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与历史发展的“节奏”有关
深思的蓝
10-02 15:04
看到有文章在讨论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这与“李约瑟之问”有异曲同工之处。作者认为主要原因是：
1、文言文不通俗，不利于发展自然科学。
2、我国古人做学问主要是研究人际关系，而非自然科学。
3、食古不化，崇拜祖先经典，缺乏创新意识，让思想权威、政治权威的压迫性太强，封建势力太盛。
我觉得这三个理由有一定道理，但是似乎没有说到根源上，还可以再深入一些，深刻一些。
我认为，中国在近代时期逐渐落后与历史发展的“节奏”有很大关系。它大概是这样一个逻辑。
历史发展有治、乱两个阶段，互相循环，形成“发展节奏”。不同国家、地区或文明在历史发展的节奏上是不同步的。
在中国历史上，时间较近的一个“治乱周期”是从“东汉末年”开始的。
然后，三国、两晋、南北朝，一直到隋朝的短暂统一都比较乱，分裂加动乱。唐朝统一后比较稳定，但是到唐末和五代十国又乱了。分裂和冲突再次席卷全国，血腥的屠杀司空见惯，可谓民不聊生。
于是，宋朝实现基本统一后开始反思治国之道，力主从思想上改造国人。他们将目光投向历史，认为从汉末一直到宋朝都比较兴盛的“道家文化”和“佛教文化”没有发挥治国安邦的积极作用，反倒是被挤走的“儒家文化”曾经依靠对中央王权的巩固帮助两汉缔造了强大、统一和稳定。
因此从宋朝开始，先秦两汉的儒家思想被再次提出来加以推崇，同时批判佛道思想，最后形成了“新儒家思想”。即理学化、道学化的宋代儒家思想。其目标是“治乱”，防止国家再次陷入分裂动乱。所以，其诉求必然是尊王，维护纲常，强调社会上的阶级阶层各安其位，谁都不可越界，不可破坏等级秩序。这就加强了封建统治力。
只可惜宋代开始的改革约束住了历史上作乱较多的“武将势力”，却没有约束好“文官势力”。文官依托文教和科举获得政治权力，逐渐壮大。而文教需要资财来支撑，因此与地方上的商业势力、资本势力关系密切。国家依靠这样的“文官集团”来管理就容易管不好“资本势力”。最后，文官集团与资本力量勾结起来祸乱朝政，与皇帝作对，以致动摇税政和财政，就造成了经济崩溃和政治动乱。南宋的失败就与此有关。
元朝是外族入侵的政权。野蛮的游牧习俗更不可能有稳定政权的先进文化，所以元朝一闪而过，迅速被驱逐。
明朝则是“南方人”北伐建立的政权。先天就依靠南方的大资本势力。这股势力至少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越国的大夫“范蠡”。他被称为“商圣”。后来在西晋“永嘉南渡”时，南方逐渐繁华起来，经济快速发展，成了能够左右朝政，影响整个中国历史的势力。
此时，明朝北伐胜利，建都南京，皇权本身是非常担忧这些地方势力的威胁的。所以，朱元璋杀功臣，以严酷的手段“治吏”，就是维稳的一种表现。而朱棣迁都北京也可以被看做是躲避南方资本势力威胁的一种自保。
因此，明朝自然而然地接过了宋朝未尽的事业。它适当放松了对武将的管束，但是加强了对文官集团的管理，也就是对南方，对资本势力的管理，并不惜动用阉党和特务机构，如“三厂一卫”来直接执行皇帝的旨意。典型案例就是宦官魏忠贤与东林党的斗争。
但是整个明代，皇帝最终没有斗过文官集团。他们不但能影响太子的废立，成为“帝师”，还操纵整个经济运行。最后税政垮塌，财政崩溃。
崇祯皇帝想要平叛都没有钱，国库空虚，不得不向官员“乞讨”。然而，乞讨也讨不到钱。连崇祯皇帝的岳父，国丈周奎都不愿拿出钱来拯救朝廷。他在女儿，也就是皇后的催促下勉强交出一万两白银。结果，明朝一亡，李自成进京以暴力方式要钱，官员们纷纷交出了巨款。光是从周奎家就得到了七十万两现银，以及价值数十万两白银的其它财宝。周奎的祖籍就是今天的苏州。
