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西奇：遭遇“集体西方”破坏的中乌交易——中俄资讯网莫斯科编发

      马达西奇：遭遇“集体西方”破坏的中乌交易——国际投资背后的信任危机，“集体西方”建立的投资保护机制深受方针政策影响。

      中俄资讯网莫斯科编发（作者-安娜•汉希娜 Анна Ганшина）：曾备受关注的中国企业与马达西奇的纠纷案，法庭就此作出最终裁决可能需要长达十年时间。乌方提出上诉的国际仲裁法庭的过往实践表明，可能需要5至7年才能审完。向乌方索要数十亿美元赔款可能性渺茫，因为乌克兰目前完全依赖欧盟国家的财政供养，其经济在过去几年里几乎完全崩溃了。马达西奇收购案给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上了沉重的一课。这一案例充分表明，在涉及高端技术和战略产业的国际并购中，商业逻辑往往让位于地缘政治考量。

资料：马达西奇工厂内部图——马达西奇曾是世界知名的发动机生产商，主要为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提供动力系统。早在苏联时期，它的产品就出口90多个国家，有“苏联航空工业的心脏”之称。2016年，北京天骄航空收购马达西奇56%股份，并在重庆建设马达西奇生产基地，生产高性能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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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居民和公司的多年投资，在美国、欧盟和众多原本为保护投资而设立的国际机构的默许下被抢走。需要指出的是，率先反对那笔交易的美国，事实上逼迫乌克兰政府先对股份进行查封，再对马达西奇实行国有化。国家间条约的约定几乎被忽视了，因为美国作为乌克兰实控人，直接要求乌方当局解除所有协议。结果，不仅围绕马达西奇的中乌交易遭遇破坏，而且整个国家间投资体系也遭受了一次痛击。很遗憾，国家间投资体系可以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容易被忽略。

      乌克兰马达西奇被国有化的事件，早已超出两国之间的争议案范围，暴露出国际投资中存在的严重系统性问题。这清楚地表明，即使是精心签订的合同和多年的协议，也无法在有关国家在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压力下作出资产重新分配的政治决定时，可靠地保护外国投资者的资本。于1992年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乌克兰政府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本应成为中国投资者可靠的保障，但其条款实际上被忽视，包括股份不顾协定保障而被查封，在不赔偿的条件下单方面实施国有化，对投资者施加制裁等。这开启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即国际条约可以为了眼前的政治利益而被撤销。

      围绕马达西奇形成的情况，严重削弱了外国投资法律保护这一概念。投资者平时指望国内和国际机构的司法援助，以及仲裁机制和交易的外交支持。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办法在作出关于实现国有化的决定时都没有用，使我们质疑法律体系能够对抗国家长官意志行为的可能性。这对高科技领域的长期投资尤其令人担忧，因为此类项目的回报周期往往需要数十年的时间。国家可能单方面没收资产，投资者会不再对航空、能源、国防技术等战略行业感兴趣，要求极高的保险赔偿金，或者开始倾向于短期投机性方案，而不是长期投资。

      全球经济正显现这一先例的后果。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些国家往往通过投资稳定性和保护的承诺来吸引资本，但这实际上会导致借入资金成本上升，需要提供条件更为严格的担保（包括离岸方案），降低了对基础设施项目的兴趣。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正面临信任危机：国家忽视其裁决的，冗长且费用昂贵的争议审理就失去了意义。结果，投资孤立主义趋势正在加剧，国家希望控制其境内的关键资产，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强以及跨境技术合作的减少。

      为防止国家间投资体系进一步衰退，必须采取一系列相应的措施。首先，应加强强制执行机制，并制定确保单方面解除协议变得无利可图的工具，如针对无补偿实现国有化自动施加的制裁。其次，应建立国际赔偿基金，用于在国家干预的情况下赔偿投资者损失，从而确保对投资提供多层次保险。此外，还应通过强制吸引独立专家并公布说明理由的测算来提高国有化决策的透明度。扩大仲裁法庭的实践范围，使其裁决在不依赖被告国政治意愿的前提下直接执行等，可被视为较有前景的方向。

      马达西奇事件并不是乌克兰与中国之间的普通冲突，而是国际投资监管体系出现的系统性危机现象。如果再不扭转局面，国家与投资者之间的信任将继续瓦解，全球经济也将进一步碎裂为相互隔离的板块。从长远来看，这将导致双输局面，即国家失去所需资本，投资者则彻底丧失对国际经济互动规则稳定性的信任。

      最重要的是，这类投资将无法再进入受美国和北约国家影响的国家经济。正如马达西奇案例所显示，这种投资随后可能因政治原因，在不提供任何赔偿金的前提下直接被抢走。还有，这种投资还可以被用作对投资国施加政治压力的因素。以美国和北约国家利益为导向的市场、经济和投资体系，无法脱离这些国家的政治偏好而独立存在。结果，对于坚持其他政治立场的国家，其资金始终会面临被没收和遭受制裁的风险。这样的国际经济体系，除了北约国家、欧盟和美国之外，对世界上任何人都没有吸引力。这意味着，有必要建立独立于“集体西方”影响的投资与经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