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希棠：我权力很小，但我能让你痛不欲生——明代的刁难哲学

洪武十八年，史书中的明帝国蒸蒸日上。

某个寻常的日子，溧阳县（今江苏常州溧阳市）的百姓们听说新知县要下乡巡视，耆老们带着人早早就聚在道旁恭候。

他们们整理好衣冠，商议着该如何迎接这位陕西来的父母官李皋。

然而当官队浩浩荡荡抵达时，众人却懵了——一群骑驴的人簇拥而来，个个头戴宣帽，打扮一模一样，根本分不清谁是县官。

“县官是哪位？”有人小声询问。

旁边人指了指：“出皂隶一驴头者，县官也！”领先皂隶一个驴头的正是知县。

这番景象荒诞得令人啼笑皆非，却是溧阳百姓的日常。在溧阳，真正当家的不是李皋，而是一个叫潘富的皂隶。

潘富此人，本是衙门最底层的差役，却深谙官场之道。

李皋甫一到任，潘富便施展浸润之术，用民脂民膏在苏州买来一名女子献上。这女子先是住进了县衙，后来却被潘富占为己有，安置在自己家中。李皋偶尔去探望三五次，竟也拿潘富毫无办法——这位父母官，已经彻底成了傀儡。

真正的恐怖还在后头。潘富与衙门诸吏合谋，设计出一套蛮不讲理的敛财之法：全县百姓，人人都要上缴“荆杖”——这原本是衙门备用的刑具。

百姓们辛辛苦苦砍来荆条送上，潘富却百般挑剔，这枝太弯，那根太细。然后派人将百姓打一顿板子，逼其交钱了事。等钱到手，荆杖的事自然不了了之。

这套把戏，朱元璋在《大诰》里写得明明白白：故推不好，不行收受，留难刁蹬，生事捶楚。

一个皂隶，竟能让一县之民倾家荡产，让一县之官俯首帖耳，可见法度之废弛，监管之虚设。

溧阳乡民黄鲁实在忍不下去了，他冒死进京告状。朱元璋闻之震怒，立刻派人查办，李皋伏诛，潘富逃亡。

按理说，这案子该到此为止。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洪武皇帝见识到什么叫“民顽”。

1.八百里接力的护送

潘富逃出溧阳，投奔广德（今安徽宣城广德市）。广德的蒋士鲁是个读书人，居然亲自出面，带领潘富逃亡。

追捕的人马赶到建平县（今宣城郎溪县），又有王海三等人暗中通风报信，将潘富送回溧阳；

溧阳的朱子荣等人再把他转移到宜兴（江苏无锡宜兴市）；

宜兴的杭思鼎接力送往安吉（浙江湖州安吉县）。

安吉的潘海送至长兴（湖州长兴县）；

长兴的钱弘真送到归安（湖州吴兴区）；

归安的吴清甫送去德清（湖州德清县）……

这是一条横跨江南数百里的地下护送链，参与者遍及溧阳、广德、建平、宜兴、安吉、长兴、归安、德清、崇德九县，前后接力十八次。每个环节都有“良民”接应，每个节点都有乡绅打点。他们就像接力赛一样，把这个朝廷钦犯从一县送到另一县，从一村护到另一村。

潘富逃亡路线图

为什么？因为潘富有钱，因为潘富“懂事”，因为帮了潘富，以后自己家里有事，也能找这号人物疏通。更重要的是——潘富代表的那套体系，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生态。今天帮潘富，明天遇到事，就有别的“潘富”来帮自己。

最后，追捕者在崇德县（浙江嘉兴桐乡市）找到了潘富的藏身处。那是豪民赵真等人的宅院，赵家家资数万贯，平日里养着五十多个无业游民充当打手，还跟附近两百多户人家结成私盐贩卖网络。

官差刚到，赵氏兄弟立刻把潘富转移到千乘乡的寺庙里。僧人澄寂、周原善更绝，直接召集两百多个壮丁，把追捕者围困了整整一夜。混战中，官差被杀死一人，杀伤一人。直到天明，僧人才放这些官差离开。

2.一网打尽的代价

消息传回京城，朱元璋的怒火烧到了顶点。

这不是简单的窝藏罪犯，这是整个江南基层社会的集体造反——从儒士到僧人，从豪户到贫民，从县城到乡村，所有人都在为一个恶吏开脱。这说明什么？说明在百姓心目中，潘富这样的恶吏，作用比高官更大，比皇帝更近，比王法更有用。

朱元璋下令：赵真及两百余户人家，抄家灭门；持械对抗者，就地正法；沿途参与护送的一百零七户，全部枭首示众，家产充公。

一个皂隶的逃亡，最终牵出三百多户人家，数千条人命。

《大诰》里，朱元璋悲愤地写道：“见恶不拿，意在同恶相济，以致事发，身亡家破，又何恨欤！”看见恶人不去抓捕，是想着同恶相济，等到事情败露，家破人亡，又有什么好抱怨的？

这话说得没错，却也透着无奈。因为在老朱眼里，这些人都是“顽民”；但在那些“顽民”眼里，恶吏才是真正能办事的人。县官三年一换，恶吏世代相传；县官高高在上，恶吏就在身边。你说该信谁？