所以，清朝建立后和明朝一样，要治理资本势力，尤其南方的资本势力。他们“有私心无国家”。明朝能一狠心把“郑和下西洋”的事业给断了，还派出戚继光等军事力量打击东南地区里里外外的祸乱势力，清朝则更加用力地治理东南资本势力。剿灭吴三桂，收复台湾，最后不惜进行海禁，搞所谓的“闭关锁国”。其目标之中不乏打压东南资本势力，维护皇权统一的考虑。最后，满清还是被南方人领导的革命推翻的。
至此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历史的治乱节奏，从东汉末年到唐末的五代十国都是“乱的”。标志就是皇权的软弱，中国的长期分裂。
封建历史的转折是宋朝的建立。标志就是“新儒家思想”的建立。它作为民间渴望万世太平的一种表现，与皇权的需要取得了某种一致性，因此被皇权重新放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位置。到了明朝，朝廷更是“八股取士”，强化儒家思想。而清朝则进一步发展出了“文字狱”。
也就是说，汉末之后的皇权软弱现象到宋代才开始从思想层面上加以改变，到明朝形成明确的趋势，到清朝获得实际成效。所以，汉唐之后我国疆土的衰减到清朝才恢复。
封建势力的恢复不仅仅是皇权的需要，也是地方豪强、藩镇势力祸乱天下之后，百姓们的需要。试问，“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哪个老百姓不害怕呢？哪个老百姓不希望有强大的统一力量来遏制分裂，结束动乱，惩罚自私自利，危害国家的一帮大资本所有者及其文官集团呢？
所以，封建势力的加强在宋元明清时期是有群众基础的。而与封建皇权对立的所谓“民意”和“民权”，则是大资本所有者从社会上抽离架空的一个借口，用以反对皇权，维护地方资本利益。
百姓确实有民意与民权的要求，但是他们在封建时代没有自己的真正代表。皇帝和文官势力（资本势力）都不是民意的“全权代表”。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民意民权只是封建皇权势力与反皇权的资本势力都想操弄和借助的“舆论武器”。
中央与地方，统一与分裂，两股对立势力争夺的经济焦点在税政和财政上。政治焦点则是在军队和司法权力上。皇帝需要钱，向富人收税，得不到就动用司法机构去执行。司法机关被文官掌握，皇帝就动用特务机构，甚至阉党集团，在正规的行政序列之外去打压文官势力。
资本势力支持的文官集团则通过舆论，通过史官，欺骗和挟持民意，把税负转嫁给百姓，再把百姓的不满指向皇权。自己则携民意去压皇权。
资本有叫板皇权的实力与我国古代较先进的科技和生产力有关。正是较好的生产力使地方势力可以做大做强，去统一广大的土地。又因为皇权理政的失误，使地方势力有分裂国家的能力。
只是，我国文化的统一属性开始的太早。黄帝传说中就有统一的内容。“夏商周”和“秦汉”更是巩固了统一的思想意识。因此，从秦亡汉立开始，统一思想就在中国人的思维中扎根了，成为一种“文化习性”。这与后来幅员辽阔的俄罗斯、加拿大、美国、巴西、澳大利亚等都不同。他们是靠武力控制空旷的土地，或者是靠经济的联合来联邦。而我国是靠“集中力量可以办大事”，而且更安全和稳定的“文化习性”选择中央统一之路的。这条路是在长期的历史变化和历史实践中选择的，是在统一与分裂的比较中选择的。这种习性在全人类的各种文明中是独树一帜的，是选择统一、合作、互助，乃至“命运共同体”这条路的人类群体中的核心与代表。它与私有、分裂、独立、竞争、你死我活那条路线上的人群明显不同，思想和习性都是不一样的。
