明朝和李自成政权的原因。

另一个例子是，满清入关后，南明小朝廷退居东南。它不思进取，忘记国耻，居然还在搞腐败和内斗，结果导致人心涣散，彻底失去了复国的可能。“联虏平寇”本来是南明小朝廷的政策，意在利用清军打击各地农民起义军，维持南明的安全。可是，这一政策思维其实在北京城破之际就有了。南明移居东南，其实就说明东南“士商集团”依旧在玩弄朝政。他们的思维不是把百姓、民族和国家利益放在首位，而是把自己的私利放在首位。那么，私利爆棚之下，团结荡然无存。明朝这个巨型国家就像气球一样，一针即破。它“大而弱”，因为“富谋私”。私则散，散则弱，弱则亡。当统一、集权、公利、效率荡然无存后，消失于历史长河就注定了。这就是“丰富性”不与“效率”相协调，一意孤行的恶果。

中国历史上，凡是被外族入侵中原的情况，大多都是内部腐朽衰败造成的。数千年来，只要内部治理良好，领先世界的华夏文明从来没有被外部势力灭国的情况。

正是看清了资本私利对国家的破坏，清朝建立后才会像明初一样采取高压政策，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吴三桂等降清的明朝旧臣，以及东南地区的商业势力，满清统治者是先拉拢和利用，再进行打击。对于先进又庞大的汉族，满清则极为担忧。于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酷的封建统治开始了。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其实就是逼迫汉族在生命和文化之间二选一。清朝一边屠杀，搞残酷统治，一边销毁文化，搞“文字狱”，推行愚民政策，双管齐下才稳住了局面。这就是政治治理中，对私利、自由和丰富性所采取的高效暴力压制。唯此才能恢复安定，重建统一，再造高效。

然后，集权之下凝聚出高效，清朝得以一边在东边严查海疆，严管贸易走私，一边向西发展。华夏文明借助清朝的野蛮才剜割了资本的腐肉，整肃肌体，谋求再次发展。可是，偏偏清朝统治者也是糊涂之君。他们同样不懂“效率和丰富性相协调”的重要性，长期坚持高压集权统治，结果造成了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

这个负面影响就是，长时间的高度集权伤害了“丰富性”。它给经济与社会的创新发展踩下了刹车，造成华夏文明剧烈减速衰落。数千年的文化、科技和生产优势，在短短二百年间里荡然无存。从1644年到1840年，一个拥有数千年历史的辉煌文明凋零了。清朝又被外来小国暴击，走向了它的覆灭阶段。此时，所谓的“集权高效”因为落后而百无一用。一旦被更新的、更先进的力量击败，旧有的集权就分崩离析。所有的社会资源、社会力量开始走向松散解体，去追求更先进的、不同的生存方法。这就有了晚清的社会崩解以及洋务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它形成了反封建，倡自由，求解放的思潮，再次把“丰富性”的需求推向历史前台。

至此，人们就不难看出，历史运行始终在围绕“效率和丰富性”这两个目标展开。这是能量运行的目标。但是，无论追求哪一个目标，历史都会乱套。历史规律要求的就是效率和丰富性的协调，以及集权与自由，集体与个人，公利与私利的平衡。这就是天道、真理、道德、善良……

不论是“1644史观”还是“1840史观”，也不论明清二朝谁好谁坏，谁正谁邪，历史研究最后都会归结为“方法”的正误优劣，归结为能量运行是否实现了“效率和丰富性的协调。

人类历史作为一种“方法史”，其主要在做的就是协调各种能量效率和丰富性的配比关系。

我国之所以在宋朝开始复兴儒学，出现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思维，就是因为东汉末年儒学衰微后，中国经历了近千年的大动乱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把汉族推向了极度危险的境地，百姓生活痛苦不堪。隋唐刚统一，安史之乱又接踵而来。虽勉力挽救，在中唐实现稳定，但是晚唐和五代十国再次陷入乱世。所以，宋朝开始复兴儒学，并且在元、明、清三朝得到继承。封建皇权在这三个朝代里与军头、与官商资本势力进行了越来越激烈的斗争，力度不断加大，以致儒家学说也扭曲变形，成为皇权工具，与早期儒学已是大相径庭。最后，封建统治被推向高峰，科学创新和社会治理的近代化之路被彻底打断。这就是中国早早实现大统一之后，为了治乱防变，维护广土巨族的形态，而特别强调集权统一的不良结果。当效率和丰富性失调后，历史就走向弯路，付出不应有的巨大代价。

