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1840史观需要直面所有相关历史是非

　　我的主张是，在实事求是评判历史是非曲直的基础上，坚持1840史观，维护民族团结。所以其他史观在我看来是没位置的，但实事求是评判历史是非曲直，我认为我们还未必做得很好。也因为这一原因，会造成很多人对1840 史观产生了怀疑。

　　看待历史有很多角度。如果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上去解释历史，也是能够做到相当程度上的实事求是的。最近沈逸教授有个视频《沈逸老师谈什么是正确的民族史观！》。他的表述，在我看来就是这方面最合理的一个，推荐大家看一看。他把其他史观的由来和危害讲清楚了，也讲了不可以拿“西方特色”的那套史观来硬套中国历史的道理。

　　只是我认为，中国历史不能只从特殊性上去理解，而是还要讲一般性——对我们、西方和所有文明都成立的那些道理。沈逸教授讲的不是不对，而是还有该讲但没讲到的东西。讲这样的道理，涉及的是历史是非评判标准和历史是非与中华文明融合的事实。

　　我们这个融合了多民族的文明，共同前途和出路已经是事实，所以评判标准也很清楚，那就是，历史上更顺应这个共同前途和出路的更正确，更违背的则更错误。

　　历史上那些用武力征服、屠杀不同文明，用不平等政策统治和歧视不同文明成员而试图获取单方面利益的行为，都违背共同前途与出路，因而是错误的，是文明融合的负面因素而不是正面因素。文明融合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才可以成功，而从没有相反的例外。

　　元、清两朝代，就明显存在上述武力征服、屠杀、不平等统治的行为，而且其对当时中原文明的屠杀行为已经造成了数千万人口的死亡，占当时人口比例的25%-60%（AI给出的数据，历史记载有不准确的成分，但大致是这个范围），它们显然并不能被看作是正常的历史上的改朝换代。

　　但这两个朝代，其版图基本都在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内，其统治都在不同程度上向当时的中原文明的根本利益做出了妥协，其负面的努力也最终未曾在事实上改变中原文明的根本利益，同时在其间和其后也形成了事实上的文明融合，最终原本不同的文明走向了共同前途和出路，所以这两个朝代依旧属于中国历史上的朝代，而不能被排除在中华历史之外。

　　我这里说实事求是评判历史是非曲直，意思就是要将对文明融合有益和有害的的部分彻底分清楚，而不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地只给一个模糊评价。

　　AI最初也是说这两个朝代“客观上促进了更大范围内的民族融合、文化交流和版图整合，为现代中国的疆域奠定了基础”，但对这个模糊说法，在我指出“你的错误是，一个杀手杀了不少人，但当时人口正增长，因此你说杀手客观上促成了人口正增长的结果”之后，AI也承认它“混淆了‘结果’与‘行为’的因果关系，犯了‘后此谬误’和‘目的论’的错误”。

　　这里的“民族融合、文化交流和版图整合”，事实上不是武力征服和统治的结果，而是这种征服和统治被彻底击败和反转的结果——蒙古和中原的斗争不是结束于明朝建立或元政权灭亡，而是在明朝延续了200年，在清朝还有较大反复；清朝也亡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辛亥革命。文明融合，则完成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绝不是这两个朝代统治者之功——这两个朝代的统治者设想的融合是不平等的，根本就不是后来事实上的融合，真正的有效融合努力来自民间的合作与交流，是双方人民的贡献而不是元、清统治者的贡献。版图的整合，也是建立在民间文明融合成果的基础上，而不只是元、清统治者的努力——这种不同，可以通过对比欧亚其他几个通过征服得到土地的帝国，帝国解体、衰落之后，他们的更大版图或者彻底丢失或缩水（亚历山大马其顿、罗马帝国、英、法、西班牙、葡萄牙、奥斯曼），或者至今都不稳固（从沙俄到俄联邦）。中华文明的融合发展能成功，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融合能力和意愿，原本的中原文明对此贡献更大，原本的其他少数民族文明可以接受融合结果也是必要条件，这是各方的人民在不断实践和认识中共同努力创造的历史。

　　沈逸教授的视频，没讲共同前途和出路，没讲是非评判标准，也没针对性去评判历史是非。指出用西方特殊性硬套中国历史不对，却没能指出西方自己的特殊性认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本身对他们自己就是错误的，这是他们自己发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不直接评判自己的历史是非的模糊，也会给我们文明内的错误史观继续留下生存空间，这并不利于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团结和统一，最终必须建立在直面所有相关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捂盖子的思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