由此，在东汉末年之后，中华大地上的任何一个割据政权，如果没有统一的理想，基本都活不长久。从割据开始的地方政权，几乎没有敢于偏安一隅的。联邦制或者“春秋霸王”那样的体制，在秦汉之后就没有市场了。割据政权始终处于“统一”和“被统一”的内心焦灼中，因为华夏人多向往统一与安定。夏商周和秦汉已经把这种习性植入人们的文化基因。它阻止了人们对于分裂、独立的向往。“自由”这个概念在古代的中国人看来，是令人警惕和五味杂陈的。毕竟有春秋战国的大崩坏，以及从“三国”开始的，数百年的大动乱，大屠杀的历史教训摆在面前。
所以，当西晋的“永嘉南渡”把国家的经济重心南移，到宋代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之后，皇权与分裂势力的政治斗争就逐渐转向“经济斗争”。军事和司法斗争虽然依旧很重要，但是经济斗争的内容显著加强了。而经济的重心在南方，资本的重心在东南，所以“南北斗争”就成为政治斗争的一个现象。海与陆的分歧，开放与保守的分歧，也纷纷产生。
这些纷争都会反映在统一与分裂，公利与私利等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上。总体来说，中国文化中的“统一与公利”这一派，是不反对人们追求财富，追求进步和开放的。他们反对的是在追求开放、进步和财富的过程中，因为自私把国家推向分裂和动乱。
当崇祯皇帝哀叹“诸臣误我”时，不知道有没有想起魏忠贤与东林党的恶斗。十几年后，文官集团治理下的大明朝，财政就崩了，国破家亡。哪怕在“南明”时期，这帮人也没给汉族政权留下最后一口气，导致不断有汉族武装降清。这很能说明问题。
正是对这种资本与权力结合的文官集团感到担忧，人们才会在动乱历史之后，疏远道家思想和佛教思想，选择儒家思想来维护统一，巩固皇权，实现国家与个人，公利与私利的平衡。
不过说实话，这种平衡是不可能在“封建皇权代表公利”中得到很好实现的。毕竟，“家天下”还是个“私”字。“公利”终究还是需要“人民政权”。
总之，从宋代开始，私人的、分裂的、资本的、南方的……势力开始被历史性地压制。这是历史发展节奏由乱向治转变的需要。封建皇权的再度崛起就是这么形成的。
下面再看西方的情况。
欧洲的治乱节奏正好与我国相反。他们的“中世纪”受教廷管理，整体态势比较稳定。时间大概是在我国的东晋末年到明朝中期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欧洲相对稳定，而我国则主要处在混乱期。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朝，唐末和五代十国，元朝，都是大乱的时期。所以，东西方的历史运行“节奏”正好相反。
由此，当欧洲因为“十字军东征失败”导致宗教势力开始衰微后，他们步入了乱世，走进了战国。而我国则走向统一和封建。
欧洲的宗教统治受宗教战争失败的打击，开始一点点瓦解。皇权开始崛起，希望摆脱宗教的桎梏，去拓展皇家的利益。“十字军东征”期间，“蒙古西征”也恰在此时发生。许多东方的宝贝，先进的文化知识，通过战争通道传入西方，令西方魂牵梦绕，格外牵挂。
所以，在“十字军东征”失败，东西方的陆路贸易被西亚和中东势力阻断后，欧洲开启了大航海时代，想绕道海路与东方展开贸易和交流。此时，中国的罗盘、天文地理知识，以及数学知识也已经传到欧洲。所以，大航海时代得以开启，并且与“郑和下西洋”正好重合。
“郑和下西洋”的规模与成就，其所代表的生产力以及知识水平，显然高于那时的欧洲航海者。所以东方的海洋文明也高于西方。这就使得东西方的海洋交流以西方热衷到东方来为主。而我国那时正要打击和遏制东南地界的资本势力，所以要限制海洋开拓。由此，我国的海洋拓殖就被打断，限制在了东南亚地区。“郑和下西洋”的资料也神秘消失，不知所终。而西方的海外探索则越来越兴旺。