其他地方的历史也一样。在欧洲，千年的中世纪宗教统治使社会相对稳定，但是发展缓慢，创新不足。等到十字军东征失败，宗教统治开始瓦解后，资产阶级革命带来了科技创新的爆发，却迷失在私利中，不断制造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其结果就是欧洲版图更加碎裂，密集的冲突填充了它的近现代历史。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例证。即便后来有“欧盟”和“北约”这样的国际组织，西方也只能打顺风仗，而经受不住“逆风局”。特别是在经济增速下滑的时期，西方私有制对私利和自由的强调虽然扩大了“丰富性”，但是制造了更多的内外部矛盾，加重了国家内部和国际联盟的分裂。这种效率和丰富性的失调情况也导致西方历史走了巨大的弯路，并付出惨痛代价。

所以，整个人类历史至今都没有处理好效率与丰富性相协调的问题。往圣绝学也解释不透这些问题。历史总是在大治与大乱之间往复循环，反复横跳，形成过分曲折的历史图景，让历史进步付出的代价过大。究其原因，有两点是人类智慧没有深刻认识和恰当处理的。

1、私有制是不好的。因为它永恒追逐利润，并以“资本”为主要分配依据。

永恒逐利的问题在于，它不能适应经济增速下滑的阶段。此时，宏观利润不断减少，人类无法改变经济周期，而资方又坚持追逐利润。于是，利润越来越难以从新增财富中获得，就使得资方在竞争的压力下转而从别人的损失中获利，引起零和博弈的大爆发。这就破坏了效率和丰富性的协调关系，使社会从协作变为斗争，历史也从稳定变为动乱，最后葬送协调双赢的健康发展环境。

以“资本”为主要分配依据的问题在于，财富的主要生产者是创新者和劳动者。“资本”也是创新和劳动的产物。所以，将“资本”作为主要分配依据是错误的，它导致了不公平的分配。而不公平的分配一来伤害创新，二来伤害劳动。特别是后者，危害极大。因为劳动者既是生产力，也是消费力。一旦劳动者的利益被伤害，不但“劳动力再生产”被破坏，产销平衡的经济循环也被破坏。后果就是贫富分化加剧导致劳动者生活困难。这在古代就引起“产能不足型危机”，出现食不果腹，卖儿鬻女，民不聊生的现象。在近现代则引起“产能过剩型危机”，使产能过剩，产销失衡，失业暴增，同样民不聊生。

2、缺乏实事求是、灵活包容、与时俱进的思维。

迄今为止的所有宏大思想很少有提及“制度灵活性与经济周期相匹配”这个问题的。其典型表现就是一旦建立一种社会制度就会锁定一种分配制度，不再根据经济周期的变化而变化。

在私有制社会里，“资本”永远是主要分配依据。在公有制社会里，劳动永远是主要分配依据。这种锁定一种分配依据，锁定一种分配制度的做法，使得经济无法长久稳定地适配经济周期的变化。结果就是，经济会周期性地出现财富分配错误的问题，导致经济恶化，继而引起社会动乱。私有制和公有制都有这个问题。

究其原因就是，历史上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不了解财富的本质是什么，怎么产生的，由谁生产的，最后不知道该怎么分配。这些先贤和智者不知道财富的主要分配依据是变化的。经济周期的出现就是财富分配依据变化的一个标志。

所以，至今没有一种宏大思想能够深刻阐述周期性危机的原因。这让公有制和私有制等各种社会制度都遭遇周期性危机，以致于人类历史至今没有摆脱一边提高生产力水平，一边发生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的怪现象。

综上，无论在明清历史的研究中，还是在一切历史研究中，我觉得有一些关键事项是非常重要的。它们需要被作为思维基础和分析原则来加以运用。它们是：

1、历史研究需要坚持唯物主义态度，因为它研究的是能量的运行，方法的运用。

2、能量运行以“效率、丰富性以及二者的协调”为目的。这也是历史发展，自然进化的目标。

3、财富分配要公平公正，科学合理。这是经济循环健康稳定的基础，也是社会进步，历史进化的基础。

4、实事求是，灵活包容，与时俱进是普世性的真理。尤其是在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上，不具备这些特征的制度一定是错误的、落后的。

5、对宏观历史来说，“私有制”一定是不好的。凡是没有明确批判私有制作为社会基础的宏大思想，包括宗教信仰，总体来说都是有严重问题的，甚至就是错误的。因为，以私有制为基础，前面四条就做不好，做不到。

参考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