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纯的1644史观或1840史观并不独立存在，其背后往往隐含着几种不同的历史观念

应该说单纯的“1644史观”或“1840史观”概念并不独立存在，其背后往往隐含着几种不同的历史观念。

一个是古典帝国的天下观，“天下观”是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文化主义的秩序观，以朝贡体系为国际秩序基础。自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的入侵对这一体系造成了根本性冲击。在西方武力的压迫下，天朝上国的地位摇摇欲坠，周边藩属体系也逐渐瓦解。从这一角度来看，1840年之后所形成的史观，可视为传统天下观在危机下的延伸。与之相对立的，则是接受西方民族国家史观以及内亚史观的影响，其思想渊源可追溯至日本的东洋学说。

一个是唯物史观，之所以1840年为界，主要观点是以1840年为分界线，中国最典型的特征是外部资本开始进入中国。虽然起初范围很小，但是这也使得中国产生了有史以来第一批无产阶级，而中国的资产阶级诞生是远远晚于无产阶级的。是中国诞生了无产阶级这一现代社会的雏形基础的情况下，历史进入了新的一章的问题。这一点虽为历史教材常见考点，却在抨击“1840史观”的论述中常被忽略。

一个是国族史观，这种史观是中国大陆主流历史教育的基石，一方面是运用现代民族国家的危机叙事，另一方面给传统天下观打补丁，这种史观是一种“防守整合”型叙事。通过梁启超创造的“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和“近代屈辱”“救亡图存”这个共同记忆，修补并挽救了“中国”这个主体的连续性。当然，这不是没有问题，简单的“1840年史观”在叙述中国道路时，也容易强调其“历史必然性”，沾上了不少辉格史观以今度古的“目的论”。如果历史被简化为“先进”战胜“落后”的线性进步故事，那么当现实发展遇到挫折，就很容易产生一种判断：既然我们未能达到那个预设的“进步”目标，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在根子上就“落后”了？过程可能伴随非常激烈的内在批判，最极端的就是河殇。

而今被发明的“1644史观”则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解释路径。它将反思的矛头从文化本质转移到了异族侵略上。按照这种逻辑，近代的悲剧并非其文明内在缺陷的必然结果，而是一次由外族入侵造成的“打断”。因此，它确实绕过了对文化进行彻底批判和自我否定的内耗，转而强调一种历史命运的偶然性和外部性。

能治疗内耗是好事。不过按照施特劳斯的“显白”与“隐微”的教诲，现在像一些人公开言论表现为文化自信，但目的是吸引大众，避免直接冲突，对应“显白”教诲，旨在维护表面和谐，让思想易于传播。但他们的核心信念是汉人的民族国家没有“完成”，这不能明说，只在内圈传播，对应“隐微”教诲，只针对被“启蒙”的少数人。对于这少数人来说，“现代”还没有完成，他们真正要的是剥离满清以降的“污染”，重建“正统”和一个文化边界清晰、历史叙事连贯的民族国家，类似想象中的欧洲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模式（存不存在这种国家另说），目前最好的参照是日本（日本所谓单一民族国家的建构同样是去帝国化暴力工程，其内部长期存在阿依努人、琉球人等少数族裔的抹除问题）。一些皇汉对日本的暧昧性态度也是起源于此。

这套观念最大的敌人，就是古典普世帝国观念。诚然，传统的“天下观”已式微，但传统帝国所遗留的广袤疆域与多民族人口结构，却迫使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者不得不探索一种新的整合路径——即在形式上吸收现代民族国家的架构，而内核中仍保留若干“帝国”和“天下国家”的特质。这种转型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应对近代以来国家建构的迫切需求。无论是革命党人后来提出的“五族共和”，还是K记民国时期试图将国内各族群界定为“中华民族”框架下不同“宗族”的尝试，其目标皆是在“一个中国”的体系内，整合帝国遗留的多元族群遗产。最终被费孝通提炼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成为官方论述的基础。而这套叙事在键政圈有更为熟悉的名字——团结壬。

可以说，中国的国家建构始终存在“帝国-民族国家”的双重性。这种对立本质上是关于“何为中国”的权力争夺。皇汉试图将中国历史从“帝国”传统中剥离，重构为标准的民族国家起源神话。一种路径是“消化”，借由取消民族识别，确认汉文化作为国家文化的唯一性，；另一种路径是剥离，构建一个族群与文化高度均质的“民族国家”。这两路径的群体不一定互相认可。

值得注意的是，皇汉话语的传播效力并非依赖以上核心主张，而是依托于更广泛的社会矛盾来积累声势，皇汉目前和地域黑、海岛奇兵的关系类似汉献帝和曹操的关系，汉献帝可以给曹操当人形图章，他才能继续当他的汉献帝，保持影响力。

与之相对，“多元一体”框架则试图在维持疆域完整的前提下，构建超民族的共同体认同。不过在历史叙述上，往往采取“宜粗不宜细”的策略。这种技术性处理效果长期以来并不好，折射出文科建设与学界阐释能力十分欠缺。若处理不当，便容易引发各方对历史解释权的质疑，导致谁都可以呛一口团结史观。

自十九世纪以来，面对传统老大帝国的解体压力及其后续的秩序重建，现有社会科学理论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少数在较大规模旧帝国体系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被验证具有一定适用性的理论资源，它提供了一套包括经济制度与意识形态愿景在内的整体方案。中国与苏联都曾依托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原有帝国疆域范围内的政治认同，这体现了马列主义在整合多元结构方面的潜在功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斗争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