欧洲的外海拓殖不仅给西方带来了珍宝、科技，更重要的是在宗教思想之外送来的东方的“社会科学知识”。它们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的百家思想。这百家思想打开了欧洲人的心灵，让他们有了从宗教思想到开明君主思想，再到“民本理念”的重大转变。经过“民本思想”的启蒙后，皇权想摆脱教权束缚的斗争被资产阶级利用。资产阶级开始利用教权和皇权的矛盾，两边投机，做大自己，同时唤醒百姓，开展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这些运动的结果就是，教权和皇权都被资产阶级击败，逐渐失去政权。而海洋殖民过程中的战乱和争霸也把西方的“战国时代”变成了对科技的大饥渴，大盗窃，大输入，大消化，大创造的时代。
大航海时代恰在明朝时期。而宋朝是我国科技发展的一个高峰。经过蒙古西征，把一部分科学知识传到了西方，为西方开启大航海时代提供了支撑。西方再借助资产阶级冒险家和西方传教士等人不断从明朝或公开或秘密地拿走东方的知识成果。最后，当古代的自然科学经过几万年的积累和实践，终于可以开启近现代历史后，西方正是宗教和封建滑落的动乱时期。整个欧洲像板结的土地被犁头翻了一遍似得，破碎不堪，到处是零星的小国，为私利而互相争斗。而我国恰是由乱到治，封建复兴，皇权统一的时期。国土恢复幅员辽阔的疆界，达到了农业文明可以稳定控制的最大范围。
于是，我国曾经捧着的科技金饭碗掉落了。而西方则在资产阶级的贪婪私斗中，通过我国发明的火药以及先进的冶炼技术，逐步推动了战争的规模，以及工业和商贸的规模，进而一步步把经济推入近现代阶段，也把古代科技推入近现代阶段。与之伴随的，就是古代的社会科学，经济理论和社会制度，也被推进到了近现代阶段，好去为资产阶级的统治服务。这种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一定是要锤爆宗教和封建皇权，然后美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
所谓美化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以民权和民意为装饰，以自由为幌子，实际是搞资产阶级的专制统治。为了把民权和民意装扮下去，以便继续穿戴“自由”这块资产阶级专政的遮羞布，西方就搞了“内外有别”的平衡策略。即，对外大搞殖民主义的血腥屠杀和侵略霸权，获得财富后，以优越的生活条件在国内收买本国民众，使其只进行资产阶级需要的民主，而不进行其他阶级，比如劳动阶级或无产阶级需要的民主。西方民众在殖民经济中收获颇丰，他们也容易接受资产阶级的领导，放弃激烈的无产阶级革命。最后，反倒是在西方的边缘，或者殖民地范围内，被欺负，被压迫的人民首先反抗，建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总之，“十字军东征”和“蒙古西征”的重合，“郑和下西洋”和“大航海时代”的重合，开启了一个文明交流的新时代。在这期间，东西方的知识水平被逐渐“拉平”，但是东西方的历史发展节奏却是相反的。
这种相反的节奏正好赶上了古代科学近代化的关键节点。于是，东西方的历史发展和社会转型就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在西方，是教权和皇权都拉拢资产阶级，结果双双失去权力，被资产阶级取而代之。
在东方，则是皇权借助民意，借助新儒家思想，重建了封建的央地关系。特别是满清入关后，由于封建皇权是外来的，外族的，所以与关内各地的资本势力牵连较少。这使得满清的政治运作较少被汉族地方的资本势力侵蚀、腐化和掣肘，皇家事务也免于被他们过多介入，进而反倒更好地实现了中央的团结，中央的集权，去完成自宋代开始的重建统一，重建封建皇权的工作。
至此，回头再看文章开头，别人说的那三条导致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就无法完全认同了。