百姓不是不畏惧皇帝和王法，而是王法不能庇护自己，恶吏在侧，他们只能割肉喂鹰，任凭吸血。

3.歙县治安专员的生财之道

歙县吴庆夫案可以说明，一个拥有蝇头权力的基层公务员可以发多大的财。

吴庆夫本是洪武年间歙县乡民，他买通县里的官吏，弄了个“巡栏”的差事。所谓巡栏，本是维持治安的角色，到了吴庆夫这里，却成了横征暴敛的工具。

乡民程保从外地买了两头耕牛，吴庆夫上门要税钱二十六贯。程保盖房子，木料都是自家山上砍的，吴庆夫索要八十贯。有小商贩挑着干鱼进山，吴庆夫直接拿走三十斤当“税”——要知道，一个壮汉最多也就挑百来斤货，这一下就去了三成。

更绝的是，吴庆夫在全县推行“门摊税”，不管你开不开店，只要有门，就得交钱。

歙县在万山之中，百姓本就艰难。木料是自家山场的土产，耕牛是凭官府文契买来的，盖房是为了安家立命，卖鱼是为了糊口度日。这些再正常不过的营生，到了吴庆夫手里，都成了敲诈勒索的由头。

朱元璋给明朝定的税率是“三十税一”。吴庆夫收的是多少？程保两头牛价值大约八十贯，他要二十六贯，税率超过三成；盖房木料自产自用不该收税，他要八十贯；小贩挑百斤鱼收三十斤，税率三成。

这还是“税”吗？这是明抢。

案发后，朱元璋下令将吴庆夫押回原籍凌迟处死，其弟其子同样枭首示众。诏书里特别写明：“今后为巡栏者，倚恃官威，剥尽民财，罪亦如之。虽赦不宥。”即便遇到大赦，这种恶吏也不得赦免。

4.刁难民众从中牟利

相比潘富和吴庆夫，上元县知县吕贞的罪名看起来“温和”得多——他只是“阻滞政令”。

洪武年间，朱元璋推行“见丁着业”政策，让每个成年男子都有田种，有活干。这本是利国利民的好事，结果到了吕贞这里，却卡住了。有个叫王七的百姓来告状，说自己按政策该分到田地，却迟迟办不下来。一查，吕贞收了别人的钱，故意把事情压着不办。

《大诰》里，朱元璋痛骂吕贞：“有司惟在宣布条章，引民遵守，民若钦遵，实官之福也。”地方官的职责就是宣传执行朝廷政策，百姓遵守了，官员才有政绩。吕贞倒好，公事不办，私事卖力，最后落得个杀身之祸。

吕贞的案子看似简单，实则最能说明问题。潘富、吴庆夫是赤裸裸的恶吏，人人得而诛之。吕贞却是“正经”的朝廷命官，七品县令，进士出身。他不算贪得无厌，也不算横行霸道，只是“稍微”收点钱，让政令“稍微”慢点执行。

但正是这种“稍微”，才是最可怕的。因为它表明：恶吏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整个系统的常态。从皂隶到巡栏，从差役到县令，每个环节都有人伸手，每个层级都在分利。

5.永远除不尽的恶吏

朱元璋杀了多少贪官污吏？《明史》没有确切统计，但可以确定的是，杀到后期，京城附近都找不到足够的官员补缺，不得不从监狱里放出犯过轻罪的读书人来顶班。

可是杀得完吗？

潘富死了，还有千千万万个“潘富”。吴庆夫死了，还有千千万万个“吴庆夫”。吕贞死了，还有千千万万个“吕贞”。只要那套生态还在，只要那条利益链还在，恶吏就会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长一茬。

更可怕的是，老百姓已经习惯了这套体系。你看潘富案，三百多户人家联手护送，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潘富是恶人，而是因为他们需要这样的恶人。办事要托人，托人要花钱，花钱要找门路，门路就是这些恶吏。

朱元璋在《大诰》里反复告诫百姓：“所在良民，推此以戒狂心，听朕言以擒奸恶，不但去除民害，身家无患矣。”希望良民们以此为戒，听从皇帝的话去抓捕奸恶之徒，这样不但能除去民害，自己家也不会遭殃。

话说得恳切，道理讲得明白。可是老百姓会听吗？

皇帝远在天边，恶吏近在眼前。皇帝的诏书一年能看见几回，恶吏的嘴脸天天要面对。皇帝说要为民做主，可谁能保证下一任县官不是另一个李皋？与其指望青天大老爷，不如跟眼前的地头蛇搞好关系。

这才是最悲哀的地方。不是恶吏太强，而是民心已死。不是法度不严，而是人心已变。

洪武朝杀贪官的刀再快，也快不过人性的劣根；《大诰》的文字再严厉，也严不过现实的妥协。朱元璋想用重典整治吏治，却发现自己面对的是整个社会的共谋。官、吏、民，每个人都在这张大网里，每个人都是既得利益者，也是受害者。

而朱明皇室，恰恰是这套体系的最大受益者。

正如明末黄宗羲之《明夷待访录》里所说：“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皇帝如此，官吏亦如此，衙门如此，胥吏更如此。

恶吏不除，国无宁日。可是恶吏背后的那套体系呢？那个让恶吏层出不穷的土壤呢？那种让百姓宁可助恶也不愿守法的心态呢？

朱元璋杀了一辈子人，到死也没想明白这个问题。

或许，他其实想明白了，只是不愿承认罢了。