首先，说中国文言文不适合自然科学发展，完全是胡说。中国有文、白两套语言体系。文言文不影响中国古代研发出领先的科技。而白话在“明清时期”已经流行为书面语。明清白话小说就是证据。所以，不存在中国语言不适合自然科学发展的情况。
其次，说中国古代不爱研究自然科学，而是钟情于研究人际关系，即社会科学，好去搞封建压迫，一来这不是事实，二来也没有考虑与历史发展节奏的关系。
自然科学在我国一直是较快发展的，是领先世界的。否则，我国也支撑不了这么多的人口和这么广大的疆域。
我国至少在明代还具有领先的科技水平。落后主要是在清代的这几百年间。清朝为了巩固统治，借用汉族几千年的文明积累发展自己，应该是在自然科学上采取了“官民隔离”的措施。大量先进科学知识被雪藏，只在少数专业人士手中传递，没有流入社会，借广大的民间智慧发扬光大。这是清朝逐渐落后，没有率先近代化、现代化的重要原因。而西方则在乾隆朝中期发生“第一次工业革命”。不到百年后，就有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反推回去，大概就是“明后期”到“清中期”的这二百年时间里，把中国积累了几千年的成就给葬送了。
然而论说这个责任时，把它推给中国语言，说中国古人或古代文明偏执又愚蠢，只爱好研究人际关系，推行封建统治，偏偏不爱研究自然科学，我认为是不对的，甚至可以说是严重错误的。
中国从宋代走向复兴封建的道路，恰恰与资本力量胡作非为有巨大的关系。资本力量的崛起恰恰就是生产力发展，科技发展的结果。而他们的自私自利、分裂国家，祸国殃民，诱发战争和动乱的行为，遇到了人类历史上最早也最强大的“统一文化”。
这种统一文化源于“炎黄”，成于“夏商”，巩固于“秦汉”。数千年的先秦历史，已经在分分合合的反复选择中，把“统一”写进了华夏子民的文化基因。所以秦汉之后，在中华大地上，分裂割据，自私自利，就是与中国人的“文化基因”相背离了。
“统一”的理念在农业社会，在古代，最好的代表就是封建皇权。但是，统一理念的根脉，深深地扎在农业生产协作共赢的“劳动意识形态”中。所以，统一理念的深处其实是“民本思想”。“统一理念”本身就带有社会主义的属性。
只不过在私有制社会的早期和中期，它表现为领袖或皇权的“门户私计”。于是就有以皇权为标志，以“封建”为方法，代表子民进行“替天行道”的治理，意图在“社会利益统一”的理念下，去协调私人和私利。但“私有制”毕竟与“民本思想”，与社会性统一的思想是不协调的。所以，私有制历史中的民本思想，就被扭曲成了封建皇权的形态，搞成了皇家的“门户私计”。
于是，一旦大私与小私矛盾，皇权与地方资本矛盾，斗争态势就会在中华大地上偏向封建皇权取胜，这是文化基因决定的。但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外传，在西方这块破碎的，没有统一文化基因的地界里，就呈现出资产阶级胜利，取得政权的结果，并由此产生了人民自由（实为资产阶级自由）的理念。
然后，资产阶级的狼群逐渐壮大，携带“自由理念”开始外出狩猎，将中国古代的封建统一皇权击败，这就把“民本思想”在新时代里重新提炼和释放出来了。此时，又恰逢共产主义思想出现，于是西方的殖民侵略没有把中国引向分裂再邦联的军阀共治形态，而是走向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持续统一形态。
与此相伴随，“民本思想”对统一的需求，在古代的农业社会必定抛弃宗教思想，出世文化，走向维护纲常，维护统一的儒家世俗文化。而在现代，它一定会经由“伪民本思想”，即资产阶级自由思想，走向真正的民本思想，社会主义文化思想。
参考文章：
2024.09.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